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当时我只有4岁。”汉森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回忆起了童年的惨痛经历。
今年76岁的汉森是一名挪威与德国的混血儿，父亲是一位德国的纳粹士兵。
“他们称我为‘纳粹小子’。但这不是我的错。我出生就是这样。希特勒，战争，这都不是我的错，我还是个孩子。”
在挪威，曾经大约有10000至12000名儿童由挪威妇女与德国士兵所生。在二战中，这些儿童曾经被视为德国民族的“接棒人”而受宠若惊。但在战后，这些儿童以及他们的挪威母亲，却都遭到外界的排斥和不公平对待，被挪威社会认为是叛国者，备受歧视与迫害。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挪威政府對这些人的态度终于发生了转变。
10月17日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正式发表道歉，为这些因与德国士兵发生关系或疑似发生关系后产子而受到无尊严对待的妇女感到哀痛。“没有任何公民可以在未经法律审判或宣判的情况下受到惩罚，当年的挪威当局违反了这项基本原则。”索尔贝格在出席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七十周年的活动上说道。
但那些被称为“德国女孩”的挪威妇女，大多数在很久前就已经过世，再无法听到这声道歉了。
“生命之泉”计划
“德国女孩”不幸的根源，在于希特勒的一项邪恶计划。
在希特勒看来，只有雅利安人和德意志人才有资格作为“文明世界”的建设者，其他诸如犹太人则是“劣等种族”和“糟粕”，应该被淘汰和灭绝。若要保持雅利安种族的“纯度”与“优质”，就必须进行种族“培育”，进而建立一个有优等种族组成的德意志帝国。
1935年，纳粹提出了一个叫做“生命之泉”（Lebensborn）的概念，这个词在德语里的意思是生命的源泉。作为党卫军（SS）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建立起“生命之泉”之家，用来提高雅利安人的数量。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为该计划的幕后首脑。
“它的目的是巩固德国人及雅利安人的种族。”奥斯陆大学当代历史系副教授帕特里克·伯恩哈德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 伯恩哈德把“生命之泉”之家形容为“种族化福利”：孕妇被认为有优越的种族地位，在生育孩子后能收到抚养费。
1940年4月，身为中立国的挪威遭到纳粹德国入侵，超过30万名德国士兵进驻挪威。当时的纳粹高官对挪威人情有独钟，认为挪威人金发碧眼的长相，有助于纳粹政权宣扬雅利安人优越论，也因此把优生计划“生命之泉”大举扩张到挪威。
“他们是想对有‘种族价值’的儿童进行照顾。”奥斯陆大学犯罪学教授谢斯蒂·埃里克森表示。
虽然其他被占领的国家也存在“生命之泉”之家，但相比之下，挪威境内的数量较多，至少有八个。
“这与纳粹如何看待挪威有关，”伯恩哈德说道，“他们觉得挪威这个国家和社会，在种族方面与德国很接近。”
挪威妇女和德国士兵发生关系，进而诞下了成千上万名挪威—德国儿童。
“如果可以，我想重新选择父母”
但1945年二战结束后，这些儿童受到社会污名化的对待，很多人还遭受虐待。他们的母亲因为和德国人发生性关系而被称为“德国女孩”。
挪威解放后，与德国士兵结婚的妇女被剥夺了挪威公民身份，和她们的孩子一起被驱逐到德国。
“在等着被驱逐的日子里，他们会被关押在特别营中。”埃里克森教授说道，虽然和德国士兵联姻并不违法，这些妇女却被视为罪犯。她们在营区里曾度过几日、几星期或几个月不等。
而在营区外，“德国女孩”们也难以逃脱社会的谴责和虐待。
“有的人被街头的暴民剪掉了头发——这被认为是一种街头正义。”埃里克森说，“当局看到了民众对这些妇女的愤怒，也想惩罚她们。”
伯恩哈德认为，在当时的挪威，对这些妇女实施的暴力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她们被描述为妓女，被认为精神不正常，因为‘她们一定是疯了才会和德国士兵发生关系’。” 他还表示，更糟糕的是，有人认为她们的身体属于这个国家，而国家有权惩罚她们。
不仅仅是“德国女孩”在社会上受到了歧视与迫害，对于她们的孩子来说，成长也充满了恐惧。
“仅仅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德国人，我就得在精神病院度过人生的头20年。”1942年出生于“生命之泉”之家的汉森说，“我们是战争儿童，且仅仅因为父母的身世就被认定是‘智障’。”
在精神病院里，有一对五岁左右小兄妹被放入猪圈两天两晚。然后在厨房，他们被放入一个浴缸里，用酸擦洗，直到体无完肤。院方解释称，因为他们要必须把纳粹的气味洗掉。
“我没有权利选择父母。”汉森说。“如果我能，我会选择不同的。”
与汉森有类似经历的弗莱舍女士回忆称，“我用挪威语学到的第一个坏话是，‘德国妓女’。”
她说：“我很快就知道我有些不对劲，我的血液基本上是错的。我是个令人讨厌的孩子。”
当她的母亲与一位挪威抵抗运动的前成员结婚后，家里的情况变得更糟。“我的继父，有充分的理由恨我，他做到了。他对我母亲和我都很粗暴。”
13岁时，无法忍受现实的残酷，弗莱舍逃离了家，18岁时离开了挪威。“我知道，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我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她说。
“我们为什么要补偿敌人的孩子？”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弗莱舍、汉森以及其他当年受过虐待的数百名儿童，一直起诉挪威政府，希望得到道歉与赔偿。
2002年，挪威官方承认了这些孩子所遭遇的痛苦，政府向受到虐待的受害者进行了补偿。
据政府发言人特露德·玛塞德称，当“个人、记者和研究者，把那些和德国士兵发生关系的挪威妇女及女孩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摆上台面”后，政府决定检视当局对待这些妇女及其家人的方式。
2007年，一群拥有德国血统的后代将挪威告上了欧洲人权法庭，要求对自己失去的童年进行赔偿。但是，因为距离事发的时间太久远，这个案子被裁定为不可受理。
不过，当挪威的世代发生了变化之后，大部分年轻人已不太熟悉这场战争，道歉的时机到此刻才变得成熟。
“但是挪威很多老一代的人依然认为，那些妇女跟德国士兵发生性关系，是不爱国且背叛祖国的表现。”埃里克森说道，由于战争的持久痛苦，一些挪威人反对任何赔偿。有些民众认为，“敌人杀死了我的父亲，甚至杀死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们为什么要补偿敌人的孩子？”
汉森用自己的人生给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在精神病院被关了20年的他，目前在奥斯陆的一所大学里以擦地板为生。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但从未有过自己的孩子——因为担心会受牵连而受苦。
雷达尔·加布勒出席了在奥斯陆举行的道歉仪式——母亲在22岁时曾和一个德国士兵相爱，并有了他——他对在场的媒体说，“受到直接影响的人如今已不在世上了。但当时的政策依然累及她们的家人和孩子。” “我们一定要出席这个道歉仪式，因为这是一件好事。”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