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黎黄陂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黎黄陂其实就是黎元洪。辛亥革命之初，他一夜之间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中华民国第一大都督。接下来，他成为民国唯一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人。这位半新半旧、充满矛盾和争议的黎大人，一生宦海沉浮，颇具戏剧性色彩。就连他的女人们也独具特色――
“小媳妇”为结发妻
黎氏的夫人原是黎家的童养媳，俗称“小媳妇”，也就是他的结发之妻吴敬君，祖籍黄陂，原名汉杰。
黎元洪十三岁那年，一场顽疾搞得他生命岌岌可危。黎母陈氏在家吓得眼泪都哭干了。在天津北塘军营任“把总”的黎父朝相闻讯后，星夜乘快马返家。
一天，黎朝相照巫婆的吩咐，将黎元洪与汉阳的黄陂老乡吴海臣之女吴敬君定了亲。也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黎元洪的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
1883年，二十岁的黎元洪考入天津水师学堂。初懂人事的吴敬君高兴万分，但同时，她又添了思夫之愁。因而每至节假日，她便盼望能尽快见到丈夫。1886年年初，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黎朝相看到儿子已长大，儿媳也成人，加之自己前妻已去世，继室又无所生，所以传宗接代的观念时常萦绕心头。于是他命假日在家的黎元洪与吴敬君按照旧俗圆房。
然而，吴敬君刚与黎元洪圆房不久，黎朝相便暴病而亡。黎朝相的去世使黎家陷入了窘境，黎元洪在学堂里节衣缩食，吴敬君也常以女工针织补贴家用，夫妇两人相依为命，感情甚笃。贫寒的家境与清苦的生活，对于夫妇两人以后的生活作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黎元洪以优异成绩从水师学堂毕业后，家境渐渐好转。但黎元洪时常在海上风里来雨里去，夫妻两人自是聚少离多，吴敬君心里更是多了一份牵肠挂肚。
此时吴氏已经二十二岁，完全是一位可以承担生儿育女重任的成熟少妇。可是结婚数年，仍未生育，这不仅令黎元洪焦急，也更令吴敬君焦急。好不容易盼到1891年5月，黎元洪因随舰参加校阅而回家小住了一段时间。小两口真可谓小别胜新婚，在一起卿卿我我，好不开心。其后，继母也跟着着急起来，先后安排吴氏专门到上海和南洋与黎元洪小住了几天。当时，吴氏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尽快为黎家传宗接代。
在这前后，吴氏的努力也起到作用，她曾怀孕生下一男婴，可惜的是未及命名便夭折于摇篮中，吴氏伤心不已，几乎成天以泪洗面。
黎元洪投靠张之洞后，开始飞黄腾达。昔日的童养媳吴敬君也成为一位新军将领的少奶奶。
1897年秋，吴敬君生下第二个孩子，但又早殇，这使吴敬君悲痛欲绝。丈夫力加劝慰，仍不能释怀，乃认为公公与丈夫都是军人，平时杀生太多，所以导致连生两个孩子都夭折。为了消灾避难，吴敬君从此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开始吃斋念佛了。
有道是心诚则灵。1901年6月16日，三十二岁的吴敬君生了长女黎绍芬，夫妇二人欢喜异常，两人对长女绍芬爱若掌上明珠，家中开始有了新的生机。而吴氏以为是她吃斋念佛感动了佛祖，所以她从此更加虔诚了。
这时，黎元洪的事业也如日中天。不久，他被提拔为湖北新军第二镇统制兼护统领事并兼兵工、钢药两厂提调，以及湖北丝麻纱布四局会办，成为湖北响当当的名人。黎元洪虽然嫌吴敬君土气，但是吴敬君为黎家传宗接代又立新功，于1903年7月7日生下了长子黎绍基，这使黎元洪喜上眉梢，传统观念颇重的黎元洪依然对吴氏亲爱有加。1906年，次女黎绍芳出生。
1909年6月，吴敬君四十岁生日时，黎的顶头上司张彪携礼来贺。张见吴一身粗布衣裙，正在操持家务，深为惊异，便恭维吴说：“夫人真是朴实无华，名实相符，如你的夫君一样啊!”
