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0年， 已经八十七岁的老诗人屠岸格外繁忙，也格外充实。这一年，他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满载硕果；这一年，有太多让他始料未及的事情出现。4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自传《生正逢时――屠岸自述》（何启治、李普西编撰），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屠岸说：“在我的头上，有阳光，也有阴霾。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想起吴祖光写的四个字。有人说吴祖光一生坎坷，生不逢时。吴祖光拿起笔来写下‘生正逢时’。”在屠岸看来，一个人能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对一个作家而言，生活经历如此丰富，晚年还能不断发表和出版新作，岂不是生正逢时？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称屠岸的人生体验是“千年不遇的财富”，难得的是，“他是以淡定、平静的态度来叙述这段历史”。书中一个很大的看点是屠岸亲历、亲见的文人们在运动风浪里的遭际――难忘批斗时，吴晓邦那一声“我爱她”的深沉低吼；田汉扑通一跪时依然挺立的胸膛；小组会中，艾青发出了“写作品比较麻烦，打棍子比较容易上去”的愤懑之语；第四次文代会上，丁玲吐出了“给我们稍微地，留一条路”的卑微恳求。而与夏衍、巴金、冰心等人的交往细节，则让人们看到这些文坛前辈更加真实的一面。对文坛往事、故友旧交的平静叙述中充满了宽容与豁达，回首自身遭际俱是反思与自省。确实说过错话，也曾违心做事，但屠岸坦承曾经的软弱与恐惧、彷徨和懊悔，以真诚与历史和解。附录中收入的屠岸两个女儿和儿子的三篇文章，各自写出了他们眼中的父亲，饱含深情，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有着大爱情怀的“慈父诗翁”形象。
11月13日，央视《大家》栏目播出了屠岸的专题访谈。屠岸在访谈中讲述了他在诗歌翻译中的心灵体验，坦言在人生低谷时期，是济慈和莎士比亚的诗歌拯救了他的灵魂。访谈节目播出后，产生了很大反响。
11月20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人民文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屠岸诗歌创作研讨会”。几十位著名诗人、学者和屠岸友人参会，对屠岸为中国当代诗歌所作的全方位贡献给予衡估与肯定，发言热烈，提交学术论文三十多篇。屠岸迄今已走过六十多年的诗歌旅程。他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持着丰沛的诗情，激情不减且内蕴深厚，印证了其诗句“深秋有如初春”。与会者称他是中西合璧的诗界仁者。
12月2日，中国外文局举行中国翻译协会“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暨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中国翻译协会授予屠岸等五人全国翻译行业最高荣誉奖――“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他没有想到，他能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常州吟诵”的代表性传人，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音乐律实验室做吟诵录音，2010 年进行了多次录制，2011年还要继续补录。代表性传人共有三人，另两人是赵元任和周有光，但如今真正还能吟诵的，只有屠岸一人。
而在前一年，他被评为“2009年年度诗歌人物”。
这些消息有的是我从媒体得知，有些则是屠岸的大女儿章建告诉我的。自从1998年妈妈章妙英去世后，章建就一直和父亲一起生活。她说起老爸时，带着崇敬和自豪的神情。2010年岁末，我去北京出差，公务之余我去和平里的和平家园看望屠岸先生。1981年秋天我首次来此，三十年间多次来过这里。三十年，许许多多的家庭都有过乔迁之喜，可屠岸依旧住在三十年前的陋居里，坚持不搬进宽敞的新房。一套不足九十平方米的三居室，一间书房兼客厅，一间书房兼卧室，一间女儿卧室。屠岸的居室摆设很简朴，但却整洁、清新，弥漫着高雅的文人气息。在那间窄小的客厅里，定期举办家庭诗会，三代同堂，每人都有节目，其乐融融，是个令人羡慕的诗歌之家。
在紧紧握住屠岸先生那双温暖大手的一瞬，我惊异于他的健康和神态。章建说，她坚信爸爸能够长寿，一是因为爸爸的心态好、生活有规律、勤于用脑，二是他们家族有长寿的基因――周有光先生是屠岸的表兄，已经一百零五岁了，依然健康，思维清晰，还坚持写作。
屠岸原名蒋璧厚，是父亲给他取的名字。至于这名字的意思，屠岸解释说大概是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一块很好的玉。“屠岸”是其笔名，后成为正式用名。起这个名字是受鲁迅影响，用了母亲的姓，“岸”字有对当时的反动政府铁骨傲岸的意思。后来，他的两个女儿受他的影响，也用了他夫人的姓。
屠岸举止优雅，微笑迷人，总是看着你，认真地听你说完每一句话。他不紧不慢地谈他的看法，公允，客观，既有锋芒，又不失分寸，用“温文尔雅”一词来形容他的风度，再贴切不过了。
