二期寄语
茶楼开张，首辑数篇杂文随笔，笔触轻松，内容却格外厚重，发人深省，迎得读者好评。本期数文本是茶楼开张前投来的，因路窄人多，只好排作第二期，但品质绝不逊于首辑。篇篇精彩，恕难一一评点，在此本人作为楼主，权且将拜读诸文后心得充作本期寄语。
雄柏教授对“官味的品鉴”有独到见解，文章标示出当今中国的官僚阶层早已官气十足，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对官是那样的兴趣盎然、丧心病狂和志在必得呢?”官味是香是臭，还是亦香亦臭?若说官味香，孰不见公务员职位已成为千万学子求职之首选，年年报考者如过江之鲫。孰不知官职已成为谋权牟利之利器。本人虽在校内曾谢绝为官之邀，但也曾戏言“我反对腐败，但不拒绝腐败。”若说官味臭，一定是那一拨拨“前腐后继”者弄专权以牟私利，使得官吏在民间落下恶名，且每况愈下。然而，久而久之，贪腐之风愈烈，使人“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招来更多臭味相投之人。不禁使人发问：当今主动投身官场者的动机，为私为公?显得愈发可疑。文章最后列举贪官的“六怕”，实为点睛之笔。若贪腐日久，藏于秘处，不敢揭示，自然溃烂生蛆，恶味四溢，岂能不怕遭致“双规”。
郭明博士奉献出来的“监狱的隐喻”是他多年潜心领悟而获取的一份心得，选自同名著作。那本书是我与何家弘出面相约的，准备与我的《犯罪的童话》、何家弘的《证据的困惑》结成系列。但命运多舛，他这本书十年后方才面世，然而这并没有丝毫减轻这本力作的价值。郭明开生面地提出，解读“监狱现象”仅有“驴文本”(科学文本)和“马文本”(文学文本)不够，还需要“骡文本”(综合文本)。这份“骡文本”是以哲学思辨和人文主义的要素所构建的。相较之。“犯罪学茶楼”中所有的文章篇篇都是“骡文本”，都昭示着犯罪学作为一门整合学科的深厚的内在张力。
监狱的隐喻这个题目一上来就给人无限的遐想。监狱这玩艺一定是那些有权的人剥夺另一些人的权利并限制他们自由的器物。不论监狱里那些倒霉的家伙抱有的是善的或是恶的动机，他们都因为触犯了刑律而不加区隔地被关进监狱。其实，他们有的该关，有的不须关，有的关了也无用，
别以为人们设计出监狱是专门给别人用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设计牢笼，不知不觉地将自我禁锢进来，将自我与外界隔绝起来。比如，当你把家里的所有门窗都装上防护铁栏之后，就会发现如果你家门口起火，你将无处可逃，必死无疑。你会发现窗外的盗贼们反倒是自由的，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笼子中的你，反倒不折不扣就是个囚犯。人设计了监狱就是想把一些人禁锢起来，用囚笼来扼制一些人的野蛮，但这种禁锢也是一种野蛮，人类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更文明的办法来消除人际冲突中的野蛮。然而，因为被囚禁的是理性的人而不是野兽，于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都不可否认这不过是两种野蛮的对接。
如果说监狱将来终究要消失，就意味着它在现实中的存在只不过是人类的野蛮和暴力在消亡过程中的遗迹，除了那些物化的监狱，虽然隐喻中监狱仍将在现时生活中约束着我们心灵。但是文明是不会停步的，世界一定会更加开放而自主，隐喻中的监狱总有一天不再成为自由的牢笼，不再能阻挡住人类探索的触角，不再能折断人类思维的翅膀，不再能逼迫人们自我禁锢、画地为牢，不再让所有的民声民怨止于内室。我们终将生活在一个隐喻中的监狱成为历史陈迹的社会里。
星水律师的文章把犯罪与人性做了对接，这是许多钟情于基础理论的犯罪学家魂牵梦萦的一个话题。对形而上的人性之恶做出实证性的经验论证，这正是其他学科不能企及的，也正是犯罪学家的使命。星水认为社会冲突的成因无非是三类因素所致：一个是善与恶的较量；二是恶与恶的较量；三是善与善的较量。于是，人性无论善恶，这世界的冲突便历史性地丧失了消弥的终点。
社会中必然存在着终极的、普适的善，没有这种善，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的族群又怎样理解和融合呢。这种善，就像货币这样的一般等价物让所有的人都能平等相待而各得其所。这种善，就像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容忍滥杀无辜、强暴妇女、贪占钱财一样。不能想象各个族群之间没有这种放置在同一条底线上的价值，不能想象每一个族群都把持着只有自己才喜欢的理念，而同时又声明自己愿意参与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说，这种合作一定是有限的。因为不承认普适(底线)价值的族群中的决策者，一定会创造出一些只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观。一定放任社会价值的失范，一定比民众对底线价值的麻木更加麻木。就像当前社会的民众对贪占、对暴力、对擅权已经表现出普遍的无视、无奈和无望一样。
其高教授应当是我国大治安理念的首倡者，他的后半生为我国的综治事业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牺牲。他对于综合治理所取得的成果是具有前瞻性和创建性的。今天他在这篇有关综治的文中提到了地方综治立法存在的种种问题。其一，“立法如林，执法如零”。向上负责必然只讲政绩(立法如林)不讲效绩(执法如零)。为什么在经济领域可以让这样去做的企业寿终正寝，而在政府部门却能够长时期地一意孤行却活得依然故我；其二，“全国各地的综治立法千篇一律” 强制推行一元化，必然不允许因地制宜。试想一下，地处高原、人迹罕至的少数民族省份与上海江浙地区制定内容相似的综治条例，岂不滑天下之大稽。其三，把综治工作做得“像真的一样”。诚信还是诚信!没有诚信的国度是没有前途的国度，没有诚信的政府是没有前途的政府，没有诚信的民众也是没有前途的民众。中国和中国人只有在敬畏客观崇尚真实中才能自救。
以上现实是荒唐透顶的，却是不争的事实、普遍的事实、人人皆知的事实。这些问题不单是综治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问题。在几十年前就早已有之，于今为烈。与这些问题做斗争的战士们像勇战风车唐吉诃德一样，虽然精神可嘉，但最终一定是无功而返。因为我们并没有理解“制度创新”的要害是从源头展开，牵一发而动全身，才有可能从根本启动新的开端。
是为本期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