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胡风 1980年7月10日，我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发的紧急通知，限我在五天之内必须赶到最高人民法院报到。 7月15日，我从上海虹桥机场乘飞机赶往北京。
7月16日，曾汉周给我交代任务――进入北京郊外的秦城监狱，参加公安部对“四人帮”的预审。
9月15日，对“四人帮”的预审结束，我和参加此项工作的公安、检察、法院的工作人员一起，从秦城监狱搬到位于西直门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着手准备起诉和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
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并任命我为特别法庭审判员。
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里，我们参加两案审判的工作人员和参加国务院有关会议的人员在一个大厅里吃饭，每桌十人，四菜一汤，每月四十五元伙食费。当时与我们一同住在国务院“二招”的，还有新成立的司法部机关和国务院人事部等部门的机关干部，以及全国各地来京办理各种公务的人员，他们在另外一个大厅里吃饭。
9月底的北京，天气还有些热，因此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去得比较晚，为的是避开高峰期。
一天早晨，因为前一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空气湿润，路边的树叶和草地上凝着晶莹的水珠。我在外面活动了一下之后，就独自朝饭厅走去。这时，我看见前面的路上，有一对老人相互搀扶着，步子迈得很缓慢。
在我的印象中，进出于国务院“二招”的人，大都是一些精力充沛的中央机关和各省市党政部门的干部，很少有这样步履蹒跚的老人。
我好奇地走上前去。
两位老人没有发现我，他们仍然慢慢地朝饭厅方向走去。
我却一下子惊住了。
个子较高的老头微微有点发胖，有些秃顶，脸上的表情显得木讷、呆板。他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搭在老太太的肩头。老太太面目清秀，身材修长，看起来比老头的精神要好一些。
我心中不停地问自己：难道真是他们？
两位老人在另一个饭厅里吃饭。
我胡乱吃完了早饭，就朝两位老人所在的饭厅跑去。只见那个饭厅里挤满了人，老太太已将老头安排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自己到前面排队取饭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将早饭端来放在桌子上，与老头一起坐下来吃饭。
由于就餐的人很多，大家相互都不认识，两位老人也未注意到我。
我细细观察他们后，终于确定了这两位老人的身份，差一点惊叫起来――
不错，这对老人正是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
这一对苦命夫妇长期以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即将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那时，遍于全国的各种冤假错案正在进行纠正，莫非中央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定下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什么新的政策？
由于胡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活动在上海，其“集团”的骨干也大都集中在这里，因此公安部认为上海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必须进行重点清查。1955年到1956年这两年时间里，我被抽调到上海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以下简称“胡风专案”） 办公室工作，此间我曾多次查看和辨认过胡风、梅志以及其他“胡风分子”不同时期的照片。万万没有想到，二十五年之后竟会在北京见到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从事公安和司法工作。在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预审之前，曾担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兼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负责人。今天在“二招”见到胡风和梅志，一种职业的敏感使我一阵兴奋――胡风能从关押他的秦城监狱出来，住进国务院“二招”，这说明中央对胡风案件有了新的说法，这件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轰动海内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到了实事求是予以纠正的时候了！
从此，每隔几天我都会早早地吃完饭，跑到另一个饭厅里去看看这对劫后余生的老人。
我的心情沉痛而不安。
后来听人说，胡风住在“二招”，是在等待中央给他们解决问题。
我不免为他们感到担心：他们的案子是当年“钦定”的“铁案”，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吗？
1980年10月，我投入了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是严肃、紧张而繁忙的。
有一天，审判江青结束后我回到“二招”，刚进屋机要员就送来了一份文件。这是中共中央于1980年9月29日发出的二十七号文件，上面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
我作为当年这个案件的一名办案人员，周身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迫不及待地看下去。
通知中写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
通知中还写道：“造成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件错案的责任在中央。”