在屠家客厅，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奖牌。说起这个，屠岸显得十分平静。我对一个既未留过学又未读过外语专业的人成为翻译大家深表赞叹，他却说，中学时代他就开始了诗歌创作，而当时就读于大学英文系的表兄奚祖权推荐的《牛津英国诗选》和《英诗金库》激发了他对英文诗的浓厚兴趣。他学英语比较早，小学六年级到大学一二年级都有英语课，他一直都在学。英文诗和一般英语不一样，有特殊的语法，他未学语法就先学背英诗，把一百多首英文诗的题目抄在纸上，贴在墙上，然后用飞镖远远地掷过去，看飞镖扎到纸上的哪一道题，便把那首诗找来研读。经过两年多时间，他把一百多首英诗都研读了一遍，然后选出特别喜欢的诗篇，朗读几十遍，几百遍，直到烂熟能背诵为止。在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学习期间，外国老师都是用英语讲课。因为对英语有特殊兴趣，屠岸下工夫也比一般同学多，课余研习语音学，用与外国教师对话、看原版英文影片的方法练习英语。一边背诵英文诗，一边在书市淘原版英语书，丰富自己的阅读范围。他是一个淘书迷，孤岛时期的上海，有许多旧书摊和旧书铺，他把所有的零用钱都买了书。在写诗同时屠岸也尝试译诗，他的第一部诗歌译作惠特曼的《鼓声》出版于1948年11月，是在哥哥和未婚妻的资助下自费出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于1950年10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后多次重印。屠岸常用英语背诵诗歌，这一习惯六十多年来从未间断。
章建说，父亲虽已高龄，但每天依然有做不完的事情，每天都坚持读书写作七个小时，还经常参加一些文学界的活动，忙到每天晚上11点才睡。问他健身秘诀，他说没有特殊的方法，就是每天在小区内散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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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与同事一起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采访屠岸先生，那时他担任总编辑职务不久，工作十分繁忙。他礼貌地谢绝采访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咱们聊聊可以。但我不同意你们写文章。我们社有不少同志值得写，你们可以写写他们。”他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名单，并简要地介绍了这些编辑人员的事迹。期间他也谈起他的青年时代，谈起五七干校的生活和出版社的情况。我们告辞，他送我们到楼下门外，又咛嘱一句“不要写”。出于对他的尊敬，那篇专访没有动笔。
当时他已经是有很高知名度的翻译家、诗人和评论家，可诸如专访之类的文章，我却一篇也没有看到过。我想，被谢绝采访的对象，恐怕不会只有我们一家吧。
1991年，我受河南一家杂志之约前往屠岸府上造访。因为他已离休，这一次他没有拒绝我的采访。他因其高质量的译作以及自己的诗歌作品享誉文坛，但我觉得，介绍他，应首先介绍出版家屠岸。他把一生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他心爱的出版事业。
屠岸192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46年肄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科长。当他还在大学时代，就与编辑工作结下了缘分。1946年初，他和诗友们一起创办了油印诗刊《野火》。就在同一年，他宣誓参加了地下党。1949年，他任上海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通讯编辑和上海《人民文化报》副刊编辑，1950年任华东《戏曲报》编辑，1953年任北京《剧本》月刊编辑，1956年任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戏剧报》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这期间，他写过大量的戏剧评论，并翻译过国外的名剧，为我国戏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历了千千万万高级知识分子共同经历过的遭遇：受批斗、被抄家、蹲牛棚，最终发配五七干校。被抄家后，他永远失去了他创作的四十多本诗歌草稿。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和遗憾，可他却认为：“这也许是塞翁失马。这些作品如果留存下来今天再看看，会不会自己动手烧掉它们？”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指示一些出版社要恢复业务。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到文化部五七干校调人，选中了屠岸。说起这段历史，他很庆幸这一次的工作变动，认为是上苍的恩赐，因为这是他一直热爱和向往的工作。从1973年开始，他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现代文学编辑部副主任、主任，1979年任该社的副总编辑，1983年至l986年任该社总编辑。
