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伯驹
北京后海南沿26号院，张伯驹潘素故居，朱门灰墙，静谧怡人。在院子里一棵已有百年的丁香树下，张伯驹潘素的独女，79岁的画家张传彩老人，把与父亲张伯驹在一起的日子对我娓娓道来。
一捐献国宝买公债
张传彩展示了一张1956年的“褒奖状”，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褒奖状”的书写及签发者为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
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对于这三万元奖金，张伯驹坚持不受，怕沾上了“卖画”之嫌。郑振铎劝说，这不是卖画款，只是一种鼓励。张伯驹夫妇收下钱后，拿去买了公债。
实际上，这次捐献因公债而起。
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张伯驹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饭后，在文化部机关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会议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不再谈买公债的意义，而是抓落实。当然，在这个时候，购买的金额也反映了态度。在1955年前，中共实行供给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干部手中并没有多少现金。在这次座谈式的小会上，部长沈雁冰自报买五千元公债，副部长夏衍买四千元。作为党外人士的郑振铎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郑振铎环顾会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张伯驹身上。在与会的几十个人中，他是被公认最有钱的人。但张伯驹已不是昔日的巨富公子了。
父亲母亲将珍藏的八件国宝级的法书捐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文化界引起震动。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人民币，国内各大报都发了消息。
二因戏剧而“右派”
在捐献国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了张伯驹的头上。
1956年，张伯驹发起成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和“北方昆曲剧院”，组织演出。这时，文化部要求挖掘传统剧目。他对文艺突出政治早有看法，曾比喻说：“譬如炒了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问题吗？吃饱了，吃好了，工作有精神了，这就是政治了。”
1957年8月30日、31日，戏剧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张传彩说：“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单位里头还让我们划清界限呢，我都有点不服。可是我父亲说，‘哎，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他会原谅别人。他说，‘我只要自己没有亏待党，我是没有反过它说一句它不好，我心很坦然。’”
这是一出戏引起的。
1957年4月10日，文化部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就贯彻“双百”精神在开幕式上提出：“今后戏曲节目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越放越灿烂，使鲜花更多地出现。”
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张伯驹的确兴奋起来了。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将老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策划每周演出一次，推出老戏《宁武关》、《祥梅寺》。他对老人们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
张伯驹女婿楼宇栋撰文解释说：“《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武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没有功力的演员也无法登台演出。这个时候的张伯驹满脑子是纯艺术，他根本不去想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人。是共产党推崇的农民革命领袖，是犯忌的。”
此外，张伯驹尤其关注《马思远》的解禁复演。
《马思远》一剧是老演员于连泉（1900—1967，花旦演员，艺名小翠花）的拿手戏。内部演出那天晚上，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受邀观看。据《文汇报》驻北京记者谢蔚明回忆：“内部公演的那天晚上，文艺界人士都请到了，中央和北京市的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领导人也入座观摩。开幕前，张伯驹以晚会组织者的身份站在大幕前致辞，讲话内容和记者招待会上讲的差不多。戏开场后，扮演马思远老婆赵玉的筱翠花，在这出戏中完全是个淫荡妇人的形象，杀夫情节又给人以恐怖感，从开戏到散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始终表情严肃，直至退席。当时我预感到《马思远》正式公演不可能。”次日，新华社发通稿，《文汇报》刊发。
很快，反右开始。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联名发表文章，倡议戏曲界不演“坏戏”，因《海慧寺》剧中有淫杀恐怖成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被指为始作俑者。张伯驹等几个人被牵连进去，成为戏曲界最早的“右派”。
《马思远》作为坏戏受到批判，积极为《马思远》鼓吹的谢蔚明，《北京日报》记者曹尔泗及新华社记者，也都成了右派。谢蔚明被判刑十年，送往北大荒劳动教养。
“右派”张伯驹的北京市民盟委员资格被取消。“其他的这个协会、那个学会的兼职虽然没听说取消，不过人家也不找他了。”在批判会上，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一天，荀慧生奉命参加批判张伯驹的大会。会前，荀慧生和张伯驹邂逅，二人行“道路以目”之礼。回去后，荀慧生对夫人张伟君说：“看来张先生禁受得住，不要紧。”
据楼宇栋分析，给张伯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不完全是因为《马思远》，还有他的“右派言论”：
1956年10月5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956年11月18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