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并不仅限于1911年武昌起义到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的诞生，就其性质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这更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由于袁世凯同清廷订立了清室优待条件，使得宣统年号在紫禁城内依然得以延续。因此，国民革命军将领冯玉祥称此为“给民国留下了一条辫子”，革命尚未完成。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率军东进的冯玉祥突然反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并勒令逊帝溥仪等皇室人员迁出紫禁城，完成了他“为民国剪辫子”的夙愿。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鹿钟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不是故相鹿传霖一家的吗？
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
鹿钟麟，字瑞伯，河北定州北鹿庄人，生于1884年3月12日。鹿家在河北是有名的望族，鹿钟麟父辈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曾任军机大臣和晚清督办政务大臣的鹿传霖。宣统立嗣时，鹿传霖受遗诏加太子少保，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
1908年，鹿钟麟经伯父介绍，入北洋第一混成协当兵，与在北洋新军中传播革命思想的冯玉祥相识。1916年，鹿钟麟归到冯玉祥统领的第十六混成旅后，以其“对国家对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稳练”，得到冯的重用，成为冯的左膀右臂。
1924年“北京政变”发生时，鹿钟麟是冯玉祥麾下第二十二旅旅长。10月22日夜晚，鹿和第八旅旅长李鸣钟，奉冯玉祥之命首先率军进入北京。入京后，二十二旅迅速占领各城门、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要害部门，不费一枪一弹便控制了京城。继而，他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司令。
11月4日，冯玉祥召鹿钟麟和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到他的国民军总司令部，但鹿钟麟因有病未能前往。冯玉祥当即明示张璧，立即着手办理驱逐溥仪出宫事宜。张璧受命后，去见新任摄政内阁代总理黄郛，向他转达了冯玉祥的意思。
黄郛随即召集临时内阁会议，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议定了相关事宜。议事的内容之一，即对袁世凯与清廷订立的清室优待条件进行修正。修正条件共五款，其中第一条为“大清宣统皇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第三条更明确要求清皇室“即日移宫禁”。
此次内阁会议还议定，成立一个办理清室出宫事宜的委员会，由前清两代帝师、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李煜瀛为该委员会委员长。委员有十五人，他们是：李煜瀛、汪精卫、蔡元培、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晚清著名学者俞樾之孙）、陈垣、沈兼士、葛文�、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
第二天一早，鹿钟麟即接到内阁命令，他即与张璧会同李煜瀛一同前往故宫，向溥仪宣示出宫令。他们进入神武门时，碰到迎出来的清室内务府大臣之一绍英。
鹿钟麟向绍英宣布了来意，绍英提出要看一下正式的公文。鹿钟麟遂将公文出示给他看：“派鹿钟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
鹿钟麟接着告诉绍英：根据修正条件，宣统的帝号立即废除，限于当日迁出紫禁城，交出玉玺，政府还将派员点验宫中的公私物品。
绍英对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自然心怀抵触，他以清廷“忠臣”的口吻责问李煜瀛：“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做出这等决定，你于心何忍？”
