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满街都是圣人”？
王阳明有一个读书不多，但悟性很高的学生叫王艮。有一天他从街上回来，很兴奋地告诉他的老师说：“今日见一异事。”什么异事呢？“见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听了很高兴，这正是对他的学说通俗且扼要的表达。他一贯教导学生，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拂去遮蔽良知的灰尘，良知就在心中。他曾说：“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学知”即学而知之；“生知”即生而知之。为什么？“这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这需要时时努力，因而是“学知”。“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本体之知难泯息。”但他们一般不能靠学习去除障蔽，只是靠天生的良知。因而叫“生知”（《传习录》，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310—311页）。
当时与此种想法最相近的人，竟在千里之外。自十二到十六七世纪，在英格兰已经发展出一种相对成熟的司法制度，即普通法制度，这个制度源自古老不列颠岛上的习俗，它相信在习俗中包含了社会秩序的原则，这些原则之所以好，是因为它们既古老，又经验。古老，意味着经历了时间长河的荡涤，洗磨掉了多余且无益的部分；经验，意味着直观、可靠、可操作和可预见。与这种信念相配套的，是陪审团制度，即在街上找十二个人来做陪审员，将有罪还是无罪的关键性判断交给这十二个人。若不是“满街都是圣人”，怎敢将如此重任交给他们？
许多人可能不解，为什么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人可以决定嫌疑人的有罪无罪呢？为什么街上的普通人可以成为圣人？这样的问题起因于对法律的起源，进而对一个社会的文明规则起源的深深误解。而这种误解又植根于现在主流的西方法律体系和哲学思想之中。这里主要指的是欧洲大陆的法律体系和哲学思想。人们一般知道，欧洲大陆法系的特点是法典化，而法典之法似乎主要来自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即对立法草案进行表决，法定多数通过则为有效。这些草案一般是由法律专业人士写出，他们受过法学的训练，有着严密的逻辑和体系性的哲学思想。
然而，这种看法扭曲了对法的性质和来源的理解。就英文law的本义和广义来说，是规则、定律或天道，即一种理想的社会规则。而其狭义才应被翻译成“法律”，即一种强制执行的社会规则。那么，人们靠什么才能知道天道或理想的社会规则呢？迄今为止，理性有限的人类并不能无所依凭地窥知天道，但他们发现了一种简单的办法，这就是在大自然透露的一些信息中寻找。在人间社会中，人们在长期的互动中形成了一些习俗。大家之所以遵循它，是因为会给人们带来好处，至少会减少纠纷。到后来，聪明的人会发现，这正是大自然透露给人类的有关天道的秘密。仔细思考，习俗中包含了有关社会秩序的信息。
正是这一朴素的发现，导致了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一书说，到公元前八世纪，以色列的“经师们开始建立王室档案以保存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摩西五经》（后来基督教《旧约》的主体部分）已开始写作，最后成典于公元前五五0年至前四五0年，其中的重要部分是对习俗的记载。这显然是犹太先賢们注意到了习俗的重要性而加以收集。在中国，孔子生活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他“少而好礼”。而“礼”就是习俗。中国人对礼的记载和收集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至今为我们留下了三本有关礼的汇编，即《礼记》《仪礼》和《周礼》。这是在孔子前后形成的，但开始记载的年代很古老。这里既包含了对礼的原始记录，也包含了孔子及其学生的转述，到后来还包含了孔子对礼的文化价值的揭示和提炼。
孔子曾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是说礼乐的最初形成是靠一般民众的互动；而在知道了礼乐存在以后，文化精英对之进行记录、揭示和提炼，形成了更一般的社会规则。这也是习俗走向文明经典的过程。在中国，上述“三礼”本身，就有着很好的对礼的解读。其主要特点，就是从礼的外在形式中提炼出价值原则来。如《礼记》记载孔子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也就是说，“哀”和“敬”是礼的精神内核，比外在形式更重要。
在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中，这表现为从《旧约》到《新约》的过程。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区别，就是不再要求信徒遵循后者的清规戒律。然而不遵循清规戒律并不是不遵循规则，而是把习俗的外在行为抽象为表现精神价值的行为准则，这是一种提升。《马太福音》载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意思是说，即使外在形式都没有了，内在规则却不仅要保留，而且要发展完善。完成了《新约》，希伯来—基督教的文明经典才基本完整。
耶稣与孔子的表达异曲同工。孔子所谓“三无”，即“无声之乐”“无体之礼”和“无服之丧”，是礼的极致。显然，这一过程的关键角色是理性，否则习俗只是习俗，不会成为文明经典。而理性，只有在文化精英大量出现以后，通过对大自然信息的讨论、问答、辩驳和静思，才能起作用。在中国，这表现为儒家的兴起。后来被奉为“四书”之二的《大学》与《中庸》都出自《礼记》，另外两部经典是《论语》和《孟子》。其他经典，如《尚书》《诗经》和《春秋》等则在记录历史的同时，部分地记录了礼，也形成了由礼而生成的价值原则。这些经典，加上其他经典和对经典的解读，如《春秋》“三传”，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经典。而这些经典，据传都与孔子及其学生有关。
而其他文明也有类似过程，只不过似乎都没有中华文明留下的经典文献丰富、齐全和完整。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也有一些经典，但是没有专门收集习俗的“礼记”或“旧约”。但这不意味着希腊罗马没有相关的记录，这些记录都散见于各种经典，如戏剧、史诗和神话中。幸运的是，十九世纪有一位天才的历史学家，法国人库朗热写了一本《古代城邦》，从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等人的戏剧作品，《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历史著作，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人的学术著作中，提取了大量有关习俗的资料，成为一本有关古希腊、古罗马习俗的专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