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元老当中，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是人生经历最富有传奇性、个性也最强烈的人之一。他身兼两个显赫称号――“民国先驱”与“学界泰斗”，名副其实。鲁迅称颂他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确实，章太炎不仅学问大，更有骨气。其个性倔犟，耿介无忌，特立独行，不但体现于他在敌人面前毫无惧色，威武不屈；对于朋友同志，他也总是不肯丝毫含糊，不为乡愿，务求和而不同。由是之故，始于交好，终于反目的事在章氏的交往史上可谓家常便饭：鼓吹造反、为革命坐牢，余杭家祠开全族会议将他开除出族；剪辫断发、矢志排满，在拜访老师俞樾时被痛骂出门，结果发表《谢本师》一文，断了“出入八年，相得也”的师生之谊；始以师事严复，颇为契合，最后以学术分歧而责以严词，互相敌对；从投身于变法图存，初与康有为惺惺相惜，引以为同志，到对康梁均极为反感，胜于冰炭，甚至与康门弟子发生肢体冲突；由初投张之洞幕下颇得器重，到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其中，他与孙中山先生交往中的恩恩怨怨，更是复杂多端，充满纠葛与反复，也最能显示其为人。
迟到的订交
1897年春，上海时务报馆，章太炎看到一则来自路透社的电讯。这是他最早知道关于孙中山的消息。电讯中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变政党人”（即革命党），是一个医生，被诱骗监禁于清廷伦敦使馆，后因英国方面抗议，得以获释。章太炎阅后，马上询问梁启超，方知孙中山“蓄志倾覆满政府”，“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他不由得“心甚壮之”。
至于他和孙中山真正相识，则晚在两年多以后。
1899年6月，为躲避清廷通缉，章太炎流亡台湾。稍后梁启超邀请他到日本，并将他介绍与孙中山相识。此次孙章两人在横滨梁启超居处相见，虽然章太炎表示出对孙中山的赞赏，孙中山也推崇章太炎关于今后建都的设想，但萍水相逢，匆匆一面，还远不能说两人达到了真正的相知。孙中山甚至还给章太炎留下了不小的负面印象，章在后来给朋友汪康年的信中说孙中山：“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
直到一年过后，章太炎才将孙中山引以为同志。
那是1900年8月，章太炎在上海愤然剪去长辫，身着西装，傲然行于马路，以示与清王朝公开决裂。在对保皇者心存藐视的同时，章太炎自觉与己志同道合者，不过寥寥数人；而上一年结识的孙中山，当是最为杰出的同志。于是去信一封，开头即称孙中山“先生天人也”，信中大谈革命排满之志，表达去年会晤匆匆之遗憾。随信寄呈的还有他的两篇在当时持言甚是激烈的新作《拒满蒙人入会状》与《解辫发说》，他请孙中山在革命派创办的报章上发表。
孙中山在海外接信后兴奋异常，当即指示香港《中国旬报》全文发表章太炎寄来的信及文章。他本人还以报馆的名义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后记”，其中称赞章太炎发表的言论，为“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两人虽天各一方，不睹其面，然而互相引以为神交之态，跃然于纸上。
然而，他们的正式“订交”，却还要等到一年半后章太炎再次流日。
1902年2月，章太炎因在东吴大学宣传革命，又遭清廷追捕，于是第二次流亡日本。当时孙中山正好旅居横滨，章太炎由东京往横滨，专程去拜会他。两人相谈甚欢。而在此后数月当中，孙中山每十天从横滨来东京与章太炎相会，章太炎亦多次由东京去横滨，共同就与革命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中国的土地问题，革命胜利开国后的典章制度乃至建都问题，都在讨论之列。据章太炎记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启发了章太炎对经济变革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甚至根据孙中山的主张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而经章太炎等的介绍，孙中山也与留日学生开始接触，互相了解，并得以在日后展开合作。这段时间，孙章之间虽也有不少意见的争论，但总体而言，则是相知相交，公私之谊均甚笃。这一年4月26日后，孙中山约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到横滨永乐楼公宴，席上孙中山倡言全体与会者“各敬章先生一杯”，章太炎一口气喝酒七十余杯。由此可见他们“订交”之后各方关系的融洽。章太炎对孙中山的拥护，更使回国后的他在次年为白浪滔天庵《孙逸仙》一书中文版写作序诗时，用赤帝子比喻孙中山，以形容其为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
