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时代 鲁迅与陈师曾既是同学，又是同事，他们最后在教育部整整相处了十年。在早期的《鲁迅日记》中，陈师曾的名字是出现得最多的一个。 陈师曾生于1876年，比鲁迅大五岁，在1923年就病逝了，只活了四十八岁。他名衡恪，字师曾，号槐堂，又号朽道人、朽者，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他出生于清末一个官宦人家，祖父陈宝箴，举人出身，在任湖南巡抚时，开办时务学堂，创办《湘学报》，力倡新政，颇见成效。还向光绪皇帝奏荐“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来辅佐新政。父亲陈三立，光绪时进士，官吏部主事。曾帮助其父在湖南推行新政，支持变法运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以“招引奸邪”罪，同被革职，再未起用。
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陈师曾既受到祖、父辈爱国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他们诗书余绪的熏陶，在他身上随处可见对艺术的锐敏和感受。他六岁的时候，祖母带他到杭州去玩，看到十里荷花，竟高兴得情不自禁，就在乘坐的轿板上随手摩写，回家以后依然即兴涂鸦。十岁以后工诗善画，被人们称为“神童”。后来家人就为他广拜名师。他具有扎实的旧学基础，特别在绘画方面显露出他的聪慧和天才，终于成为我国近现代绘画史上承前启后的大画家。
变法失败带来的家庭变故，改变了陈师曾的人生道路，使他有机会走向社会，并得以结识鲁迅。1898年，二十二岁的陈师曾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此时的鲁迅，在父亲死后，离开了湖南绍兴老家，也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先上的是附设的水师学堂，五个月后转入矿务铁路学堂，这样就与陈师曾成为一个班的同学。此时，江南陆师学堂的总办是俞明震，而陈师曾是俞家的近亲，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吧，鲁迅和同宿舍的同学给他送了一个徽号叫“官亲”，有点不大愿意接近他。尽管陈师曾原来也是读书人，与其他同学一样只穿着便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三年后，鲁迅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提出赴日本留学申请获得批准，于1902年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陈师曾也是与鲁迅一起去日本的，所不同的是他是自费，而鲁迅是公费。就是这个自费出国，一下子改变了鲁迅以及其他同学对陈师曾的看法，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密切起来。因为在鲁迅看来，如果他单纯是靠近亲关系，由俞督办给他弄个公费出国恐怕易如反掌，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后来，鲁迅曾对东京弘文学院一位叫沈瓞民的同学亲口说过，其实，陈师曾学教育，擅长诗画，是一位艺术家，为人诚恳，与俞明震在政治上是无关系的。即使对俞明震，鲁迅后来也一直怀有敬意，在日记中称他为“俞师”，在北京时与陈师曾还一起拜访过他。
东京弘文学院是一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的学校，鲁迅与陈师曾同住在一个寝室，同室的还有张邦华、顾琅、刘乃弼、伍崇学、祝凤楼和沈瓞民，共八人。在这里，鲁迅对陈师曾有着相当的影响。据沈瓞民在《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中回忆，1904年，他回国前，鲁迅和陈师曾二位学长邀请他到东京日叱谷公园吃点心。那时已经爆发日俄战争，鲁迅对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愤怒；而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中，却有袒护日本的言论，鲁迅批评他太无远见，并给他写信提出三点建议。陈师曾受到鲁迅的鼓舞和影响，也写了几封信，其中有一封就是写给他父亲的，指出要警惕日本包藏祸心等。沈瓞民回国后，将鲁迅的信交给蔡元培，陈师曾的信分送给有关人。两年后，他们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鲁迅上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来退学与许寿裳等专门从事文艺运动与文学创作；而陈师曾则进了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博物学，精心研究动植物的结构、色彩等，对他后来创作花鸟画有很大的帮助。
同事时代
鲁迅与陈师曾再次相遇并共事，则是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以后。1912年，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鲁迅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接着随教育部北上抵达北京，任佥事兼社会文化司第一科科长。1914年，陈师曾也受聘到北京任教育部编审员，从此他们在一起共事了十年。他们最初相识的四五年间，鲁迅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公务员，据同在教育部共事的老朋友许寿裳说，除去在部里上班之外，鲁迅一是抄古碑，二是辑故书，三是读佛经。至于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引起社会轰动，从而名声大振，那已经是以后的事了。与鲁迅相比，这时候陈师曾的诗书画印俱佳，特别是他的绘画已经有很大的声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老师、画坛巨匠吴昌硕说过：“师曾老弟，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之趣，诗与书画下笔纯如。”
