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平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后来在陕北为我和斯诺谈话作翻译，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介绍到世界。大禹治水是用疏导的办法，有进有出，吴亮平在翻译上这一进一出，意义很大，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即“功不在禹下”啊！
――毛泽东
五卅运动的积极分子
吴亮平（笔名吴黎平），1908年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聪明过人，五岁便进小学读书，十一岁就考入上海名牌中学――南洋中学。1923年，十五岁的吴亮平中学还未毕业，又考上厦门大学（陈嘉庚创办）经济系（预科），以图“实业救国”。这时，他开始接触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入学后一年，校长林文庆无理解雇三名教师，引发了学潮。吴亮平是整个斗争中的活跃分子。学潮最后的结局是吴亮平等二百多名同学愤然退学，同多名教师前往上海创办大夏大学。
大夏大学地处沪西工业区，这里是上海工人集居的地方。校学生会为工人办起夜校，学员多是住在学校附近的日资棉纱厂的工人。吴亮平常去夜校讲课，帮助他们补习文化，逐渐和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了解到工人做工、生活状况。吴亮平在校学习期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价格与利润》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五卅运动中，吴亮平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总务部长，又主编会刊《血潮日报》。他动员、组织各校学生参加斗争，他本人多次参加示威活动；他联络商界，推进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从而实现了上海“罢工、罢课、罢市”的联合行动。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吴亮平一直表现得积极勇敢。同年8月，刚满十七岁的吴亮平在恽代英的介绍下，加入共青团组织。后又在恽代英推荐下，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和王明是“老对头”
1925年11月，吴亮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了近四年的学习与工作。同吴亮平一起到中山大学学习，且后来又同班的还有王明。王明刚到中山大学时连个共青团员都不是，最后却成了中山大学新支部局的实际负责人。吴亮平对王明素无好感，但是王明看到吴亮平是班里德才兼备的学生，曾多次拉拢他，都遭到拒绝。同班的左权、陈登科等也坚决抵制王明。针对王明的行为，吴亮平等曾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邓中夏等反映过。
1929年10月，吴亮平回国到了上海，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主编《环球》杂志及参加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这时，王明也回国了。1930年6月，王明被调到中央宣传部任秘书。中宣部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兼任的，他很忙，部里部分领导权就被王明窃取了。王明一到中宣部见到反对过自己的“老对头”吴亮平在这里工作，便利用职权对吴亮平罗织罪名，撤销其职务，将其调离中央机关，下放基层支部“锻炼”。
1930年11月，吴亮平被捕，但他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当局只得以所谓“进行不合三民主义的宣传”的罪名判处其两年徒刑。1932年9月，吴亮平获释。他出狱后不久便找到党组织。当时在党中央“特科”工作的张庆孚告诉他：1931年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到莫斯科当中共中央代表，临行前布置过，等吴亮平出狱后，将他送到某一苏区去。当时的中央领导并没有理会王明的阴谋，而是正常地把吴亮平分配到中央苏区工作了。
1937年11月底，一直在苏联的王明才回到国内，他是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延安后又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当王明发现“老对头”吴亮平又在中宣部工作，还担任了副部长，十分嫉恨，再一次陷害他，硬说吴亮平有“托派”问题。
吴亮平说：“王明对我造了种种毫无根据的谣言，虽拿不出任何证明，却在事实上把我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了。一次我问张闻天同志这是为什么，他回答我说，你确实没有犯什么错误，但人家说了你。真金不怕火炼，以后总会水落石出的，你放宽胸怀好好工作吧！”吴亮平不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职务，但仍主管《解放》周刊的编辑工作。1941年，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审查吴亮平的代表资格后，任弼时代表该委员会与吴亮平谈话，告诉他：过去王明说你有托派嫌疑，经过多年的考验和审查，证明王明的说法没有根据，取消对你的怀疑，此结论也将告诉共产国际。吴亮平为七大代表被正式确定。他终于从王明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1945年4月，吴亮平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七大。王明也是正式代表，只出席过一次会议。这次团结的胜利的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只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第一次预选中央委员时，王明落选了，这是因为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给全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大家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并非常气愤，所以很多代表不投王明的票，不选他当中央委员。这时，任弼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也可以当中央委员。任弼时又强调说，这是团结的需要，动员大家投王明的票。在第二次预选中央委员时，晋绥代表团四十九名正式代表中只有吴亮平、刘俊秀、袁任远三人投了王明的票，绝大多数代表是不选他的，其他代表团的正式代表选王明的也不多。选后，就有人大声骂起来：“都是谁投了王明的票？王八蛋！”吴亮平听了一笑置之。吴亮平能投王明一票，说明他能一切从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恩怨；从这也可以看出他胸怀豁达，宽宏大度。
