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无数为共和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这众多英烈中，陆皓东以“其节之烈，皓气英风”，死难之英勇壮烈，被孙中山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追随孙文
陆皓东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1868 年中秋节生于上海，由此取名中桂，号皓东。陆皓东的父亲陆晓帆长期在上海经商，因此陆皓东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当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不久，上海在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童年时代的陆皓东目睹了外国侵略者趾高气扬、横行霸道的丑恶，同胞被凌辱的悲惨，幼小的心灵便埋下了反抗外族压迫，争取民主自由的种子。
陆皓东九岁那年，父亲在上海病故，母亲料理好后事后，带着陆皓东返回了故乡翠亨村。陆皓东返乡后即入村塾读书。他“聪明好学，真挚恳诚”，能书善画，而且有个性有想法。有一次他画了《三国演义》里的人物肖像给同学们传看，受到塾师的责备，说他不专心读书求学问，他却反问塾师道：“画画难道不是一种学问？”塾师无言以答。
陆皓东入村塾后，与刚入村塾的孙中山成为同学。孙中山由于家境贫苦，到十岁时才有机会进入村塾读书。由于两家相距不远，两人又年龄相近、性情相似，喜欢批评世俗，所以很快成为好友。
1878 年，孙中山和母亲随友人到檀香山，投奔早年到檀香山谋生的兄长孙眉，并在那里接受了正规的欧洲式教育，由此眼界大开，“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从此萌发了改良兴国、拯救国民的强烈愿望。
1883年，十七岁的孙中山返回家乡翠亨村，他以所学到的知识，在乡间宣传政治改革，反对迷信，抨击清廷政治腐败和不良社会风俗，提倡改良，“教育、防盗、街灯、渠道、防病、皆为筹办”，令陆皓东十分赞佩。孙中山向陆皓东介绍欧美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使陆皓东眼界大开。一天，孙中山和陆皓东在村中的北极庙，见村民为治病到庙中求神拜佛，并以香灰为药治病。这两位信仰科学反对迷信的青年在向乡人劝说无效后，愤然将供奉于此庙北极殿中的北帝泥塑像的两根指头掰断，后又把殿中供奉的金花娘娘的面容划花。孙中山和陆皓东破除迷信的举动，得罪了当地的豪绅地主，又不被乡人理解，受到诘问和责难，两人被迫离开故土，前往香港。在香港，他们一起受洗加入了基督教。不久，孙中山继续留在香港读书，而陆皓东则前往上海，于1884 年入上海电报学堂学习，两年后毕业到芜湖电报局当了一名译员，不久升为领班。
1890 年，陆皓东由上海回广东与黎小卿结婚。当时，孙中山还在香港西医书院习医，课余常与好友尤列、陈少白、杨鹤龄一起议论时政，抨击清廷，鼓吹“勿敬朝廷”，探求改良兴国之路，并自诩为“四大寇”。陆皓东每当往返于芜湖和故乡之间时，常路经香港，与“四大寇”过从甚密，意气相投。
1893年冬，孙中山在广州开办东西药局，经常与陆皓东、程奎光、郑士良等人相聚于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议论时政，抨击时弊，共商救国大计。
1894年初，陆皓东随孙中山回到故里，帮助他起草《上李鸿章书》，阐述效法西方，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改革教育制度，使国家臻于富强的思想，提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在于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1894年2月，带着改革方案，陆皓东陪同孙中山经上海到天津上书李鸿章，将其引见给上海的洋务派实业家郑观应等人，并得到他们的推荐。孙中山与陆皓东满怀热望，北上天津投书清朝权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非但没有接见这两名年轻的爱国者，而且漠视他们的主张，令两人深感失望。这时，正值日本侵略朝鲜，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清王朝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却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使两位年轻人深受震动。这次经历打消了孙中山和陆皓东希望通过清王朝改良振兴国家的幻想，并由此激发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坚定了推翻清王朝统治、创建民主共和国的决心，“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设计“青天白日”旗
上书失败归来，孙中山转赴檀香山，陆皓东则留在国内，从事革命联络工作，并利用往来于上海、汉口、广州之间的机会，考察各地形势，鼓吹革命。他提取了父亲的遗产作为活动经费，还积极资助在海外活动的孙中山。