李煜瀛觉得没必要与绍英理论，便没有接他的话茬儿。
“你不是故相鹿传霖一家的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绍英见李煜瀛不理他，又愤愤然转向了鹿钟麟。
鹿钟麟回答说：“我们来此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恰恰是因为来的是我们，换了别人你们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我大清入关以来，宽仁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且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见鹿、李二人一个默不作声，一个温良恭谦，绍英反倒嚣张起来。
没想到正是他的这番“宽仁为政”论，一下子把鹿钟麟惹火了：“……清兵入关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激愤，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现在宫内外已布满军警，气势汹汹，就要动手了。”
溥仪对鹿钟麟说今后愿做
普通国民一分子
鹿钟麟的强烈反驳，让绍英一时无言以对。他只好接过公文，到内宫向溥仪“奏闻”。
溥仪立即召集由嫔妃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他们认为：“按照民国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才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但今日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由民国政府点收。”
议论的结果，又由绍英出来面告鹿钟麟等人，并请鹿钟麟等转达摄政当局：请另约定日期，清室自动搬迁；并请求宫中物件民国政府不予点交。鹿钟麟等认为清室全部迁出，自然于仓促间难以完成，可以允许稍缓一二日。但是废帝溥仪应于即日出宫，无论如何，不得拖延。
鹿钟麟等人的话让绍英带进去后，溥仪等人仍不甘心立即出宫。敬懿、荣惠两位老太妃也死活不愿意搬出紫禁城，因为她们个人的细软财物没法带走。绍英便拿这两个老太太做挡箭牌，一再请鹿钟麟等人通融。
就这样在相持中拖过了中午，溥仪仍耗在宫中。鹿钟麟感到，若好言好语地劝，今天可能就这么拖过去了。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着绍英的面对随行的人员大声说：“快去告诉外边的兄弟们，时间虽然到了，但事情还在商量，先不要急着动手开炮！”
鹿钟麟这么一说，绍英吓坏了，他赶紧又去见溥仪：“鹿钟麟催了，再不搬他们就要开炮啦！”
溥仪听了也害怕起来，急忙传知“大内”各宫太监、宫女，收拾细软物件，尽快出宫。皇室随即给这些人发放了“内帑”――太监每人发银十元，宫女每人发银八元。清王室在退位后，留在紫禁城内的太监还有四百七十余人，宫女一百多人。
由于忙碌地准备搬家，宫里乱成了一团，“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牌示”被匆忙摘掉了。
匆忙中，溥仪又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商量出宫搬到哪里。最后，他们议定到什刹海北河沿的醇王府，即溥仪生父载沣的住所，随即派内务府的人前去布置。
在吩咐部分太监、宫女继续留在宫内，履行各自职责后，溥仪及其皇后、淑妃一行，从宫中出来。鹿钟麟见到走出内宫的溥仪，问道：“您今后是想做皇帝呢，还是做国民一分子呢？”
溥仪回答说：“当然是做国民一分子啊！”
“既然如此，我们当然要予以保护。”鹿钟麟说道。
大约四十年后，鹿钟麟和溥仪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相遇，鹿钟麟问溥仪：“您当时说的是真心话吗？”溥仪老实承认当时说想做普通公民的话不是由衷之言。
1924年11月5日下午4点10分，溥仪等登上了由国民军司令部预备的车，总共有五辆。鹿钟麟坐在第一辆车上做前导，溥仪和他的随从乘第二辆，婉容等溥仪的亲属乘第三辆，张璧等乘第四辆，绍英等乘第五辆，相衔出神武门。清帝入住紫禁城二百六十年的历史，由此正式告终。
点收玉玺与清王室出宫
溥仪出紫禁城的1924年，已是辛亥革命后的第十三个年头，但封建意识在国人的头脑里还是根深蒂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对紫禁城实施接收时，当局者最惦记的就是先把皇帝的印玺，也就是传国玉玺收缴回来。鹿钟麟在逼迫溥仪出宫当日就收了两枚。
