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初识于1986年，那时李骏是《家庭》杂志的主编，恰逢中国妇女报刊年会在太原召开，他在会议之余亲临我当时居住的榆次锦纶厂看望，还郑重聘请我为《家庭》杂志的顾问。第二年岁末，我参加海南笔会后回到广州，与李骏先生联系后，他非常高兴，一定要陪我到珠海、深圳转转。这一转就是五六天，路上听老李讲了不少他和《家庭》的故事。老李心中还有许多壮志，当然也意识到自己的年龄，说过不了多久就会退休，但他是“一定闲不住的”。
一晃过去二十多年，我与老李的联系渐少。前些日子突然接到老李的电子邮件，说他现在正办一份刊物，希望我能投稿。接到信后我大致估算了一下老李的年龄，怎么也在八十开外了，还能“时髦”地使用电脑！
作为写家，这些年我常和刊物打交道，深知办一份刊物须花费的心血和力气。我仔细问了办刊的情况，老李带着点儿自豪说：《南方日报》去年“记者节”时曾发过消息，专门讲了我们社的情况，我是社长兼总编，八十二岁，副总编辑张宝锵九十一岁，特约撰稿人、专栏作家周有光一百零五岁。于是我们的刊物被称为新闻界的“三绝”刊物，创造了中国期刊界乃至世界期刊界的“奇迹”。
这番话当下令我大为感佩。老李作为离休干部，退下来后生活、医疗一定皆有保障，是不必为“稻粱谋”的。九十一岁的张宝锵先生我不大了解，想来资格和待遇不会比老李低。至于周有光先生，我早就对他心存敬意。我曾在网上看过一篇对老先生的采访，特别留意了同时配发的几张照片，从窗外的情景看，老先生住在一片老式居民楼中，书房不足十平方米，摆设十分陈旧。老式的没有外包的暖气，堆满图书的没有玻璃门的旧书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旧式二屉桌，已经极少见的四方木凳……如果我的观察不错，地上铺的竟是早已被流行不屑的地板革，而他写作使用的是一台老式打字机。老人在这里以“二十五岁”的心态生活着，每天除睡眠八小时外，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和写作。他说，过了八十岁，年龄就要重新计算。很多人说，到了八十岁人就没有用了，我还有用，八十一岁时，我算一岁。按照这样的算法，老人今年才刚二十五岁。在二十五岁这一年，老人出版了近二十万字的《朝闻道集》，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
――三位老先生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老有所用”。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已成为困扰全社会的大问题。
我以为，养老可以是各种方式的：与子女共同生活，享受天伦之乐是一种养老；旅游健身，把自己弄得结结实实是一种养老；热心公益事业也是值得提倡的养老方式。每个家庭和老人都有权根据自身状况对养老做出规划，关键是健康和快乐。三位老先生的“老有所为”，套用一个流行词，无疑是一种很“给力”的养老方式，值得借鉴和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