孙章关系真正进入蜜月期始自1906年7月。当时章太炎因“苏报案”服刑期满出狱，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章太炎遂踏上第三次流亡日本之路。到了东京，章太炎受到热情接待。7月15日东京留学生举行欢迎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讲出著名的妙论：“……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稍后孙中山自南洋返回日本，两人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又都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倍感振奋。这段时间两人天天见面，商讨革命方略。其后，章太炎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多时，同盟会又聘他主持机关刊物《民报》。接手《民报》后的章太炎，与改良派战，与投机分子战，与立宪党人战，文字锐利，针锋相对，“真是所向披靡”（鲁迅语）。后又得汪精卫、胡汉民辅佐，于是几管毛笔，横扫天下，与孙中山发起的革命行动互为呼应，配合默契。他们个人关系的密切程度，也达到了短暂的顶点。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为他们的友谊蒙上一层阴影。
反目成仇
导致章孙两人友谊出现裂痕，终于发展到反目成仇的第一件事情，发生在1907年上半年。
是年3月，日本政府应清廷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当时，东京证券商铃木五郎资助孙中山一万元，日本外务省亦秘密交付他八千元。孙中山急于将这笔钱带往南洋，筹划在中国南方边境发动起义，所以，临行前，他以一千元举行告别宴会，只交给章太炎两千元做《民报》的经费，余款尽数带走。因《民报》经费困难，章太炎认为孙中山所给款额太少，不堪支出，同时，又因日本方面告以秘密赠款一事，他便一方面对孙中山的革命道德产生了疑忌，一方面则要求他将铃木所赠一万元全部留下。孙中山未能满足他这个要求，章太炎不免怒火中烧。同盟会员中一些人趁机从中挑唆，他竟头脑一热，意气用事，对真相未作深入了解，便气愤地将民报社中悬挂的孙中山像取下，将它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中还说出这样的话：“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五六月间，传来消息，孙中山指挥的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相继失败，章太炎又和张继一起，甚至作出要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的提议。事态经黄兴等人调解，虽然得以暂时平息，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之后“运械事件”接踵而至，双方的误会更深。
“运械事件”发生在当年9月。孙中山为发动两广钦、廉起义，委托宫崎寅藏等人自日本购买枪械，运往广东。章太炎、宋教仁等得知这批枪械“属明治十八式，陈旧不堪作战”，于是忙电告香港《中国日报》陈说此事，建议停止另购。与此同时，这批枪械也是辗转不利，先在广东未能卸下，再转往香港时又被港英当局勒令随船立即返日。待折回日本，终为日本警察当局全部扣留。事实上，这件事一是因为日本的阴谋，清廷也已从其他方面获得情报；孙中山却不解实情，认为全是章太炎等“泄露机密，破坏戎机”，因此愤恨不已，内心种下芥蒂。他们的隔阂便由此日益加深。
双方正式决裂却是在1908年10月《民报》被日本政府禁止之后。先有《民报》被禁时附加罚款，日方声言逾期未交，章太炎就要被罚去做苦工。此事同盟会未予救援，最后反而是章门弟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章太炎、鲁迅等人均对这件事感到“很大愤懑”。再有章太炎拟将《民报》迁往美国等处，于是急函孙中山，要求予以经费上的资助。此时，孙中山正为安置起义失败逃亡的义民而疲于奔命，无暇他顾。章太炎却误以为他是有意迁延，竟至于大动肝火，自誓“此后不再与闻《民报》之事”。孙中山对章太炎往日在《民报》上时常发表章自己大感兴趣的哲学、宗教（尤其是佛学）文章，本有不满；嗣后，他派汪精卫来东京，背着章太炎秘密恢复了《民报》。此事为章太炎知悉后，他认为孙中山欺人太甚，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双方关系遂正式宣告破裂。章太炎发表《伪〈民报〉检举状》一文，指汪精卫所复之刊为伪刊，文中对孙中山人格亦颇多中伤。他责骂孙中山“本一少年无赖”，精于揽权自重之术，“乘时自利，聚敛万端”，又有卖国卖友之行，总之，“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可谓诛心之论。香港《中国日报》等代表孙中山方的意见，则揪住1907年冬对革命一度失望的章太炎想去印度做和尚，曾向清廷要人谈判路费等事，诋毁其为革命党之罪人，满洲之鹰犬，朝廷之侦探，“晚节不终”。双方前后作如是之意气争斗不止，甚至于翻老账，造事端，互泼脏水，均有不少失态之举。其实，孙中山固然不是如章太炎所描绘的猥琐状，章太炎也从未想过叛变的事。对于这些争论中的言过其实之处，双方到后来都是有所反省修正的。