两枚印玺随即送到了国务院，代总理黄郛、陆军总长李书城在国务院所在的中南海后乐堂做了点收，随后交由第一科保管，以此视为帝制的终结。但清王朝的印玺远不止这两颗，只有全部印玺如数收缴，“剪辫子”工程才可算告竣。
11月7日上午9时，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人到什刹海醇王府，准备就接收及善后事宜，直接与溥仪面洽。他们先见到内务三大臣之一的耆龄，告以议题：一、紫禁城门禁问题；二、请溥仪先提出善后的意见；三、紫禁城内仍有数千人，没人主持管理，恐生事端，拟遣散一部分；四、清廷宝玺现仅交出两颗，据悉尚有数十颗，今日要全部接收。
耆龄答复说：“宝玺都在交泰殿，我也不清楚颗数，然可以尽数交出。其他善后问题，似乎无须溥仪亲自声明，因为他已是一个崭新的人物，他可以请胡适谈话，就证明他的见地。从前不出宫，实在是为人所阻，现在既已出宫，那一切可以听委员会主持，不必一定要他表示意见。”
“但我们还是听一听他本人的意见好。”鹿钟麟说。溥仪闻报出来见客，他穿着浅灰色普通长衫，黄皮鞋，清瘦的面庞，看上去像是一个学生。他同来客一一握手，大家落座。
听鹿钟麟说明来意，溥仪说：“我的意见，早已说过。我既然是中华民国的一分子，对于故宫善后事宜，自然没有不可商量的，但是权利也要相等……”接着，他提出对紫禁城的门禁稍微通融。
耆龄随即补充道：“夫人（即逊帝后婉容，对民国政府官员，此刻只得称夫人了）等已经三天没有更衣了，可否将应用衣服及用品，先予放出，余物的搬取可稍缓再做商议。”鹿钟麟说：“这个自然可以，门禁本来就是暂时的，交通上我们会给予便利，可以告知守卫，任府中人自由出入，请放心。”
溥仪又提出在修改条件中，有清室陵寝宗庙由民国政府派人祭祀一节，似乎不大妥当，因为这是皇室的家庙。鹿钟麟回应：“可以归入善后委员会商量，这些似乎好办。”这次面谈在比较融洽的气氛中结束。
从醇王府出来后，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政府指派的委员易培基，同鹿钟麟、张璧，与清室方面的代表耆龄、载润、罗振玉、宝熙等人，就有关接收事宜互通声气。
耆龄提起委员的比例问题：“昨天听见民国政府拟定清室善后会议委员七人，民国派五人，清室派二人，现在清室方面议决：以责重事繁，二人恐怕不足应付，所以加派亲贵三人共同讨论。”
鹿钟麟觉得要是扯起皮来，点收印玺的事就扯黄了，便马上制止说：“代表多寡，今天没有讨论的必要。今天急需解决的事，是点收印玺以及解散宫内人员的问题。”
他们讨论了要立即着手办理的几件事：一、点收印玺；二、将宫中雇佣人等先行解散，有必须暂留者，可以暂留；三、这些雇人的随身用具、金钱及非公物，都准其携带出宫，以下午3点为限，齐集神武门检查放行；四、溥仪及其夫人之应用物品，准其由醇王府派人来取；五、已遣散雇工之宫殿，次第划分区域封锁之。议罢，众人起身赴故宫。
他们一行到了故宫交泰殿，殿内冷落，阴森异常。此殿殿名取“天地交泰”寓意，是帝后大婚中最重要的场所，比喻他俩一个为天，一个为地，新夫妇的结合即为天地交泰。
交泰殿的两旁，左有大时钟一具，右边是铜壶滴漏，正中悬着一块大匾，写着“无为”两个大字，是乾隆的御笔。殿内正中放着宝座，宝座旁边，左边摆着铜小狮子(即猊炉)，右边安放着一座龙凤柱的小亭（即香亭)。历朝的印玺高高地分列着，正面及两边都有。
耆龄说：“乾隆以前，玉玺有二十九颗。不知何故，到乾隆末年，就只有二十五颗了。前日晚间已将两颗交出，封存国务院，一为皇帝之宝，一为宣统之宝，此外尚存于本殿的还有二十三颗。”
代表民国接收的鹿钟麟、李煜瀛等人将这二十三颗玉玺一一点收。此外，还有皇后之宝一颗、皇后册宝四颗，加上此前收的两颗，印玺总数为三十颗。其他的零星小印玺等，没有计算在内。
接收代表接收后讨论，是不是将印玺运往国务院。李煜瀛说：“搬运恐怕撞伤，不如仍存原处，仍按原次序位置陈列保持原状，封锁殿门。”鹿钟麟、张璧都赞成。他们遂命国务院派来的柳衔书等四人，将此殿门封牢。
一直到午后1点，双方代表才出紫禁城，行前，鹿钟麟责成护军警察长官，对宫中的一切妥为看护。随后又派张汝霖、侯德山两个督察长督率警察一百多名，在神武门内、顺贞门外严行巡逻。
据说，当时热河行宫还有不少玺宝，有的已由内务部在1914年运到北京，陈列在武英殿、文华殿的古物陈列所了；有的为清廷遗老金梁所得，后来还在天津公开展览。
两太妃声言“跳井自尽”，拒不出宫
溥仪及其后妃仓促出宫，移住其生父载沣所在的什刹海醇王府邸。但原居于宫中的其他皇族及内务人员，并没有随之立即搬迁。像被溥仪、绍英推出做“挡箭牌”的老太妃瑜妃、�妃，就赖在宫里不走。
鹿钟麟曾要求溥仪敦促两个老太妃出宫，但她俩就是不动，声称：“太极、重华两宫就是我们的死所，倘要行强，只有跳井自尽。”未几，宫里就传出她们“已经绝食了”，也不知是真是假。