1894 年夏，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清王朝奉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举起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旗帜。1895年年初，陆皓东与陈少白等人协助孙中山联合香港辅仁社的创始人杨衢云、谢缵泰，将辅仁社合并于兴中会，以扩大兴中会的力量。2月，孙中山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召集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谢缵泰等人，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对外以“乾亨行”商行作掩护。
同年４月，清王朝在中日战争中战败求和，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情愤怒，为革命带来了有利形势。兴中会总部决定立即发动武装起义，袭取广州做革命根据地。陆皓东变卖了自己的田产，以支持兴中会发动武装起义。陆皓东在兴中会总部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说，起义势在必行，不能再有丝毫动摇。陆皓东在会上还提出：为了团结同志，号召天下起而响应，一定要打出革命派自己的旗帜，一为革命的标志和象征，二为战时指挥方便之用。陆皓东的这个建议得到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的热烈支持。
设计旗帜一事确定下来之后，接下来就是考虑设计人选的问题。孙中山知道陆皓东擅长绘画，又曾在上海电报局当过翻译，见多识广，所以他选定陆皓东来完成这件大事。陆皓东欣然应命，全力以赴投入到设计工作中。他夜以继日地构思绘画，很快就完成了设计方案。旗式为长方形，蓝底色，旗中有一轮白日，周围光叉四射，陆皓东将之取名为“青天白日”旗，简称“二色旗”。陆皓东向孙中山解释了这面旗帜的设计思路：“青天白日”意味着自由平等和正大光明，体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在白日四周的十二个角(又名叉光)如太阳光之辐射状，对应着地球上一昼夜的十二个时辰，与中国传统的地支相应。孙中山对陆皓东的设计赞叹不已，当即表示采用。这面旗帜将作为起义的军旗，成为发动广州起义的标志。
由于广州起义流产，陆皓东精心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未能使用。直到1900年10月上旬，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时，“青天白日”旗才第一次使用。半个多月中，这面旗帜随义军转战，飘扬在三洲田、佛子拗、三多祝等地。兴中会骨干尤列奉孙中山之命在新加坡、吉隆坡等埠创设的革命机关中和堂，也悬挂着“青天白日”旗，海外华侨团体皆悬挂“青天白日”旗，但各家制作的旗帜上的叉光数目一直不统一，孙中山对此专门作了解释：叉光代表干支之数，应排作十二条，代表十二个时辰，从此统一了“青天白日”旗上的叉光条数。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特地将“青天白日”旗增加了红底色，成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示烈士鲜血染成之意。在孙中山的不懈努力和坚持下，1927年，“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终于成为中华民国国旗。
与此同时，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广州起义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根据分工，陆皓东与郑士良等人随同孙中山先抵广州，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组织联络人员，进行军事准备。杨衢云则留在香港负责筹款、募兵和运送枪械。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兴中会广州分会宣告成立，成为广州起义总机关。在这一秘密组织成立的同时，他们又发起成立了一个公开团体叫“农学会”，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号召，借以掩护兴中会的活动。
“农学会”由陆皓东负责主持，暗中进行起义前的筹备工作。经过联络和秘密串联，起义队伍已初具规模。参加者主要有会党、营练、民团、绿林以及一些外籍人士。会党为当时加入三合会的下层群众，他们有组织机构，有“反清复明”的传统，其中有些已是兴中会成员。营练中包括驻广州清军中纪律较严、战斗力较强的一部分力量，省河各舰中最大的镇涛舰管带程奎光，届时将响应起义。有着革命斗争传统的三元里民团也与兴中会取得了联系，到时作为声援力量。
8月底，孙中山、陆皓东等兴中会领导成员在香港西营盘杏花楼开会，讨论攻取广州的详细计划和起义后的有关工作。经过反复斟酌和研究，最后决定，将集中在香港的会党和各路民团三千人作为起义的主力，分顺德、香山、北江三路同时齐集广州，突然举事。起义日期则定在10月26日――这一天是广州习俗重阳扫墓的日子，进出省城的人员较多，便于起义部队混入其中。香港的三千起义主力于起义前一天晚上由杨衢云率领，搭船趁夜色前往广州，次日晨到岸即动手，作为前锋，冲击重要衙署。其他队伍编成几个大队埋伏在城内，作为响应。炸弹队则在重要区域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讨清檄文和安民告示预先印好送入城内，举事时四处张贴。
