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珍刺杀良弼】 亮辅良弼

   1912年1月26日(阴历腊八)深夜,北京街头笼罩在寒风凛冽的肃杀氛围中。清朝亲贵、宗社党魁首良弼办公完毕后回到自己的新宅――红罗厂门前。正欲进家,一位一身戎装的新军“军官”呈上名片求见,口称“有紧急军情向良大人报告”。良弼回头一看,说话人个子不高,二十多岁,一身新式军服十分合体。“军官”靠近良弼,单腿屈膝半跪地上,手中递上名片说:“卑职是东北陆军武备学堂副监崇恭,有要事禀报大人。”良弼接过名片,细看来人,觉得不像自己的弟子崇恭,顿生怀疑,急欲躲避,仓皇奔上台阶,向门内逃跑。说时迟那时快,“军官”奋力掷去一枚炸弹。炸弹爆炸后,因距离较近,自身也被台阶弹回的弹片击中,当场殒命。良弼当时被炸断一条腿,第二天不治而亡。这位一身戎装、炸死宗社党魁首良弼的军官就是舍生取义的辛亥志士――彭家珍。
  投身革命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人,出身于一个具有中下级官僚背景的塾师之家。
   彭家珍的成长阶段正逢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期,中国外患频仍,内忧不断。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在危难中也出现了一缕曙光。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长期以来虽由于交通不便,人们的思想多趋于保守,但是在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下,该地区也开始受到时代思潮的激荡。
   1902年,彭父到成都任教,彭家珍也随往读书。在省城,他的视野日益扩大。同年其父娶妾,遭到他的激烈反对。从此父子分途,其父思想停止于维新,而他则逐步走向革命。
   不久,彭家珍决定弃文从武,寻找新的出路。1903年他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炮兵科学习,以期用军事振兴国家。在校期间,成绩优良,深受学堂负责人的赏识。1906年他以全年级第八名的优等成绩毕业,旋与张思聪、陈鸣谦等七人一道由四川总督锡良选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并购买军火。彭家珍一到日本即感受到革命的气氛,在革命的门槛外彷徨、苦闷了数年的他主动与革命党人接触,并拜见了孙中山。回国后,彭家珍任四川新军第六十一标一营左队哨官(相当于排长),暗中掩护革命党人活动。
   1911年夏,彭家珍调充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并代理标统(相当于团长),秘密加入同盟会。彭家珍到天津后不久,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筹备成立京津同盟会。筹备会议决定在现有的同盟会员中分头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彭家珍被派往上海制造炸弹、购买手枪。彭家珍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是对于制造炸弹还是十分陌生。他到上海后,边学边做,不到一个月即试制成功,顺利完成任务。回到天津后,在教北方的同志制造炸弹时,他已经能够得心应手。不久,京津同盟会成立,彭家珍被选为军事部部长。
  刺杀壮举
   辛亥革命后三个月内,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共和势力控制的省份比清廷控制的多出三分之一,但相比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南方民军较为松散、战斗力不足,若当真强攻北方,很难说鹿死谁手。从1911年11月开始的南北和谈,直至翌年1月,始终处于僵局。
   而孙中山、袁世凯之外的第三股势力宗社党,即1912年1月12日正式亮相的由皇族良弼、溥伟、铁良、毓朗、载泽等人组成的“君主立宪维持会”,在筹划最后一搏。宗社党企图赶走内阁总理袁世凯,由毓朗、载泽出面组阁,而铁良、良弼等人率军与南方决一死战。其魁首良弼甚至许下三个月内击败民军,否则斩首的“豪言壮语”。
   在这种情势下,袁系势力和宗社党成为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主要障碍。因此刺杀袁世凯、良弼等人成为京津同盟会的首要目标。
   历史的重任落在彭家珍肩上。他曾愤然对其同志说:“良弼,枭雄也,此獠不灭,终为革命大患,吾不除之,人其谓我何!”行刺前他致书同志,用极血性的文字自比荆轲、聂政及博浪投锥之张良,可见其对古之侠者的向往。
   但行刺并非易事。为了保证暗杀成功,彭家珍做了精心而周密的准备。
   首先,谋得良弼的相片。彭家珍不认识良弼,很难行刺。他通过调查了解到和自己有些私交的老乡张敬三、罗春田同良弼往来较密。于是他通过邀请张、罗赌博等方式,设法弄到了良弼的相片。
   其次,筹划了接近良弼的方式。彭家珍发现,良弼的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他去见良弼。于是在津沽印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购清军上等官服装全套,归来后穿戴上,自信地问同人:“公等看我,如古代之大侠否?”