正是因为部分皇族还滞留紫禁城，“小朝廷”原有的一些办事机构也还没有尽行遣散，清室方面自认为是他们私产的物品也未搬迁，“小朝廷”内务府大臣绍英，在出宫前曾吩咐“大内”部分太监和宫女继续留守宫内，履行原先的职务，故而国民军加强了对紫禁城的看守。
自辛亥革命后，紫禁城的几个门，就由袁世凯部署了一支千余人的部队把守。实施“给民国割辫子”行动之际，为了防止原紫禁城的守卫部队，与宫中的皇室勾结生事，冯玉祥的国民军以统一军权名义，缴了他们的械，调往北苑改编。同时对驻扎在附近的数百旧警察，也在缴械后予以改编或遣散。守护旧宫的任务，由鹿钟麟部署的国民军承担。
出于对紫禁城内各宫殿及物品有效保护的考虑，摄政内阁决定对各宫殿暂予查封，仍由鹿钟麟、张璧带领随员进宫执行。他们向留守宫中的内务府三大臣之一的宝熙，进行了一番通告和交涉。
宝熙也无力阻止这势在必行之举，但他提了两个要求：一是现有两太妃尚在宫内，其所有宫眷人等要买办食品一切，可能随时出入神武门，请饬门卫放行。二是宫中还留有不少女性，老太妃亦在病中，请不要惊扰她们。其实这是为宫内人收拾细软财物，偷偷带出宫作遮掩。
鹿钟麟等人含糊应许，随之在宝熙及耆龄引领下，查封了紫禁城内各个宫、殿。
接收印玺之后，鹿钟麟再度受命要求清室遣散宫中滞留人员。他和耆龄、宝熙又来到故宫，传谕储秀宫、养心殿内监、宫嫔一千余人集合，每人由清廷内务府发银十元，随即宣布请他们于即日下午搬到宫外。
鹿钟麟调来了一营官兵，命令一位丁姓的营长负责，监视守护紫禁城的军警们，从下午3点起，对遣散出宫的内监宫嫔们，逐个进行检查。除自身所有的物件外，不允许他们夹带任何被认为是公物的物件。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被藏在溥仪的铺盖中
虽说溥仪、婉容等人于11月5日即出紫禁城，遣散旧宫中清室滞留人员的事宜也不曾停顿，可直至12日，重华宫、太极殿、寿康宫、内务府等处，皇室及办事人员仍没有走干净。鹿钟麟、张璧找到清室内务大臣绍英等，在神武门会谈，要他们尽快敦促瑜妃、�妃两位老太妃搬出宫禁。
清室方面实不甘心就这样被撵出昔日宫禁，以两位老太妃为由，硬赖着不走，因为只要有皇室成员在宫里，一旦时势变异，或有重返宫禁之转圜。起码可以借此进出宫禁，将宫中文物珍宝夹裹而出。再不济也可以此同执政当局讲讲出宫的价钱。所以，绍英等岂肯积极敦促？
清室方面的另一条理由，是前帝光绪之瑾妃的灵榇，一直停放在慈宁宫，须得按皇室礼仪正式出殡时，才可出宫禁，此前需有皇室方面人员留守。这个瑾妃，就是深得光绪宠爱、被慈禧太后授意投入宫内井中的珍妃的姐姐。
委员会正式成立后，李煜瀛、鹿钟麟、张璧等人再度约集清室方面的绍英、耆龄、宝熙等一干人，在紫禁城神武门内协商。绍英等提出“生者须养”、“殁者须安”。说白了，就是向当局要钱。他们要求将“宫内所有藏银十余万锭，请即日发还” 。
经商议，李、鹿、张等人代表政府应允了清室方面的要求。
翌日上午8点，在双方委员的共同监视下，对故宫内库所藏的银锭过秤，共六千三百三十三斤，合十万一千三百二十八两。银元宝上都刻着“福、禄、寿、喜”字样，每个都有十多斤重。经在场委员商议，每样酌留一些为将来陈列之用，其余全数发还给清室。
还是由鹿钟麟出面，调来百余兵士，令他们将银锭打包，每包记有数量。装好后，由双方派员监押往清室指定的盐业银行保存。清室代表从中拿出一千两银子，提出犒赏士兵，但鹿钟麟坚决不受。
瑜妃、�妃两位老太妃眼见银钱、宝贝未被留难，顺利出宫，既不死守两宫，也不再闹着投井、绝食了，欣然同意出宫。她们的新寓所，被指定在东城北兵马司大公主府西苑，因为旧府内没有什么家私用具，政府方面同意将寿康宫中原供她们使用的物件搬走。
两个老太妃出宫时，随侍的宫嫔人等必须经过军警的检查方可放行。因为她们的细软及家用物品较多，宫嫔人手不敷差用，需请政府方面派员协助。但她们提出须严大防，所以不能用男人。结果被派去帮忙的是北京大学的女学生。
在搬迁两位老太妃细软物品之际，清室方面也派人取走溥仪夫妇的部分应用物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一些艺术珍品、珠宝夹裹其间，企图蒙混出宫，但被军警们检查了出来。在溥仪的铺盖中，就发现了被称为“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墨宝《快雪时晴帖》，还查出一卷明朝著名画家仇英的《汉宫春晓图》，都被扣留下来。而那些不属于文物的珠宝，则让他们拿走了。
在后来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文物的工作中，鹿钟麟依然起着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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