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产业开始发展，出现了两大民营企业集团，即南方的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和北方的周学熙企业集团。时人称为“南张北周”。 鼎盛时期，“南张北周”两大集团的资本占有当时全部民族资本中的产业资本总额百分之七点七的比重。
南方实业楷模 ―― 张謇
张謇，字季直，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市常乐镇的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里。他自幼就读于私塾，曾二十余次参加各种科举考试，经历十年幕府生涯，直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状元，官拜翰林院修撰。
张謇是清朝最后的状元。在1894年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最后年月里，张謇是恩科取士的状元，就在这一年，中日爆发甲午海战，清廷最终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张謇及一群文武大臣冒雨跪迎慈禧太后，慈禧乘轿经过，连头也没有转过来看一眼。多年后张謇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对清廷的失望，让张謇在一年后放弃了仕途，转身从商，状元张謇成了商人张謇。
1903年，张謇五十岁时到日本考察。在日考察的近七十天，他“每事问”，口问手记，不放过任何细节，注意其管理办法，与中国相比较。归国后，张謇与友人经常讨论立宪问题。之后，他积极参与为张之洞拟定“立宪奏稿”，并刊印《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分送官、商、学界友人，并托人送达朝廷。张謇还亲将一份送给朝廷的宠臣铁良，并与之深谈。张謇这样积极推动立宪，动机是救国。他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可见其痛心之极。张謇在《立宪近况纪略》中说：“要之，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
张謇为人做事脚踏实地，从不虚悬理想、唱高调，对于立宪改革，他虽无必成的把握，但“尽其在我”。辛亥革命爆发后，张謇毅然放弃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支援革命。
张謇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始终不渝地追求“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思想，在他后半生的三十二年间，以南通和整个通海地区为基地，从筹办大生纱厂起，陆续创办了四个近代工厂。围绕大生纱厂他还创办了大小企业三十四个，包括冶铁、机器、日用品、食品、交通运输、银行、码头、仓库、服务各类，原始资本估计约六百万两规银。在苏北沿海各县，他先后创办了二十个盐垦公司。工农业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大生民族资本集团。
此外，从1903年创办南通师范学校起至1920年止，张謇在通海地区还先后开办了大学一所（筹备）、专科六所、师范三所、中学若干所、小学三百一十五所，同时创办博物苑、军山气象台、医院、养老院、贫民工厂等社会事业和慈善事业，为促进通海地区的近代化作出了不懈努力，成为全国实业救国的楷模。
1903年始，张謇还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公共事业中。近二十年间，南通已建设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模范县城”。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 “理想的文化城市”。但之后，大生的纺织事业，却因为战乱导致的原材料暴涨，面临停产歇业的危机。此外，为了南通的公共事业，大生纱厂常年无偿“输血”，远超企业正常的负担；张謇所创办的近二十家垦牧企业，也因投资大、周期长，最后全数失败。
1926年7月17日，张謇在寂寞中不幸去世。时人赞誉他“虽败犹荣”。
胡适先生曾在1929年评价张謇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业发展时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
张謇的名字与南通已紧紧联系在一起。
北国工业巨子 ―― 周学熙
与张謇齐名的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号止庵，祖籍安徽池州东至县纸坑山。周学熙幼年聪明好学，然而在科举应试中屡遭挫折，连连落第，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才得中顺天府乡试第十八名举人，此后接连两年参加会试都不顺，这使他最后作出了放弃科举而投向实业的决定。
周学熙的事业开始于河北、天津一带，他投身实业如鱼得水，深为上司赏识，不久便升为开平矿务局主办。父亲周馥调京任职，他又“随侍入都”，得到大臣李鸿章的提携，被派往其亲信、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处筹办山东大学堂，被袁世凯誉为“当代奇才”。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周学熙被委任为天津候补道，管理“北洋银圆局”，主持铸制铜元，为袁世凯扩充军事实力发挥了作用，他也借机发展了一批工商企业。