吴氏回答说：“夫君的收入只能供家中所用及资助贫困的亲友，他哪里有余钱来为我增添华丽的衣服呢？”
“第一夫人”不问政
1911年是黎元洪人生最辉煌的一年。继7月31日次子绍业出生之后，10月10日夜，辛亥武昌首义一举成功，公推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开国大都督。
针对当时局势，黎元洪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全家的生命安危，他先让夫人偕子女转移至市郊（今江夏纸坊镇）暂住；阳夏之战时，再迁到上海公共租界隐姓埋名，唯恐时局有变遭不测。
接下来，吴敬君随夫富贵，成为堂堂都督和中华民国副总统夫人，这对吴敬君而言真是恍然若梦，但她仍不改平民本色。
窃国大盗袁世凯“允就帝位”搞起“洪宪”闹剧时，想拖黎元洪下水，便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表现出誓死保卫“首义元勋”红顶子的决心，断然拒绝封王。
可是，一字不识的普通妇女吴氏不明其中利害，她觉得这样坚持推辞不好，更觉得中国能有个真命天子也不是坏事。所以她在别人的极力劝说下，也劝夫君接受封号。黎元洪对吴氏大发雷霆，怒斥道：“这是国家大事，你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什么？”这使吴氏颇为心痛，从此再不干涉其夫政事。
吴氏虽然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但她始终保持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丈夫在武昌发迹时，她一分钱当两分钱用，自己穿戴亦俨如仆妇，而将所节省之银钱用于在乡下置地以供出租。新盖的房子也留一半出租。她丈夫的薪俸收入积聚起来或买田置地或投资积累财富。正因有了这些财富,才使得黎氏退出政坛之后大做生意，广为投资，俨然一个企业家。
1921年8月13日，吴氏催促儿子与无锡人唐浩镇之第三女唐闳律结婚，以早日成己之愿。为了给大儿子办婚事，她不吝钱财，大大地热闹了一番，因为黎为退职总统，所以许多要人登门致贺。大儿子结婚以后，很快有了孙子，吴氏便有了天伦之乐，同时自己亦不大过问家中诸事，一心虔诚礼佛，家中事情均由丈夫及其如夫人黎本危出头露面。
由于黎家中既有地产又有生意，所以家境富裕非往日可比。据记载：“黎元洪使用经商得来的钱，在英租界十九号路建造了几栋大楼，高楼连云，是那时上海有名的黎家花园。提起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1922年4月，直系军阀先后战胜皖奉军阀而拥黎复职，吴氏便让丈夫带如夫人黎本危进京复职，而自己和孩子们留在天津，既可使经营的产业不致破坏，也为丈夫再度回来留一个好去处。黎元洪以花甲之年经受第二次折腾和侮辱后，对政治凉透了心。从此不再涉政。1928年6月3日，黎因高血压病逝于天津吴敬君的寓所，死前嘱吴敬君“丧葬从简”，并明确表示希望两人将来葬于一处。
小妾黎本危
黎元洪有个名叫黎本危的姨太太。其实她本不姓黎，她原名危红宝，又名危文绣。小时候因家乡江西闹饥荒，家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又恰巧父母双亡，她为了卖身葬父，被人骗卖到汉口烟花巷内。接下来，她凭借其绝色容颜和婉转歌喉，一跃成为汉口“书寓”春院红得发紫的风尘女子。可是，她却出污泥而不染，卖艺不卖身，只想趁自己年轻拼命赚钱赎身，找一个如意郎君，过正常女人的平静生活。
那是1905年1月30日，清廷钦差大臣、兵部侍郎铁良到湖北巡查练兵情况，重点考察和检阅了陆军操练，张之洞总督即令爱将黎元洪妥善安排，热情接待。当时，铁良先后巡查了全国各地，湖北是最后一站。尽管他来时正遇大雪纷飞，但在黎元洪的安排下，仍然在雪地里进行了多达一万人的两军对垒演习。铁良看后大开眼界，对湖北甚为满意，在张面前极力赞扬了一番，说：“湖北军政，可谓天下第一。”并许诺一定上奏朝廷予以嘉奖。张更是高兴不已，一贯反对军中将领吃花酒的他，这次也破了例，专门吩咐黎元洪陪铁良到“书寓”吃花酒。老鸨看到是朝廷命官和军中红人来吃花酒，认为这是大捞一把的好时机，就连劝带拉地让红宝接待长得一表人才，又握有重兵的黎元洪。
红宝觉得，这位黎大人虽然是军中权贵，但从言谈举止来看，更像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她似乎觉得，黎大人就是自己的意中人。在老鸨的撮合下，红宝成为黎氏的如夫人，更名为黎本危。
