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谈起当下的生活，谈起我们身边的诸种快乐元素，总是无法回避两个大的背景，一个是悠久的历史传统，另一个即是革命狂潮退去之后，向日常生活正常化的回归。 诗人、翻译家黄灿然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法国餐馆的兴起》，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颇为耐人寻味。他说：“法国餐馆的数量和质量，似乎都是随着法国的大革命而获得的一次大跃进。大革命令贵族们家破人亡，造成国王最佳的厨师们失业，他们于是开设餐馆谋生。一七八九年，巴黎只有不到五十家餐馆；一八二○年，餐馆多达三千家。可以说，厨师们把以前服侍贵族的美食，拿来服侍公众。”
在中国，革命与饮食、与餐馆的兴起则有着另一种关联。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往往是发动历次革命的原始动力。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未必能让所有人都吃上饱饭。
在革命的年代，中国是个准军事化的国度，每个人都被要求成为勇于献身的“战士”，每件事都有强烈的“阶级性”，连“快乐”也是被高度革命化的。革命要求人们“吃苦”，要求人们以苦为乐，任何属于个人的快乐都有可能被视为背叛，甚至是深重的罪孽。那时，人们不光只能靠粗茶淡饭维生，而且还被强令要求吃所谓“忆苦饭”。
长期以吃饱肚子为难题的中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经历着全国性的大饥荒。我的那位害怕吃红薯的同学，就是那场饥荒的受害者，他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在为如何解决温饱问题发愁。为了粮食，为了不再忍饥挨饿， 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二十名饥饿的农民代表以不怕坐牢杀头的勇气，秘密立下了一纸契约：分田到户。正是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农民，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从此，吃饭才不再是让中国人头痛的问题，才渐渐接近“甘其食，美其服”的原始理想。
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回想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第一次起步，自然要谈到个体户，而谈到新中国的个体户，则又要谈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餐馆。
新中国的第一个个体户，就是一位餐馆老板。1980年10月，北京饭店职工郭培基和刘桂仙夫妇在翠华胡同开了一家个体餐馆，这家占地三十一平方米的“悦宾饭店”，开创了个体经济或者说私营经济的先河。当时，美国合众社记者在采访了刘桂仙之后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买粮再也不用粮本了，出差旅行再也不用带粮票了，外出吃饭突然发现到处都是个体餐馆了，而且，肉、禽、蛋不再是每月定量的奢侈品，这大概是许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鲜感受。可以说，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中国人大概都是从“吃”上感到了生活的变化，甚至是命运的变化。吃，对于这个民族而言实在是意味深远，它不断改变着这个国家的面貌。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三十年过去了，吃已经被重新发掘为一种“文化”。但是，文化并不等于吃。
我们不否认吃能给人带来快乐，但若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种口腹之乐主要还是处于人类“口欲期”的快乐，它是一种初级的快乐。
作为一个长期挣扎在饥饿边缘的民族，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吃饱作为奋斗目标，将吃好作为快乐追求，却似乎很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在吃饱之后，还应该干些什么？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在比较安稳地享受了十几年饱饭之后，一个摇滚歌手以诗人的敏锐唱出了心中的不安和疑问。他这首歌叫做《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现在看来，已经“开始感到撑的人民”确实也该想想“吃完了饭”以后的问题了。也许，人们只有超越了对“吃”的关注，才会发现比它更广泛、更具吸引力的快乐。
（本文选自作者的《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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