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端之一就是批判“三家村”，由此为导火线，彻底打倒了原北京市委，酿成了又一场“文字狱”。 “三家村”本义是“人烟寥落的小村庄”。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1961年９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邀请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09―1969）、市委书记邓拓（1912―1966）、统战部长廖沫沙（1907―1990）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杂文以一千字左右为限，叫做“千字文”，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笔名马南�）出“南”字，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一共发表了六十多篇杂文。这些杂文的内容以评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杂文批评了当时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
“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在毛泽东号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要对意识形态实行全面专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刻，“三家村札记”的讽喻杂文被认为是“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成为批判的活靶子之一。 1966年3月，毛泽东在同康生等人的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于是，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被迫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组批判“三家村札记”的文章。但是仍被毛泽东认为“批判不彻底，未击中要害”。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此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三家村”的运动。
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直接导致北京市委的瓦解、改组，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又导致刘少奇、邓小平垮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揪斗大大小小“三家村”的浪潮，斗争矛头指向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形成恐怖气氛，因此罹祸者甚众。甚至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紧接着，《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以思想治罪”的网罗在全国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撰文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文化人，或文学爱好者，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吴晗，又名吴春晗，字伯辰，1909年生于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吴店苦竹塘村。七岁始在乡村学堂读书，十一岁时读《御批通鉴》，成了他学习历史的启蒙教材。十七岁毕业于省立金华中学。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后来报考清华大学，1931年被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数学零分）。1934年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才华出众，1937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吴晗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0年又到西南联大执教。1943年7月，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等活动，在集会上发表《论贪污》、《说土》、《贪污史的一章》等文，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1945年吴晗帮助民主青年同盟秘密建立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泽东著作。
1949年北平解放，吴晗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届政协副主席以及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从1949年11月起，他还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对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在明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早期的研究作品如《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都堪称经典之作。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数易其稿的《朱元璋传》，在史学界乃至现实生活中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提倡编辑出版《中国历史小丛书》，普及历史知识。还出版了杂文《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学习集》等。
1957年，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几年间与邓拓、廖沫沙一起，为《前线》撰写“三家村札记”。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批判。后来他又被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年仅六十岁。他的妻子袁震于1969年3月18日被折磨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一说在精神病院）自杀身亡。
邓拓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福建福州人，生于1912年。他从小酷爱文学艺术，十八岁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一百五十三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1966年4月，“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1966年5月18日，邓拓含冤自尽，成了“文化大革命”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年仅五十四岁。邓拓另有《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等论著。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1907年1月16日生于湖南长沙。五岁上私塾。1919年入长沙县立高小读书，在湖南省立一师附小完成小学学业。受到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教育，也受到何叔衡、谢觉哉等革命教师的思想影响， 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等组织文学社，做过报纸副刊的助理编辑。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在《南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燕子矾的鬼》等作品。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职于上海明日书店，后又任《远东日报》编辑。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三次被捕入狱，都坚贞不屈，表现了顽强的斗争意志。1936年夏，被营救出狱。
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廖沫沙先后在湖南《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去香港恢复《华商报》，任副主编、主笔。1949年5月，应中共中央电召，到北平市委机关工作。抗战时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1949年结集为《鹿马传》由三联书店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从1966年5月份起，连续遭受批斗，从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八年，后又被送到江西林场劳动三年。听到邓拓与吴晗夫妇含冤去世的消息，他不惧淫威，写诗悼念。在被关押期间，他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结集出版，名《余烬集》。1979年初，廖沫沙正式被平反昭雪，后继续潜心创作，并整理旧作，由北京出版社、三联书店先后出版。1990年12月27日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1979年，为邓拓、吴晗举行了追悼会。
推荐访问:家村 三家村 三家村藕粉 三家村酒全部价格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