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对已婚白人女性政治参与的影响
美国公民身份的历史，不仅可见于宪法和法律条文的字里行间，更体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身权益、寻求身份认同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事实上，无论公民身份的表现形式为何，两类群体最能吸引眼，黑人和妇女。其中，在美国历史上，公民身份和政治、婚姻之间的关联是微妙的。公民身份，作为随时间不断演变的概念，包括国家经由法律赋予公民的地位与权利，也包括公民自身的公民自身的政治参与和情感认同。在诸多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中，性别和婚姻扮演了重要角色。
婚姻与家庭是人类社会最为古老的现象与制度之一，其产生以来便随着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变迁而不断变。婚姻，不仅是夫妻双方达成的一种契约，更是夫妻共同体与国家之间达成的契约，还是实现性别角色的场所，在公民身份的实现中有重要作用。婚姻背后，附加了能够带来权利、身份地位的财产和身份认同。因此，婚姻不只是私人生活，更承载着一种公共制度与公共地位。
白人女性尤其是已婚白人女性，争取自身权益、寻求身份认同和公正，置身于政治参与活动的过程更值得关注。对已婚白人男性公民而言，公民身份往往与多个关键词相联系：家庭、财产、纳税等。拥有一个家庭的潜台词是成年白人男性公民身份的认可，婚姻制度不仅仅是合同，同时也是附带着社会身份和政治身份。相比公民身份给男性公民带来的便利，已婚白人女性作为普通公民，理应享受着权利、负担着义务。但她们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饱受着传统、 社会与家庭给予的各种“本职工作”，在政治参与方面却从未被公平对待过。
在大男子主义思潮的的主导、在父权制的统治下，在政治参与问题上，已婚白人女性未能享受到和丈夫平等的权利。在女性主义的关注下，婚姻家庭这个领域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在政治上争取男女平等的重要场所。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女性开始在婚姻家庭中思考、反思自身公民身份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尽管如此，涉及政治参与时，女性尤其是有潜质的女性，仍然会成为其配偶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更能够证明其公民身份。20世纪60年代美国深南部白人女性乐琳·布里格姆·伯恩斯的婚姻状况就是对这一点很好的证明。
乐琳1929年出生于亚拉巴马的塔斯卡卢萨县，1943年与乔治·考利·华莱士结婚。华莱士忙于政治生涯，他对家人的忽视导致乐琳后期提出离婚。1967年1月担任州长。1961年，华莱士向乐琳隐瞒了其子宫活检貌似发现癌症细胞的情况。1968年，乐琳死后，他们年幼的孩子们被送去与家人和朋友那里一起照顾。乐琳最后几个月曲折的生命时光是在州长大厦和阿拉巴马及德克萨斯两地医院之间的奔波中度过的。
1963年之前，当人们谈及乐琳时，总是会给她刻上“妻子”“母亲” 等社会角色并将其和家庭联系在一起。乐琳似乎总是难以摆脱社会的角色和家庭的羁绊。当她想要追求自我、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时，终日的全职主妇生活无法满足她内心的诉求。丈夫忙于政治生涯的奔波，他对家人的忽视导致乐琳在50年代后期提出离婚。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乔治华莱士忙于政治生涯，他对家人的忽视并非空穴来风，以前的事例，包括乔治华莱士错过的夫妇二人的第二和第三个孩子的出生，以及在许多其他场合，都足以看出他对家庭义务的关注总体来说一直很少。这些情况激怒了乐琳，以至于她把她的孩子带到了父亲在肯塔基州格林郡的处所，最终逃离了婚姻。乐琳最终因为财政和家庭原因而决定离婚，作为1965年的阿拉巴马州第一夫人和四口之家的母亲，这是她之前无法想象的。此外，作为南方女性的典范，乐琳华莱士别无选择，只能让自己的愤怒和悲伤藏在心中。乔治·华莱士认识到他妻子的愤怒，但通常会以他的职业为理由来解释他的行为。乔治华莱士几乎总是喜欢竞选，喜欢反对并且不承担他的家庭义务。他隐瞒乐琳华莱士患有癌症之消息的选择是他一生中许多伴有政治动机的决定之一。乔治·华莱士认为关于乐琳华莱士患有癌症并与之抗争的消息一旦公开将会使得其心中安插他的妻子进入州长竞选的计划复杂化。1965年，“阿拉巴马州宪法”规定，乔治不得不成为连任者，而在10月份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继承法案失败的尝试之后，他开始制定计划，让妻子担任候补州长人选。当时许多人拒绝认真考虑让乐琳华莱士担任州长候选人的想法，因为一些传言泄露了乔治华莱士的有关决定。蒙哥马利独立报的编辑，汤姆·约翰逊非常了解乔治华莱士，但呼吁乐琳是“不太可能的候选人”，开玩笑说，“我们很难在政治上想象她做出成绩，正如同想要海伦·海斯屠杀一只猪一样困难。”然而，乔治·华莱士和许多最接近他的人非常认真地考虑思索了这个选择。在继承法案的尝试失败之后，众议院领导人阿尔伯特.布尔维给乐琳打电话表示：“把你的跑步鞋穿上。”
换句话说，当1967年阿拉巴马州固有的州长任职规定使华莱士的州长生涯迎来挑战窘境时，乐琳权衡再三最终挺身而出。作为阿拉巴马州的首位女州长，乐琳华莱士基本上是她丈夫的替补候选人，乐琳华莱士留给新闻界和公众人士的是史无前例的公众人物形象。然而，由于将乐琳华莱士视为是一位与著名的乔治华莱士结婚的前阿拉巴马州第一夫人 ，甚至经常将她视为乔治·考利·华莱士的替身，称之为“影子州长”，不少媒体和市民倾向于在此基础上建立对乐琳的认知。1961年，华莱士向乐琳隐瞒了其子宫活检貌似发现癌症细胞的情况，目的在于维护在阿拉巴马及其深南部民主心中积极向上的认真形象。1968年，乐琳病死在阿拉巴马州长岗位上。乐琳的生平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女性自带的付出感和牺牲感。在遭遇华莱士为实现其自身公民身份、维护其政治形象工具般利用自己的潜在价值时，看似对家庭和睦百利无一害地选择妥协和宽容。乐琳内心是否能够活或者已经获得了其在公民身份认同和政治参与上的幸福感，我们不得而知。
事实上，以乐琳为代表的已婚白人女性是一个既被纳入公民社会之中又不在公民社会之中的群体，她们在政治参与等诸多私人领域仍然由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和家庭观而不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所统治。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在政治参与中得到解决，女性永远无法获得平等地位，甚至无法正当地享受公民身份带来的权益，履行承担相应的义务。 这其实是对男女两性的共同伤害，也是各种家庭问题、 社会问题的根源。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试想一下，如若存在白人女性的公民身份失而复得的情况，白人男性公民是否可以继续有能力通过婚姻为白人女性配偶的公民身份提供便利呢？
故而，已婚白人女性要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男女平等就必须积极争取了公共领域外的平等， 实现“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而受到传统观念和“文化僵化” 的影响， 已婚白人女性要在政治参与等领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黄宇.婚姻家庭法之女性主义分析[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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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