翻译《反杜林论》
吴亮平上高小时开始学英语，上大学期间，数理化课程均采用美文课本，所以，他有一定的英文阅读能力；到中山大学学习，他又学会了俄语。当时中译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多，很多中山大学的学生看不懂外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给教学带来了很大困难。为此校方便组织了一些懂外文的学生着手翻译，吴亮平等参加了翻译工作。吴亮平同张闻天合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他参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的校译工作。他自己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根据英文本），这是《反杜林论》中的一部分。他在翻译过程中曾反复阅读了《反杜林论》全书。从此，吴亮平就同《反杜林论》一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0年6月在上海，吴亮平受王明的迫害，被下放到法南区基层支部锻炼。他回忆说：“那时我满怀义愤，心想你王明可以撤我的职，但撤不了我革命的决心，宣传马列主义的决心。”当时，吴亮平在学校代一点儿课，拿点儿工资来维持生活，夜里进行支部规定的革命活动（贴标语等），他利用其他空余时间来实现以前想翻译《反杜林论》全书的夙愿。
《反杜林论》是怎样一部书呢？《反杜林论》是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同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论战的一部著作。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内在联系，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国民党特务到处流窜，生活来源又无保障……吴亮平翻译近三十万字的《反杜林论》一书是有不少困难的，但他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把它译出来。1930年，正值酷暑，吴亮平蜷伏在闷热的小亭子间挥汗翻译这部伟大著作。他是根据德文原本、参照俄文本和日文本翻译的。《反杜林论》是一部战斗性著作，不仅思想深奥，理论性强，而且内容丰富，涉及很多学科领域。他克服多种困难，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译完了《反杜林论》全书。年仅二十二岁的吴亮平能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说明他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广博的知识。
1930年11月，《反杜林论》中译本出版，译者署名吴黎平。在以后的一两年中，该书多次再版翻印，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但当时已在狱中的这位年轻的译者却并不知道。
1932年10月，吴亮平出狱后被分配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政治总教员。不久，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有人把吴亮平介绍给毛泽东。“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毛泽东又说：“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什么时候详细谈谈吧。”后来，毛泽东多次同吴亮平研究《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毛泽东认为吴的译文“还比较像中国语言”，并对译得较好处做了肯定。甚至关于吴亮平作为译者以后用什么名字都谈到了，说署名还是“吴黎平”好。后来，吴亮平担任粮食调剂局局长，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搞经济，他们在一起交谈的机会更多了。他们之间特有的交谈一直延续到陕北，在延安，毛泽东经常在油灯下同吴亮平谈《反杜林论》，讨论哲学问题。毛泽东重视学习马列著作，他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常参阅马列主义的书，特别是在《矛盾论》中还引用了《反杜林论》中的两段话，引文长达四百多字，在毛泽东自己的文章中他可是很少这样成段引用马列著作原文的。
1939年，主要是受到毛泽东的鼓励和督促，吴亮平把《反杜林论》重新审校了一遍。他说：“因为最初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我的外语和理论修养都不足，译文难免有缺点甚至错误，那些年又没有机会校订。”“这一旧译本，现在既销行得如此之久，如此之广，而出版界又未能有新的译本出现。所以，如果现在再让十年前的旧译本继续印行下去，那不是加重了译者对于原著者及读者的罪愆吗？”这一次吴亮平对中译本《反杜林论》的校订，主要根据德文本和英文本，又参考了俄文本。大约用了半年时间，1939年秋，《反杜林论》订正本校改完毕，1940年由解放出版社出版。当时，各抗日根据地及后来的解放区和国统区都以吴亮平译的《反杜林论》订正本为蓝本，大量再版翻印。
为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
1936年1月起，吴亮平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工作期间，曾负责接待访问陕北苏区的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7月初，美国进步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和国统区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突破国统区的封锁线来到陕北苏区。埃德加・斯诺是到红色苏区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一来这里，首先提出要跟毛泽东亲自谈话。吴亮平晚年回忆说：“那天我在保安街上碰到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街上溜达。他说，到我那里去。我说，干什么？他说，斯诺来了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他说，我要你翻译。我说，那哪行啊？抓个驴子当马骑。他不答应：行的，就是你了。我这样就给主席和斯诺翻译了。毛主席要斯诺提问题。斯诺这个人蛮仔细的，写了一大堆条子，好多问题都提出来了。毛主席一看，好，约个时间有系统地谈。”