这一年，黎元洪真是春风得意，一顿花酒赚了个如夫人，而且铁良回京后，真的保奏朝廷，张之洞和黎元洪等都得到了嘉奖。
在黎氏娶危红宝前，其姑母见别人都是妻妾成群，唯独自家的侄儿是一夫一妻，于是，就花三千银元帮黎元洪买了一个姓陶的姑娘为妾。陶姑娘与黎氏一家关系处得不错，只是黎元洪娶了危红宝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黎元洪将危红宝娶回家后，大太太虽然在口头上没有反对，但心里一直憋着一肚子气，所以，她常常借故发泄一通。黎元洪觉得大太太在家任劳任怨，自己先斩后奏地娶如夫人确实是做得过了一点，也就尽量地将就她一些，日子倒也过得去。
可是，过了不久，大太太为了显示她是正室的威严，常常以陶姑娘为样板用家规训斥如夫人，一开始如夫人听从黎元洪的规劝，不论大太太怎样，都忍气吞声。但时间久了，她也拿出她的脾气来与吴氏大闹一番，弄得一夫三妻时不时发生口角。可是，真正吵闹起来，大太太和陶姑娘哪是能说会道的如夫人的对手，故常常以吴陶二人气急败坏收场。
黎元洪就任民国副总统与湖北都督后，因工作上的原因，与社会上的新女性常有接触，结果引起危氏醋劲大发。
1912年年初，黄陂有位开化女子吴淑卿，看见军政府招募新兵的告示，便毅然上书请黎元洪招收女兵。刚开始，黎氏以军中皆男子为由，婉言拒绝了她的要求。哪知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多次上书，力辩男女不应有别。黎元洪最后允其招女兵一队，并任命她担任女子北伐队队长。一时间，文人墨客纷纷以诗文赞美其为当代花木兰、梁红玉，吴淑卿名声大噪。不久，吴淑卿与陆国香发起组织女子师范学校，黎元洪亦拨银千两资助。吴淑卿当上了该校校长，因校事常来见黎。其人艳丽风流，黎元洪颇乐意与她周旋。危红宝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竟背着黎元洪假借都督的名义撤销了吴淑卿的校长职务。
接着，首义时“以养成女子尚武精神，灌输军事学识为宗旨”组织“女子北伐队”的沈佩贞，以安徽女青年代表名义来鄂，投靠在黎麾下。她的名片上有一行醒目的小字：“原籍黄陂（指黎元洪），寄籍香山（指孙中山）。”她投靠袁世凯后，又加上“现籍项城（指袁世凯）”。潜台词是她和这些大人物是有密切联系的，反正她和现任总统是同乡就对了。在鄂期间，她常出入都督府，毫无避忌。因她原本是一位浪漫的女性，善于赶时髦。黎元洪有时留其共餐，渐生暧昧。泼辣的沈佩贞以此要挟黎元洪，黎知道她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便赠其一万元来封她的嘴。事情被危红宝知道了，大兴问罪之师，并逼使黎元洪将沈佩贞赶出湖北。无奈，沈佩贞便带着黎给她的钱到北京寻求更大的靠山去了。
煮熟了的鸭子成为他人的佳肴，黎元洪不免气不打一处来。一次，他为一些家庭琐事与黎本危发生争执，陶姑娘见有机可乘，便从中添油加醋，更是把黎元洪气得脸红脖子粗，勃然大怒起来，将黎本危训斥了一顿。
但毕竟危氏略通文墨，又善于交际，为黎所宠，常常不离左右。不论陶氏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
手帕之交惹祸根
黎元洪进入瀛台后，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过，袁世凯对初到京的黎府上下还算客气、优容，袁府家眷往黎府不断，时常在一起听戏打牌，黎氏如夫人黎本危也常与之交往。因此黎本危有了不少手帕之交，结果因不分良莠，与狼共舞，差一点给黎元洪带来厄运。
冷眼观看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又帝制自为，为了迅速摆脱袁氏的控制，黎的两位秘书郭泰祺与瞿瀛、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辛亥志士邓玉麟等，希望黎逃出北京，摆脱北洋军阀的控制去南方重组政府。于是，郭泰祺等经由日本东方通讯社驻北京支社长井上一叶的介绍，和即将返国述职的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西吉见了一面。郭等要求小幡从中协助，让黎顺利逃出虎口，小幡一口应允。为了避免承担风险，小幡又与美国驻华公使商谈，欲使用美日双方的力量助黎。小幡在当天就和美国驻华公使接过了头，并且提出稳妥可靠的办法，即利用下周美国在北京东交民巷驻军换防的机会，把黎元洪送上美军专车，再在美方保护之下送黎到他愿意去的地方。因为北京军警无权，同时亦不敢搜检美国军用专车。
