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自然是很重要的概念。但孟子当年向各国的国君推销此义，口干舌燥，效果渺渺。结果自己还要解释动机，说什么“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设若今天有策士向世界各国的“国君”推销“王道”，效果会如何呢？我以为那“后果”，比当年气得发牢骚的孟轲好不到哪儿去。
以此我们不妨将目光由“国君”转到国民，转到人，转到人的个体生命。然而一提到人，我不得不说，如今人类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具体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自然的剧烈反弹给人类带来的始料不及的灾祸；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膨胀给人类自我损毁带来的危难。两者均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一个月前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是造化发给人类的警示信号，而且是把两个方面的危机交织在一起的一次预警。此时此刻，我想到了中华文化的大智慧。但大智慧不会自然现身，而是需要人类去“证得”。
何以中华文化大智慧需要“征得”？《华严经》云：“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这是说，人类本身并非不具备拥有大智慧的条件，只是由于自身的妄想和执迷，不能够“证得”。就是说，大智慧是和德范联系在一起的。《华严经》使用“智慧德相”一语，真是恰到好处。“证得”就是“证悟”，亦即俗所谓觉悟。不能“证得”，就是不能证悟，也就是不得觉悟。
人类要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才有可能达到“德慧”的境界（故达）。否则不过是小术私智，与大智慧根本无关。所以马一浮说：“私智不可以为德，小慧不可以为道。”大家熟知的孟子的另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讲的是同一道理。关键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证得”。能够“证得”，“多难”也可以“兴邦”；不能“证得”，执迷不悟，大智慧固然不能获得，立志兴邦也是枉然。
中华文化大智慧，是人类的美善境界，是“上善若水”，是“止于至善”。也可以说，是和君子之道、和人类的道德理性连在一起的。而“六经”，则是中华文化大智慧的渊薮，其最主要的价值理念敬、诚、信，是中华文化大智慧的源泉。特别是“敬”，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之意，更重要的是人的自性的庄严。“敬”这个概念，已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文化精神依归，主要在“六经”，在敬、诚、信。当然还有“和”和“同”，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理念。有不同，才有和。“和而不同”之义在此。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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