在文学出版工作的岗位上，屠岸是一位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为广大读者和作者称颂的老编辑。他坚持为读者提供高质量、高品位的精神食粮，在发表和出版知名作家作品的同时，发现和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文学新人。他在离休后的许多年间，一直未脱离编辑工作，仍担负一些重要书稿的编审。
1991年深秋，拙作《美丽的混血儿――散文诗的技巧》请屠岸先生作序。他抱病寄来了热情而中肯的序文（后收入他的文艺评论集《诗论・文论・剧论》一书）。等我打开拙著的原稿，心头骤然发热。屠岸先生细心阅读此稿所付出的精力，无异于在编辑一部书稿！他将掘作中的错字和笔误统统改过，并附上数页稿纸，指出某些技术性失误和需要推敲之处。这是一种职业习惯，但并不是所有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都会有的一种习惯，只有将为人做嫁衣的忘我精神融为自己血肉的人，才能处处为作者读者着想，才能养成这种可贵的职业习惯。过去我从那些回忆茅盾先生和叶圣陶先生等前辈的文章中，看到过这种职业习惯，而今，我从屠岸先生身上，直接感受到了这种职业精神。更令我感动的是他在后来的讲话中，多次提到拙作，引用并赞同散文诗是“美丽的混血儿”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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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诗人中，很少有人像屠岸那样，同时精通中国古典格律诗词和西方格律诗，并将二者融会贯通，在翻译和创作上均有建树。
屠岸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母严格的家教，培育了他的儒雅之风，也带领他走进中国古典诗歌的大门。屠岸的母亲是苏州有名的才女，能书会画，且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在屠岸的记忆里，少年时代母亲给他最难忘的印象，是她那抑扬顿挫、喜悦或忧伤、凄怆或激越的音乐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吟诵。 1938年秋，寄居孤岛上海读初中的屠岸生了一场大病，母亲守候在他身边，用吟诵唐诗宋词为他排遣病痛。他清晰地记得，听母亲吟诵杜甫的《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句子时，突然联想到当时的家国之痛，万千思绪冲激着一个少年学子的心胸。后来，他偷偷地背诵母亲吟诵过的那些诗句，偷偷地作起诗来。母亲发现后，高兴地为他批改，指出他的缺点和不足。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屠岸每有旧体诗词新作，都要从北京寄到苏州的母亲那里，向她请教。这成了母子之间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除了中国的格律诗词，屠岸还能写严谨的洋式格律诗，而且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老师不是她的母亲，而是早已长眠地下的天才诗人和剧作家莎士比亚。
屠岸因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而负盛名，卞之琳先生称他译的莎翁十四行诗为“译诗艺术的成年”的标志，给予很高的评价。该书1981年修订再版以来，已多次印刷，累计印数高达六十万册。千千万万的读者从屠岸的译作中领略到莎士比亚这位天才诗人的魔力。不过，要说受惠最大的，还是译者自己。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屠岸的第一部新诗集《屠岸十四行诗》，便是一个证明。
从20世纪40年代起，屠岸就对济慈的诗情有独钟，不仅因为济慈用美与善来抗衡现实社会的丑恶，与屠岸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相吻合，还有一个奇特的原因：他们都在二十二岁得了肺结核病。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济慈因之在未满二十六岁时英年早逝。屠岸把济慈当做冥中知己，两位出生相距一百二十八年的异国青年在诗中相遇和交融。莎士比亚和济慈的不朽诗篇，给了屠岸战胜疾病和磨难的力量。“文革”时在五七干校，他和妻子一起背诵济慈的《夜莺颂》、《秋颂》，成为他们排遣心中苦闷的一剂良药。1997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济慈诗选》，是屠岸译诗生涯的高峰，2001年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屠岸认为译诗与翻译其他门类相比，对翻译者要求更高，不仅要将原作的形式传达过来，更重要的是要传达原作的神韵。2001 年8月至10月，屠岸趁着应邀到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学的机会，拜谒了伦敦济慈故居，并把《济慈诗选》译本郑重地赠给济慈故居管理处。
诗评家杨匡汉所写的《歌者琴弦上的Sonnet变奏》一文，是专门评价屠岸十四行诗的。文章说： “《屠岸十四行诗》的问世，标志着又一位中国十四行诗人的成熟。成熟的标志不在尽善尽美，而在于诗人表现出冷静求实和不断寻找的艺术自觉，把生命的原则与创造的原则相结合，全身心地扑到诗的境界中去，贡献出圆重凝浑的艺术品。”