可是，正当计划执行到最紧要关头，郭泰祺气急败坏地赶到“黎副总统出走计划”的执行总部和联络处，劈头告诉刘成禺说：“这可怎么办？副总统出走计划全盘败露，宅邸四周军警密布，副总统再也走不了了。”
“什么？这个计划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到底是谁走漏了消息？”刘成禺忙问。
“瞿秘书方才紧急通知我，他说是如夫人无意之中把计划告诉了湖北交涉使胡朝栋，胡朝栋马上就向杨士琦告了密。”郭泰祺说。
“此消息可靠吗？”这句话使刘成禺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知道杨乃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魁祸首之一，告诉了他就等于告诉了袁世凯。于是，他马上又问。
“千真万确！”郭泰祺干脆利索地回答。
这一突然变故使参与机密诸人人人自危。黎元洪的爱妾怎么可能出卖丈夫，而葬送黎元洪逃出虎口的唯一机会呢？瞿秘书的说法不仅使刘成禺觉得不大可能，更使郭泰祺疑惧不定。于是刘成禺敦促郭进入副总统府向黎当面询问是否属实。
等到郭泰祺通过严密盘查而顺利进入副总统府见到黎元洪时，黎元洪愤然地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事情是这样的：湖北交涉使胡朝栋的太太和黎本危经常在一起打牌，二人很谈得来，当时社会上习惯于手帕之交，黎本危对此更是驾轻就熟。于是二人就结拜为姐妹。胡太太经常到副总统府探望黎本危，黎本危也到胡太太那里相聚，两人亲亲密密，无话不谈。这胡朝栋做官走的是杨士琦的路子，而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和杨士琦正想在黎元洪左右安排一条眼线，窥视黎元洪的举动言谈，以随时向杨士琦、袁克定提供情报。袁克定便命杨士琦备了价值两万元的珠宝，通过胡朝栋夫妇送给黎元洪的如夫人黎本危。那黎本危本是青楼出身，眼窝子浅，她怎么知道政治斗争角逐的轻重厉害，便收下了这笔重礼，并且也一直因为无可奉告而内疚。
同时，黎元洪也是一位十分憨厚的人，自己逃走竟然还要带走爱妾而全无一点防备，结果当他告诉黎本危收拾金银细软准备出走后，她竟然把这个关键且重大的机密传了过去。杨士琦得知后，如获至宝立即转知袁世凯的特务头子雷震春，袁氏从而加紧了对黎的戒备，不仅使黎元洪出逃计划告吹，还差一点殃及同党。
就这样，黎元洪唯一一次有机会脱离北洋军阀控制的计划便胎死腹中。
如夫人再嫁起风波
1928年至1930年，黎元洪与吴氏先后逝世，如夫人黎本危竟与某绸缎庄伙计好上了。作为长女黎绍芬自然十分气愤，觉得这有辱父亲，便警告其悬崖勒马。
哪知黎本危依然我行我素，结果被驱逐出黎家之门。为此黎本危恼羞成怒，便于1933年具状法院，要求析产，导致她与黎的子女关系彻底破裂。
黎绍芬、黎绍基愤而应诉，因危氏所握许多产权证书等重要证据，故而黎氏姐弟败诉。黎家天津之房产，特别是“水木清华”均为危氏所得，后被危氏出租给天津东兴楼饭庄，危氏自挟资数十万到青岛，与其相好王葵轩开了一绸缎庄。
由于王葵轩颇善经营，绸缎庄开业后，生意兴隆。1934年，危氏与王葵轩在青岛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得知后，觉得有辱于前大总统，乃下令将其驱逐出青岛。
无奈之下，危氏于1935年2月只身南下，原打算在西子湖上觅一禅庵，青磐红鱼，了此残生。恰此时有社会名流、民国前总理熊希龄老夫（六十六岁）续弦少妇（三十五岁），社会不仅无所指责，且定情新闻登诸报端，传为佳话。危氏痛感男女不平等，乃依熊氏新闻略加改窜，另成一阕《贺新郎》寄《申报》，发表在该报17日出版的《妇女园地》专栏上。词曰：
往事嗟回首，叹年来惨遭忧患，病容消瘦。欲树女权新生命，唯有精神奋斗。黎公去，谁怜蒲柳？天赋人权本自由，乞针神别把鸳鸯绣，青岛上，得相守。
琵琶更将新声奏。虽不是齐眉举案，糟糠箕帚。相印两心同契合，恍似昔日年幼。个中情况自浓厚。礼教吃人议沸腾，薄海滨无端起顽沤。干卿事，春水绉。
危氏此招还真起了点作用，不仅得到《申报》编者的同情和支持，而且还引起上海舆论对男女不平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责任编辑/谭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