7月16日，毛泽东接见了斯诺，并在几天内同他进行了关于抗战形势的谈话；9月23日，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关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谈话。斯诺在陕北的三个多月里，经吴亮平的接待和安排，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包括到前线部队采访。斯诺也采访过吴亮平，了解苏区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及吴的个人经历（这些记述文字，收入斯诺著《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中）。吴亮平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亮平在我会见他时年方二十六岁，是位双颊红润、春风满面的青年，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已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显然颇为赏识。”10月间，斯诺从前线部队回来后，多次请求毛泽东谈谈自己的革命经历，毛泽东考虑了很久才同意了，他谈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以及红军的长征经过。
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多次谈话，每次谈话时吴亮平只作了简要记录供口译之用。吴亮平回忆说：“当时在座的虽还有与斯诺同来苏区的马海德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没有实际参加谈话；也没有其他人作速记或作记录。毛泽东同志是按照斯诺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没有写成成篇文字。斯诺按我的口译作了笔记。关于毛泽东同志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同志译成中文，经毛泽东同志仔细审阅后作了少量修改，交黄华同志照改后退给斯诺。”
斯诺离开陕北回北平后，以吴亮平口译的毛泽东同他的多次谈话为核心部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到年底印刷至五版，发行几十万册，以后又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成为最畅销书，震动了整个世界。在中国，它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取名《西行漫记》，于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之后的几个月中，《西行漫记》又多次重印和翻印，在国内和海外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读了《西行漫记》才知道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共产党领导的陕北抗日根据地。很多青年就是在这部书的影响、激励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吴亮平给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是他革命生涯中很重要、很精彩的一段经历。
多年后，毛泽东在评价吴亮平时说：吴亮平30年代翻译了《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后来在陕北为我和斯诺谈话作翻译，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介绍到世界，大禹治水是用疏导的办法，有进有出，吴亮平在翻译上这一进一出，意义很大，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即“功不在禹下”啊。
吴亮平不仅在翻译上贡献巨大，还一直为党的宣传和教学工作尽心尽力。
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于1937年4月在延安创刊，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兼任总编辑，具体由中央宣传部负责出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具体负责（任责任编辑，后称编辑主任），直到1941年8月《解放》终刊为止。吴亮平做编辑工作的同时，还是《解放》的主要撰稿人，他前后发表了近五十篇文章。《解放》发行量最高一期达五万份，是一个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刊物。
吴亮平还承担了红军大学、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的部分教学任务，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是当时延安几位“大教员”之一。
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1942年夏，经过延安整风后，为了以实际行动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吴亮平主动要求下到地方工作，在实际斗争中加强锻炼。关于吴亮平的工作问题，毛泽东曾考虑要他主持中央的编译部工作。但这时吴亮平已经离开中央领导机关到艰苦的晋西北地区工作，他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晋绥分局第一地委书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吴亮平奔赴东北，担任中共抚顺地委书记，后任东安地委书记，参加领导后方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又担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普陀区委书记、华东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1953年调到北京，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组长、化工部副部长等职。
十年动乱中，吴亮平遭到迫害，挨批挨斗，以后又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由于毛泽东主席过问过，才促成他的“解放”。打倒“四人帮”以后，吴亮平恢复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等职。
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重病中的吴亮平坐着轮椅来参加会议，并上交两份书面发言。10月3日，吴亮平走完了他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
（责任编辑/穆安庆）
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