屠岸是一位学者型的诗人，也是一位评论家，受到诗界和诗歌理论界的广泛敬重。他拥有诗化的人生，把诗视为宗教，对诗歌创作、翻译和诗歌理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诗歌创作、诗歌翻译，他还写有数量可观的诗歌评论。吴思敬教授认为，屠岸从济慈那里引用提出的“客体感受力”，是对当代诗歌理论的一项重要启示。
屠岸是诗歌的全才，却从不以诗人自称。他名片上的头衔是：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
屠岸还是一个颇有成就的散文诗作家。他在十八岁时发表的处女作《祖国的孩子》，就是一首散文诗。虽然他的散文诗至今没有单独结集，但不少作品已收入《诗爱者的自白――屠岸的散文和散文诗》（1999）一书中。这些作品在报刊发表时，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后又收入过多种选本。屠岸先生在散文诗界广受尊敬，1984年中国散文诗学会成立时，受聘为顾问，2006年中外散文诗学会成立时，他受聘为名誉副主席。他多次参加散文诗的研讨和朗诵活动，热情支持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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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的夫人章妙英女士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5年加入共产党。她与屠岸因为追求共同的革命理想而结识、相恋并最终结合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章妙英长期在剧协外事部门工作，她与屠岸共同生活几十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我曾听屠岸的大女儿章建骄傲地说起父亲的绅士风范――“文革”前，屠岸和章妙英俩人上班时总是携手同行，令许多人羡慕，剧协的同事称他们为“模范夫妻”。章妙英因病去世后，屠岸的同事、朋友和亲戚几次给他介绍对象，希望他晚年有一个伴儿，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除非董申生回来，我会考虑与她结合，其他的人一概不考虑。”董申生是屠岸刻骨铭心的初恋女友，1945年分别后一直未再见面。直到章妙英1998年去世后，屠岸才跟她恢复通信。董申生的晚年并不幸福，是在美国南加州的一个养老院里度过的，直到2005年10月病逝。章妙英临终前留下遗愿，希望屠岸能跟董申生结合，有一个圆满的黄昏恋。屠岸也做了思想准备，如果与董申生结婚，他愿意放弃写作和翻译，和她做伴共度余生。他跟孩子们说了自己的想法，孩子们全都表示理解和同意。但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变成现实，原因是双方都不愿离开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董申生在给屠岸的信中感激地说：“世界上还有一个最关心我的人，就是你。”
屠岸是一个好丈夫，更是个好父亲，对子女们充满了慈爱，家教以身教为主。他在孩子们心中从小就种下诗与爱的种子，教他们读诗背诗，给他们讲诗，使他们从小受到诗的熏陶，以便成年后有更高的人生境界。他廉洁、自律、宽厚待人的美德，受到子女的尊敬和爱戴，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立身处世。
大女儿章建与父亲住在一起，是为了照顾父亲的生活，可因为身体欠佳，反而常常受到父亲的照顾。她眼睛不好，平时不能看书看报，但有时免不了要被书报吸引，这时父亲总是对她说：“你要注意保护眼睛，不要看了。”建议女儿改为用收音机听书。章建继承了父母的习惯，常常背诵或在心中默诵喜爱的古诗。在她心情烦躁的时候，是父亲的诗帮她化解了烦恼。章建五十三岁生日那天，收到父亲赠送的一张生日贺卡，上面写着：“亲爱的建儿，送你一首诗，希望你喜欢。有一只眼的人有福了，因为那是心灵的眼睛，祝你生日快乐！趁此机会，感谢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失去了你母亲的我仍然过着充实而幸福的生活。”诗是屠岸自己译的英国诗人波狄伦的八行短诗《黑夜有千万只眼睛》：“黑夜有千万只眼睛／白天只有一只／而灿烂世界的光辉啊／随夕阳而消逝／心智有千万只眼睛／心灵只有一只／而全部生命的光辉淡去／在爱情告终时。”看着慈父的贺卡和诗，章建的泪水夺眶而出。
小女儿章燕因为从小受父亲写诗译诗的影响，最终选择了与诗和翻译有关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近年她发表了许多篇关于中西诗歌的研究论文，出版了《多元・融合・跨越――英国现当代诗歌及其研究》的学术专著，现为英语专业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屠岸一生与诗与爱结缘，诗与爱在他的经历中屡生奇迹。几十年的坎坷人生，他曾多次患上忧郁症、失眠症，“文革”中因极度绝望而选择轻生，甚至脖子都已伸进绳套，但最终他战胜了自己，法宝就是诗与爱。他在失眠时就默诵杜甫、李商隐或莎士比亚、济慈的诗，渐渐治愈了失眠症。在深感绝望准备告别世界之时，突然想到女儿期盼的目光，想到父亲的责任，便放弃了轻生。
屠岸用充满诗意的大爱之心对待这个世界，他的晚年，世界也同样以爱心给他回报。■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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