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广州城内的清军防营、水师、地方绿林、民团均联络就绪。同时，购得小火轮两艘，用以往返港粤运输。
陆皓东奉命与郑士良、陈少白协助孙中山在广州指挥调度，杨衢云在香港集合会党，于起义当日清晨直攻广州城内各重要官署，其他各路则分途响应。但到起义那天，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共和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流产。
舍生取义
起事当天凌晨5时，广州方面准备就绪，独缺杨衢云率领的充当进攻主力的三千人敢死队以及有关军械未到。按计划，他们必须在晨6时从香港准时抵达广州。8时，孙中山终于接到杨衢云从香港发来的电报：“货不能来，须延期二日。”杨衢云未按计划准时将队伍率至广州，主力不来，军械不到，起义的全盘计划被彻底打乱。
此时，清廷驻港密探章宝珊已侦悉起义情况，随即电告粤督谭钟麟。而革命党所运短枪六百支也在当天被海关查获。谭钟麟急调驻长洲的营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卫，同时命令巡勇管带李家焯搜捕革命党人。孙中山与陈少白、陆皓东等紧急磋商：既然无法发动起义，这样多的队伍集中广州，人员复杂，容易走漏风声，如果冒险行动，必遭不测。孙中山当机立断：暂停起义，人员就地疏散。
陆皓东立刻安排同志们转移，自己也和孙中山避往别处。他离开机关后，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是否已由经管的同志带走，随即决定独自一人返回察看。身边同志以形势危险极力劝阻，他却说：“党员名册最重要，若被搜去，清吏按着名册株连，我党岂尚有余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分内事。”言毕毅然前往。到了机关，暗探跟踪而至，大批军警立即将机关严密包围。陆皓东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待军警破门而入时，名册已烧成灰烬。陆皓东被捕，被押往海南县署审讯。
南海知县李微庸对陆皓东严刑逼供，妄图从陆皓东口中获悉同党名单，他宁死不招；喝令陆皓东下跪，他决不屈膝。李微庸强逼陆皓东写供词，他慷慨激昂，当庭写下直白书，痛斥“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腼颜鲜耻，甘心事仇”，毫不隐讳自己推翻清廷的决心，表示“今事虽不成，我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没，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李微庸气急败坏，对陆皓东施以酷刑。陆皓东面对敌人的残酷拷打，坚贞不屈，豪气不减。他手脚被钉上竹钉，牙齿被一颗颗凿落，浑身上下被打得血肉模糊，一次次昏死，又一次次被冷水泼醒，却始终未吐露一个同志的姓名。他严厉呵斥李微庸：“你们虽以严刑加我，但我肉痛而心不痛，其奈我何!”陆皓东被囚禁在死牢十天，其间被严刑审问三次，但终未屈服。
孙中山得悉陆皓东被捕，万分痛惜，为援救陆皓东多方努力。他请求美国领事出面调停，还找了陆皓东任过职的电报公司出面作证，说陆皓东只不过是这家公司的一位雇员，而且系耶稣教徒，不会认真闹革命的，希望能保陆皓东出狱。但当美国领事馆人员去中国衙门活动时，县令却出具了陆皓东的“供词”，美国领事只好无言告退。
后李微庸闻革命党人准备聚集劫狱，大为恐慌，连忙报请谭钟麟批准对陆皓东即刻行刑。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被绑赴刑场，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八岁。
陆皓东是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挚友和忠实助手，与孙中山有着非同寻常的革命情谊，被孙中山称为“吾党健将”，“沉勇元良，命世英才”，“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陆皓东的英年早逝让孙中山悲痛万分，在其晚年回忆录中，仍提及“皓东沉勇，其节之烈，皓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其精灵之蒙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
陆皓东就义后，被当局毁尸灭迹，家属只寻得他的两颗牙齿。人们为永久纪念这位为民主革命献身的英勇壮士，于1937年在他的家乡犁头山麓，建立了陆皓东烈士坟场。这是一座衣冠冢，里面埋葬了烈士生前穿过的一套衣服。坟场上立有陆皓东塑像，好像时刻在眺望着自己的家乡。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游览孙中山故居时，曾有“谒翠亨村”诗三首，其中一首为：
当年首义同村者，大节堂堂天下闻。
一代人豪争想象，犁头山下陆公坟。■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