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夕，少年残酷杀害了同班品学兼优的女生。他极度冷静地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无所谓杀人动机或者目的，只是因为时间太多，没有办法填满。人们习惯了在既定的体制下按部就班地前行，一旦脱离这套程序，你还知道该干些什么吗？
一
今天，我去买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反而欲盖弥彰，后来挑上一副普通平光眼镜，似乎就好很多，它一点也不招摇，看见我的人又准会以为我是一名由来已久的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相信戴眼镜的人。我还买来透明胶带，我试着将自己的一只手缠绕起来，要用很久才能将之剥离。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添置衣服这一项，然而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来岁，身形矮小，脸很黑，脸颊上长着一颗蓝黑色的痣，其上生长一根细毛。刚有一位顾客对她的容貌嘲笑有加。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行使自己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就大为后悔。这是一双没办法再低三下四的眼睛，我走到哪儿，那目光就追随到哪儿。我正要走，听见她唤我为叔。她凄惨地说：“外边一千多元的我这里卖几百元。一样的货，都在我这儿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这些能招徕顾客的话她背诵起来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将它扔下。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门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遗憾地跟出来。这时路前方走来一个公务员模样的人，身穿西服，脚踏锃光瓦亮的皮鞋，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
未料她低呼道：“有啊，怎么没有？”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时瞅着我，生怕我走掉。她果然都替我找齐，只是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搂着衣服去试衣，出来后照镜子，见有发蜡，问：“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用指头揩出好大一坨，将头发梳得乌亮，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岁吧。”
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惊惶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出来后，我将新衣丢下，注视她有六七秒（她真是难看啊），问：“多少钱？”她顿住，然后整个人几乎痉挛一下。她很快便从计算器那里算出结果。“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600元，只收580元。”她说。
“少一点。”
“顶多再少20元，否则一点利润也没有。”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看着她那仍然不曾消退的一脸的兴奋，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200元。”
“本儿都不够，叔。”
“200元。”
“你要是真心诚意，400元拿走。”
“我只有200元。”
“两百元买走四样东西，这样的生意做不起。你要是买那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掉。身后一点声响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我分明听见两个她在她内心吵架，一个她要急着出来叫住我，另一个她则认为还应该等等，这时谁做出主动的姿态就意味着谁必须让步。我接着往下走，就在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听见她喊：“等等，200元给你！”我回头，看见她表现得十分懊恼，简直是在气急败坏地朝我招手，另一只手则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袋子。我挥手回应，然而并没有停下前行的步伐。我身上只剩10元，也许还有几个镚子儿。
下午六时三十分，我回到学院的家属院，何老儿恰好也回来。院子内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24小时站岗。对学院的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他们四肢并拢，笔直地站着。
我远远跟随何老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打开自家的门。屋内啥都没有。有时候我真盼望在打开门的同时，有些什么窃贼扑上来。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消磨眼下的时间。据说为用掉过于充足的时间，劳改犯总是劝告自己去做事，以致出狱后变成在行业内呱呱叫的匠人。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卫生间，努力想着某位女生，想她们搔首弄姿的模样，然而什么也想不出。尽管如此，我还是完成射精。
随后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得找点事情干。我走进书房，揿亮灯，在角落里有一台不设密码锁的军绿色老式保险柜。上边盖着一层防尘罩，堆放着一樽插着塑料玫瑰的瓷瓶、一捆《大众电影》杂志、一个花盆以及一只纸箱。移开这些东西后，我找出自己钥匙中差不多大小的那把，插进保险柜锁芯，缓慢试探。接着我揿灭灯。黑暗使人专注，并且变得富于耐心。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字画、玉器、美元、子弹壳等玩意儿。
我想，当叔母看到保险柜被盗窃一空时，一定会愤怒到极点，然而又不敢声张。这是她应得的。我们家并不欠我的叔叔什么，我来省城投奔叔叔，是两家必须完成的交易的一部分。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是成绩更好的爸爸做出让步，供养叔叔读大学，而自己在煤窑把肺搞坏了。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叔母，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本地人，便觉得我们全都是在沾她的光。妈妈将我送到省城时，拿出老家的土特产，被她傲慢地推回，“拿回去，拿回去嘛，你们自己也不容易。”我真想说：“我妈妈可是比你有钱。”我住进家属院时，叔母和叔叔还没搬走。不得不说，那是我极为难熬的一段岁月。拘谨、压抑、羞愧，脸色总是发红。我无论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都无法判断她是否如意。记得有一次，她突然说：“难道说我连电视都不让你看了？”我这才想起，因为恐惧于她的指责，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开过电视。她总是反复地擦地，墩布擦过后，还要跪在地上用湿抹布擦，擦得吱吱地响。我曾想去打听与她相识的人，以判断她的洁癖是过去就有，还是从我出现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