看完文件后，我不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尽管这个通知迟来了二十五年，但这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件大冤案，终于揭开了它沉重的铁盖，让尘封已久的历史晾晒在了阳光下。
接手惊天大案
我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中期接手胡风案时的情景。
记得那是1955年的一个早晨，我刚走进上海市公安局的大门，就被分管经济保卫工作的副局长叫住，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说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我谈一谈。
副局长很客气地让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告诉我，经组织决定，调我到新成立的“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公安预审员，负责对被捕的“胡风分子”的审讯工作。
我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感到很吃惊。因为随着全国各地“胡风分子”的不断被揭露、被逮捕，“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成为令世界瞩目的一件事，中央对此也抓得特别紧。我一直都是从事经济保卫工作的，对于文艺界了解甚少，让我来参加这样一件惊天大案的预审工作，与“胡风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责任重大，我担心自己完成不了任务。
我说：“领导和组织的信任我很感谢，但过去我是搞政权建设工作的，对审讯没有经验……”
我还未说完，副局长就打断了我的话，挥挥手说：“老王，我们都是炮火中过来的人，打仗时有向后退的道理吗？组织上既然定了，你就赶快回处里去移交工作吧！”
我也很倔，说：“这文艺界的事情，本来就该局里面文保处派人参加，为什么来我们经保处抽人？”
副局长一听就笑了起来，说：“老王，你这人做事就是太认真，太刻板，任何事都有个灵活性。我怎么给你说呢，本来按理是应该从文保处抽人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业务范围嘛，组织上开始也考虑调文保处一名副处长参加，但政治部发现他有某些政治方面的问题，不好参加这项工作。由于你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党组决定调你出来。胡风集团案情重大，参加的办案人员必须可靠。”
这时我才知道，副局长已经分管“胡风专案”的工作了。可是，在此之前，我们同在一个大院里，却一点儿都不知道消息。
可见当时对于此项工作的保密程度。
副局长见我不再说话，接着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当前全国的一件大案要案，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公安部指示，上海是胡风多年活动的地方，是胡风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必须在公安部的具体指导下，迅速完成对‘胡风分子’的清查任务，主要是查清他们集团中的相关人员及其政治历史问题，你我负责在这个专案里担任审讯员。”
我问：“这审讯员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副局长说：“审讯案犯、负责外调，实事求是查清他们的问题。你去后可以先阅读一些文件，熟悉一下情况，了解当前全国各地清查胡风分子的动态。然后着手工作。你的首要任务是专门审讯主要的‘胡风分子’……”
副局长的话还未讲完，我就急着说：“不行不行，你知道我在1953年以前，主要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担任政权建设科科长，做的是各级人民政权建设方面的工作，审讯犯人这种事从来没有做过，我也不懂。”
副局长坚持要我去，他说：“成立‘潘杨（潘汉年、杨帆）’、‘胡风’两个专案组，抽调了不少干部，这是当前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我们这些人都是从部队上下来的，当年打江山我们付出了鲜血，今天我们难道能让反革命分子将人民的江山夺走吗？我们公安干部就是要保卫人民的政权，要到最艰苦困难的岗位上去工作才对，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
副局长将这项工作已经讲到了这个程度，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服从命令。
副局长又说：“上级要求很严，规定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不能参加。你十八岁就入党，在革命斗争中一直表现不错，没有任何的政治历史问题，叫你参加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就这样，我第二天移交了手头的工作，到专案组报到了。
胡风被捕经过
到胡风专案组后，我才知道这一惊天大案的来龙去脉。
1954年7月22日，胡风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走进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室。文教委员会的领导接待了他。
胡风从随身的小包里取出一叠厚厚的稿子来，双手捧着交到领导手里。
这一叠厚厚的稿子，是胡风花了整整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的一份报告，他希望文教委员会的领导能够将它转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标题是：《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胡风盼望这个报告能够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视，调整文艺方针，使作家们获得一种更加宽松而活跃的文学创作环境，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处境。
胡风的心是真诚的，对党和领袖是信任的，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因文字（信件）被定成“反革命集团”的“罪人”。