   一切准备就绪。1911年12月6日,清室内廷召集王公亲贵秘密筹议南北战事。彭以为机会难得,遂作绝命书并嘱咐其随从伍焕章将衣物送至天津民意报馆。
   1912年1月19日,彭家珍决定趁清王朝咨政院开会,把所有清室顽固派一网打尽。但是,当他设法弄到入场券图谋进入咨政院时,已经散会,议员们陆陆续续退场,谋刺计划告吹。
   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打听到良弼和王公亲贵借到皇宫吃“腊八粥”的机会召开秘密会议,便身穿高级军官制服,挂上指挥刀,将两枚炸弹藏于外套里,手枪插在腰间,扮成“崇恭”的模样,乘车到金台旅馆。他谎称因军事来京,并拿出与良弼有师生之谊的崇恭的名片,进入良弼旧宅,未遇。彭即转赴红罗厂良弼的新寓所。守门人说良弼赴摄政王府未归。他估计东华门是良弼归时的必经之路,于是在东华门外等候。良久,始见良弼乘马车归来,但因前后有一百多名卫队保护,不便下手。
   于是,彭家珍急命车夫马上掉头,抢先回到良宅。他下车后,即立于良宅门前的两马石之间。很快,良弼的马车也已赶到。车停稳后,良弼缓步下车,彭家珍即快步向前,递上印有“崇恭”字样的名片。良弼与崇恭相熟,见来人不及崇恭高大,神色也有些异样,意欲躲避。化装成崇恭的彭家珍在靠近良弼的瞬间,已迅速以右手将一枚炸弹掷出(左手还急插入左侧衣袋),炸弹触地而裂,一声霹雳腾空,良弼左膝立断,只有筋皮连接,周身俱伤,扑地昏厥。同时殒命者有良弼的卫兵八人,马弁一人。不幸的是,彭家珍的头部也被弹片击中,这位年仅二十四岁、被人称为“暗杀时代最后刺客” 的辛亥志士当即殉命。
   次日,良弼伤重不治。临死前,他对妻子和儿女长嘘道:“炸我者,独不杀老萨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叹息而亡。
   “彭家珍炸死良弼”起了两个作用。一是实现了革命党人的既定目标,扩大了同盟会在北方的影响。良弼之死使那些皇族亲贵们胆战心惊,许多王公大臣包括一些反对退位的宗社党人深感自己性命不保,纷纷逃出北京。其他一时难以逃走的亲贵中反对共和的人也基本上偃旗息鼓了,或乞求袁世凯的保护。这就为革命党人实现清室退位、实现共和扫除了一个障碍。二是这一事件客观上“应和”了袁世凯的“革命党人潜伏京师”的谣言,为袁世凯向隆裕太后及清廷亲贵施压,逼迫其迅速“退位”创造了条件。袁世凯借此加紧了“逼宫”力度。十几天后,宣统皇帝下诏退位,从此结束了清朝二百六十七年的君主专政制度,乃至当时及后来的一些人把彭家珍此举说成是受了袁世凯的“利用”。
  身后评说
   良弼既除,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于共和的旗帜之下。革命党人在欢庆胜利时,没有忘记彭家珍这位为建立民国而捐躯的烈士。彭家珍牺牲后,遗骨由亲属运回四川安葬。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追认其为大将军,谥号义烈公。
  1912年2月22日,距彭家珍牺牲不到一个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将彭家珍与“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相提并论。
   中国共产党人对彭家珍的评价中以同盟会老会员吴玉章为最早。他对彭家珍赞许有加,在其《辛亥革命》一书中称赞彭是“真诚的革命分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其中包括了对辛亥革命烈士的抚恤。1953年1月6日,根据四川省川西区人民政府的调查,由毛泽东主席向彭家珍的家属签发了《光荣纪念证》。证书中说:“查彭家珍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证书上除了毛泽东手书的“永垂不朽”四个大字和签名外,还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朱红大印。从此,彭家珍的父亲、妻子(彭未过门的妻子王菊逸在其牺牲后仍为其守节终身)和养子一直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时人对彭家珍也有不同认识。但无论如何,彭家珍刺杀良弼的行动是革命党人的一次壮举。这一事件对于加速清廷灭亡所起的作用及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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