与此同时，双方在组织上也划清了界限。孙中山将许多地方的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章太炎则与陶成章等从同盟会分裂出来，重建光复会。由此，双方各自阵营，泾渭分明，以示彻底之决裂。
坦然复交
1911年双十日，武昌首义。很快，中国持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垮台。革命党人的事业至此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民国肇造，百废待兴，况且内忧外患，挑战实不减于流血革命。然而辛亥年巨变，却为章太炎和孙中山之间关系的恢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遇。
武昌首义不久，章太炎即主动抛弃前嫌。他从东京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对“大革命家”孙中山将要回国表态欢迎，并请他们派人“妥为招待”，进而图谋统一之策，以便“早定大局，以苏民困”。不久之后，接近同盟会的《民立报》亦发布章太炎“回国返沪”的消息，该报还为此特别刊载社论《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说章太炎是“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文中另有“唯望我同胞奉之为新中国之卢骚（今译为卢梭）”之语，可谓推崇备至。孙中山本人回国后，知道同盟会中有些人因前事对章太炎仍颇有疑忌，乃特意澄清说：“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由此可见，在滚滚而来的历史洪流里，他们都没有执著于个人的恩怨，而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不计前嫌，携手并进。据说，孙中山最初提议的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名单中，就本拟由章太炎出任教育总长。可惜后来此议遭到同盟会内部反对，乃改任蔡元培，而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在写给章太炎的聘函中，孙中山对他作出很高的评价，说他“撷百家之精微，为并世之仪表”。未几，两人南京见面，“谈组织政党事，甚欢洽”。
可是，历史巨变迟早会化为无数的具体问题。而面对随之而来的细节而非大节，孙章二人便不免又会像以前出现过的那样，因意见相左而走向私交冷淡了。伴随他们复交的始终，阴影总是不断，挥之不去。
第一次风波起于1912年1月14日，沪军都督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由此蔓延，广东等许多地方出现排斥乃至杀害光复会员的事件。章太炎丧失同志之痛，无可言表。他不了解情况，于是持论激烈，既攻击陈其美，也谴责孙中山。孙的追随者亦以破口大骂予以回敬（如戴季陶著文《哀章炳麟》、《该死的章炳麟》、《章炳麟非人》、《水性杨花之人妖》等）。事件虽然以孙中山给广东方面发去长篇电文，诫以兄弟不可阋墙而告一段落，但是，此事不能不给刚刚复交的两人关系蒙上阴翳。一个例证就是，章太炎虽然接受了枢密顾问的任命，但到南京与孙中山会面一次后，便借口上海南京之间邮递便利，因此自己不必常住南京值班，而即行返回上海了。
接下来他们还有不少分歧。比如中华民国的建都，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章太炎却力主北京；孙中山以财政匮乏为由，想以浙西铁道以及汉冶萍公司抵押给外人求贷，章太炎则以国家矿权不容外资入侵而数度上书（经士民抗议后，孙中山采纳了他的主张，废除原议）；再比如章太炎创办《大共和日报》，造舆论批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初，孙中山“手无魁柄，军士不服”，却听逢迎之言，行争权夺利之事，又不能与武昌诸将合作，以至于上下抵触，内外不服，终于“形涣势屈”，将政权拱手让予袁世凯；又比如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章太炎为袁出谋划策，同孙中山意见更多不一致……诸多不快虽然常使他们面临不欢而散的局面，但是毕竟没有发生致命的冲突，所以他们的关系也就免于再度破裂。而他们在根本理念上的大一致，则成为后来继续合作的基础。
在那个年月里，时局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孙中山、章太炎由此均反省到，一方面是袁世凯野心十足，一方面则是革命党人自己不断相互猜忌，这种内耗实易为敌人所乘。书生气十足的章太炎，也终于认识到了袁世凯利用他与孙中山一派不和，欲图坐收渔翁之利。他辞去东三省筹边使一职，毅然南下；不久二次革命爆发，他又冒险入京，试图利用共和党与袁世凯抗衡，并如鲁迅文章所言，“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最终身陷囹圄，为袁软禁达三年之久。此前此后，政治局面的恶化使他和孙中山的关系又获得了改善的机会。孙中山一方称章太炎为“革命先觉，民国伟人”，“鼓吹革命，本吾国先觉，学问道德皆高尚纯洁，四万万人仰为泰山北斗”，又说他是“民国主张公理人道代表”。章太炎也表示愿意在大是大非面前且放弃细节上的争论：“共和党（章太炎曾任理事）与同盟会虽时有小嫌，百年宜思大义。”他们此时的私谊，从孙中山为章太炎做媒，介绍上海神州女学校长汤国梨，并与黄兴等各界名流两千余人盛装出席婚礼，也可窥见一二。