由于鲁迅与陈师曾过去是同学，又有共同的爱好，所以在教育部共事期间，他们来往是非常密切的。在《鲁迅日记》中，记载他们之间交往的文字，不下七八十处。但为教育部的工作方面似乎只有一次，其余的大都是私下往来。1914年6月2日记载：“与陈师曾就展览会诸品物选出赴巴拿马者饰之，尽一日。”这是记下的他们唯一的一次公务活动，他们选作品虽然只有一天，但为准备这个展览会花了几个月时间。这个展览会全名叫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址设在教育部礼堂等处，展出字画、刺绣、编织、玩具等，4月21日开幕，5月20日闭幕，展期一个月。至于准备这个展览会的时间，恐怕需要几倍于一个月的。鲁迅作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个展览会就是他直接分管的工作，展出期间他还常到那里值班。陈师曾所在的编审处，可能不管这项工作，但他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画家，加上他和鲁迅的关系，在筹备期间参与其事恐怕是责无旁贷的。所以，在展出结束之后，由部里派鲁迅、陈师曾等再次对展品进行审查，评出甲等奖一百五十一人，乙等奖四百二十三人；从中又选出一百零四种，参加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建成而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他们之间的私交，最多的就是他们俩游览古玩市场，购买碑帖拓本、古钱币等。《鲁迅日记》里，经常有“午后同陈师曾之小市”，“午后与陈师曾游小市”等记载，十三四处。但买回东西的似乎不多，而更多的则是他们互赠自己的藏品，如鲁迅“赠陈师曾《三老碑》”，陈师曾回“赠《强独乐为文王造像》”等。陈师曾擅长治印，有时鲁迅就请他为自己刻印。1916年6月22日，《鲁迅日记》载：“上午铭伯先生来觅人书寿联，携至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铭伯是许寿裳的大哥，也是鲁迅十分尊敬的一位长者，这天他让鲁迅找个人写副寿联，鲁迅就到单位逮着陈师曾让他写了送去。这里一个“捕”字，就把他俩亲密无间的关系活现出来。
陈师曾绘画的名声很大，所以《鲁迅日记》里赠画的记载也不少。无怪乎周作人后来开玩笑地说，师曾给鲁迅刻过好几块印章，也有几张画，“大家都想慢慢地再揩他的油”。许寿裳说过，“鲁迅的爱好艺术，自幼已然，爱看戏，爱描画；中年则研究汉代画像；晚年则提倡版画”。尽管鲁迅对传统的国画评价并不高，他不满于“古人作画，除山水花卉外，绝少画社会事件”。但他还是十分喜欢陈师曾的画的。
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与陈师曾
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给了鲁迅和陈师曾以直接的鼓舞或影响。作为新文化运动发祥地的北京大学，时任校长的蔡元培聘请鲁迅为中文系讲师，陈师曾也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美术专门学校国画教授。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呐喊》。与文学革命相呼应，陈独秀也提出了“美术革命”的口号，他说：“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按：指清代‘四王’的画，即王时敏、王鉴、王晖、王原祁）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陈师曾对此持有相同的看法。1919年年初，他在北京大学欢送徐悲鸿赴法学习的会上，发表演说：“东西洋画理本同，阅中画古本，其与外画者颇多……希望悲鸿此去，沟通中外，成一世界著名画者。”更为难得的是，在当时几乎要统统打倒王维、苏轼以下的文人画的一片声浪中，他出版了一本《中国文人画之研究》，肯定文人画的价值，“即在陶写心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并响亮地提出，文人画的四大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这才是中国画的优秀传统。陈师曾以一个大画家的感受，能提出发挥中国画的优秀传统并借鉴西方美术，敢于批评和纠正在“美术革命”口号下的偏颇和谬误，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陈师曾的创作实践，也充分证实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的山水花卉，虽然学石涛、吴昌硕，但能博采众长以为己用，并以自己接触过的西洋画法及对各种植物花卉的研究，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因而他的画能自创新意，似传统的中国画又自辟蹊径，在众多的学古人的画家中卓尔成一大家，起到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
然而，就在陈师曾的绘画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23年夏天，他回南昌侍奉母病之后，不幸身染疾病而亡。梁启超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说，称“陈师曾在现在美术界，可称第一人。无论山水花草人物，皆能写出他的性格”。他把陈师曾的死，比作一次大地震：“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甚于日本之大震。”鲁迅知道这个噩耗已经到了年底，他在1923年12月12日日记中写道：“陈师曾赴来，赙二元。”他不胜悲痛，在连续两年的《鲁迅日记》中，记载有他按期购买出版的《陈师曾先生遗墨集》，以表示对这位挚友的怀念。早年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请陈师曾给他和周作人译的《域外小说集》设计过封面；1928年他出版《朝花夕拾》时，曾给李霁野写信，想找一张陈师曾的花卉笺纸作为封面，后因找不到合适的，才另托陶元庆设计。1933年，鲁迅和郑振铎编印的《北平笺谱》，选用陈师曾的山水花鸟画笺三十二幅。鲁迅在《序》中说：“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间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会，通力合作，遂越前修矣。”鲁迅以实际行动，编辑出版故友的遗作，并给予高度的评价，这应该说是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刘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