1903年春天，周学熙三十七岁，专程到日本考察， 四十多天，他马不停蹄，考察了几十个不同的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工矿企业、商业、金融财政部门，以及几十所不同类型的学校。这使他眼界大开，同时也使他认识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几十年间，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中国坚持变法维新，也应该能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回国以后，周学熙积极倡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并毛遂自荐，担任总办。他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资本，二是人才，三是机器设备，而后两个条件都要以第一个条件为基础。所以，他从上任开始，就有计划地筹集资金“兴工办学”。从1903年到1908年的五年里，他先后筹集几百万两白银扶持官营和商办的企业。同时，又创办了高等工业学堂，分设化学、机器、绘图等六科，培养技术人才，并要求所有学员都学习外语。此外，他还用“请进来”的办法，招募英国和日本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专家，以重金收买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用“派出去”的办法，选择优秀学员派往日本留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洋实业的骨干力量。
周学熙的这些做法，受到了一批顽固的封建官僚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名上告，攻击周学熙的新政“违反民意”。狡猾的袁世凯故意把这些诬告状批转给周学熙。周学熙看后非常气愤，当即就去总督府向袁世凯申辩，但是走在路上，他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袁世凯是在耍手腕，于是明智地掉头回家。他给袁世凯写了一个呈文，只字不提诬告的事，只说要振兴直隶的工商实业，必须从“开通民智”入手；而民智不开，实际上是因为“官智不开”，所以他建议，今后对州县官吏，在任用之前，一律要先到日本考察三个月，让他们亲身受一受教育，对兴学、办厂、经商有一定认识，然后经过考试合格，才能正式任用。
袁世凯看到呈文后笑了，他很欣赏周学熙的机智，并且接受了他的建议。这场由反对新政开始的斗争，结果被周学熙利用，成了推广新政的机会！
从此，北洋一切工商业建设都由周学熙主持，这使他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施展自己的才华。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在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期间，周学熙连续担任了两任民国财长。在长期从政和创办实业中，周学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间，他凭借自己既是天津地方长官，又掌握着北洋财政的职务之便，开始以天津为基地，着手创立自己的“民营”实业。
在20世纪初期，周学熙和周氏家族，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奋斗，亲手营造起一个拥有十几个企业公司的庞大实业集团。这个在其后几十年中享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囊括水泥、陶瓷、纺织、煤矿、玻璃制造等大型企业，企业内部有着自己的电力系统和给水系统，并拥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发行，掌握着公路、铁路和运河的运输主动权。在周氏集团中，比较大的企业有滦州煤矿、启新水泥厂、北京自来水厂和以天津华新津厂为龙头的裕元、裕大、宝成、恒元、北洋等纱厂，以及青岛华新纺织厂、与比利时人联办的跃华公司玻璃厂等。其中，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十四年之久，销量占全国水泥总销量的百分之九十二以上。
抗日战争前夕，其子周志俊又将青岛华新纱厂的机械设备移到上海，先后创办了上海“三信”（信和、信孚、信义） 和“三新”（新安、新成、新业）等工厂，使周氏集团在上海企业界建立了信誉，占领了阵地。
经过数十年努力，周氏集团的资本总额高达四千多万银圆，被世人誉为“北国工业巨子”。周学熙热爱家乡，诚惠桑梓，在故乡池州各县，特别是东至县办了不少农商企业和医院、学校，这些社会事业和慈善事业，乡人受惠至今，所以家乡人亲切地称周氏为“至德周家”。
不幸的是，日本侵略军的战火，给周氏集团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南张北周”的事业转折点，是他们在晚清实行新政期间不约而同东渡日本进行实地考察，激发了他们“实业救国”的决心。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毅然放弃了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官场，走向儒商的民营企业；他们致富以后都重视科教文卫，兴办学校、医院，造福民生。跟官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盛宣怀为代表的 “官督商办”模式不同，张謇与周学熙两人是“绅督商办”的民营实业家的典范。
“南张北周”有一个共同的梦――强国之梦，他们走的都是“实业救国”的道路，给后人留下了近代民族工商业萌生、创业、奋斗与发展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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