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章孙看法虽不尽一致，但主要意见是相通的，政治上也以协同为主。他们的私人关系亦相当友好。尤其是1917年，反对段祺瑞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辫帅张勋复辟，两人常一道发出通电，均力主拥护共和，共讨竖逆。张勋复辟如鸟兽散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孙中山乃以护法为旗帜，在广州开“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军政府大元帅。章太炎则在军政府中担任秘书长，他前后往返香港、广州、昆明等地，为孙中山说服西南等地军阀参加护法军。可惜终究未果。反而经历诸般反复之后，章太炎心也冷了，于是有峨眉山受戒，自称不复与闻世事之举动。
不容回避的是，在孙章两人交往的最后阶段，纵使时局常常使他们有必要站在同一阵营中奋斗，但是，两人又总有重大分歧。比如章太炎的属意于黎元洪；又比如章太炎大逆孙中山之意赞同“联省自治”，甚至于攻击孙中山“广东元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最大的矛盾在于章太炎坚决不同意孙中山晚年按列宁主义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早在辛亥初年，章就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意见），反对“联俄联共”。于是乃有1924年冬，冯自由诸人的齐聚章太炎家，公推由章撰稿并领衔，发《护党救国公函》与国民党一大对抗；次年2月，又组织“辛亥同志俱乐部”，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唱对台戏。
和而不同
不管章太炎与孙中山之间过去有多少失和与不快的记忆，但是，他们之间的交往毕竟是坦荡荡的君子之交。他们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决不肯随便折节屈就之人格，不但属于难能可贵，而且比之那些甘若醴酪的小人之交，反显出他们才是真正相知的诤友。孔子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孙章之间的友谊确实有不少可以挑剔之处，但无疑，他们才是真正践行了这种交往之道的诤友和益友。这一点，从孙中山去世之后，章太炎对他的不断推崇与维护之中，更能看出。
早在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经沪，章太炎即特往探视。知孙中山在京病重，章太炎即手疏医方（章颇精于医道），托人带往北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章太炎立即来到上海孙宅，商议治丧事宜。担任追悼会筹备处干事的他，主张在正式政府成立之前，宜先由孙中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到正式政府成立，再举行国葬，此举主要是防备段祺瑞政府乘机下令国葬。他在为孙中山去世发表的谈话中，盛赞“先生做事，抱定奋斗精神，坚苦卓绝，确为吾党健者”；他也希望“大家竟先生未竟之功，努力救国”，由此，“则追悼先生始有价值也”。
他在为孙中山写的挽联中，虽然借用三国和屈原、楚怀王典故，委婉地表达出自己对孙中山行动和选择的保留态度：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但斯人已逝，留给他更多回忆的却是孙中山对于革命的功绩和奉献的品格。
尤其值得一记的是，中山陵竣工，要竖墓志铭，当时大家考虑再三，认为唯有与孙中山有多年交谊，且是国学大家的章太炎能够胜任。章太炎自己亦认为：“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唯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我欲为中山先生作墓志。”他当仁不让，挥笔写下了一篇典雅古朴、凝重练达的《祭孙公文》。可惜的是，当时出任中山陵建筑总监的是蒋介石，而章太炎对蒋所作所为时有指斥，惹得蒋对章早就有所不满；且蒋本人也有自为墓志之心，以取得政治资本。所以，便拒绝使用章氏所撰墓志铭。结果，中山陵虽然建成，碑亭虽然也在，但却没有墓志铭，最后不得已，只有将“天下为公”四字刻于亭中代替。章太炎对此耿耿于怀，引以为终生之憾事，曾愤然说：“蒋以个人好恶，竟宁使革命元勋之陵墓缺少碑铭，可憾也。”
（责任编辑/刘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