1955年5月16日，对于胡风和家人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
这天下午，胡风和家人正在吃晚饭，房门是敞开着的。有几个人来到胡家，这些人中胡风和家人只认识一个人，就是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刘白羽。
胡风忙与刘白羽答话。
孩子们见家里来了客人，知道大人有事，急忙吃完了饭，到外面玩去了。
这几个人将胡风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
在此之前的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写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舒芜），这主要是一些新中国成立前胡风写给舒芜个人的信件摘录。
这些公布的信件，成了胡风“反革命”的铁证。
拘捕胡风的行动是在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之前，当时到底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公安部的决定，在我所接触的材料中，都没有文字记载。现在根据我所经历和了解的史实可以肯定，胡风是在被秘密拘捕两天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正式做出逮捕决定的。
也就是说，拘捕胡风根本没有任何的法律程序，而是根据有关命令进行的秘密逮捕。在逮捕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才做出拘捕决定。这个迟到的决定，只不过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形式。
拘捕胡风的行动由公安部执行。
公安部事先将此秘密通知了全国作家协会有关领导，并由作家协会派一名熟悉的领导随行。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公安部的人穿着便衣，将汽车停在门外，装着找胡风有事的样子，趁吃晚饭的时候，来到了胡风家里。
胡风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几个人会将他的生命之舟，带向另一个完全陌生又充满危险的海洋。
几个人在屋子里谈了一个多小时。
胡风的夫人梅志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感到这间小小的屋子，有一种山雨欲来之势。
自从胡风的“自我批判”材料和胡风在新中国成立前写给舒芜的信公布后，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就被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了。胡风夫妇为之吃惊，为之苦恼。说他有点个人主义，有些小团体主义，有些宗派主义……他都会承认，可说他反党，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
可是后来冷静下来想一想，也就没有完全放在心上，总认为迟早会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顶多在文艺界或报刊上开展一些批判，只要思想转过“弯”来，认真地进行自我批判，是会得到组织的谅解和信任的。
胡风对自己的被捕感到很突然。
从13日到被拘捕的16日，这几天里全国上下都在“学习”那些报上的“材料”，而胡风本人则同过去一样地开会、会见朋友和练拳，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与文艺界领导的这种在文艺思想上的不同认识，以及那些与友人交往的信件，会发展成为一件共和国历史上的惊天大案，一个全国上下数亿人都投入的运动，各行各业都会对他进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批判，除了自己之外，还会牵连到两千多名无辜的人。
公安部的人向梅志出示了搜查证，对胡风家里进行了搜查。
屋子里的书很多，搜查人员一本一本地翻过去，根据要求，对屋子里的信件搜查得特别仔细，只要是信件，都被集中放在一个地方，便于最后带走。
一直搜查到半夜，才算结束。
公安部的人将胡风从里屋带了出来。
胡风与梅志对看了一眼。面对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有些不解，眼里有些惊慌，但都没有说话。
公安部的人要将胡风带走。
胡风这时才给梅志打了个招呼。
浓浓夜色中，屋外响起了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响声。
汽车绝尘而去，胡风从此开始了他漫长而痛苦的囚禁生涯。
胡风被带走后，公安部留下的人员再一次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
凌晨，负责搜查的人认为可以结束了，便将梅志带走。
从此以后，整整十一年，胡风与梅志再没有见过一次面。
最后的岁月
1980年10月，我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遇见了胡风夫妇，并看到了中央对“胡风集团”平反的七十六号文件后，心中为他们感到高兴。
在这个文件里，中央对于“胡风集团”冤案主动承担了责任。
这是每一个“胡风分子”所盼望的――在经过了无数风暴和寒冬之后，他们终于盼来了生命的春天。
接着，胡风出任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顾问，不久又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就在我结束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后不久，听说胡风全家搬入了文化部分配的住房，合家团圆度过了胡风平反后的第一个春节。
长年的囚禁生活，摧残了胡风的健康。胡风生病期间，周扬曾专程前往探望。经历了难以想象的人生风雨之后，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985年6月8日下午4时，胡风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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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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