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的博古（秦邦宪）是一位戴一副深度眼镜的高个儒雅男子。如今，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在中共党史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给人的印象始终有些模糊不清。党史上，对他的专门介绍也只是数百字。
他二十四岁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的位置；二十八岁又交出领导大权；三十九岁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其身影永远停留在1946年。
他有三女三儿，前五个孩子是他与前妻刘群先所生，酷似父亲的秦铁是他与第二位夫人张越霞所生。
笔者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面的一家书屋里采访了秦铁，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博古的小儿子，给笔者讲述了父亲博古的故事和自己对父亲的认识。
我父亲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
父亲原名秦邦宪，祖籍无锡，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
父亲1907年6月24日生,年幼时曾经在无锡上过私塾，1921年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父亲十八岁，是苏州学联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苏州工专举行全校学生声讨大会，并带领二十多个学校三千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他当时正患肺病，在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
同年8月，他出任《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
父亲在《无锡评论》编辑部一年多，几乎每期他都发表文章。他以犀利的文笔，口诛笔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烈要求改造社会，解放民众。父亲协助编印的《血泪潮》成为无锡反帝斗争有力的号角。
1925年9月，父亲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给他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是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海大学党组织决定父亲去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
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过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按照当时苏联当局的要求父亲取俄文名字Логолеров，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了笔名。1930年父亲回国， 1931年4月，他出任团中央书记，9月，因党的总书记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成为政治局常委主要负责人之一。
父亲的“左”倾错误的确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研究中共党史，不能不注意到“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可以说，成也“国际”，败也“国际”――一方面，“共产国际”培养中共人才，给革命者信心，让大家相信，工农兵组成的“苏维埃”在俄国已是不争的现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使中国革命吃尽了苦头。“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你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就是一个例子。你是个支部，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相当于现在中央与各省省委的关系，中央指示你能不执行吗？所以我们也不怨天尤人。我父亲其实就是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曲折道路的典型。
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一向就是：有理则听，无理则不听。
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母亲多次告诫我：你父亲因为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走了一段弯路。他后来对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悔恨莫及。母亲说：“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我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是这样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由此可见，父亲在延安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检查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这种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总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讲：“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老总、康妈妈（康克清）、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叔。20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只要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们父亲的怀念。
我是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个犯了错误的人。1954年，我升入北京一○一中学，这是一所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在政治或历史课上，老师总是讲述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左”倾，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王胡子叔叔“文革”期间挨整的时候我经常去看他。一次散步的时候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他说这话，我也不敢问，一是路线斗争问题我不懂，二是我觉得有些事人家有口难言。他们私底下没有跟我说过关于路线的事。
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党还是做过一些贡献的：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和国民党反复谈判，折冲樽俎，最终组建抗日统一战线；他参与恢复重建南方十三省党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他创办《新华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并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是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六十年后我采访父亲遇难目击者
1946年4月8日，我和母亲张越霞一起到延安机场接父亲。前一天，母亲告诉我说父亲明天就要回来了。当时，父亲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多月了。当时机场上人很多，五大书记都去了，只有周恩来不在，还有很多领导和群众。
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因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的实现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飞和我父亲急于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冒着恶劣的天气乘飞机回延安。被释放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夫人和儿女、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以及王若飞的舅父――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亦同机回延安。
那天天气不好，下小雨。大概下午2点，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看不见飞机。因为能见度差，飞机无法降落，盘旋一会儿就飞走了。一直到傍晚，仍不见飞机的踪影。大家说飞机可能会折回重庆或西安，过两天天气好了再飞回来。4月9号凌晨，美军联络组给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叔叔打电话说:这架飞机没有回西安、重庆，失踪了。
黑茶山是座海拔两千四百米的高山，山下有一个村庄,当年村里的民兵队队长张根儿清楚地记得1946年4月8日那天的情景：黑茶山上下着雪，山下下着雨，给人感觉雨雾蒙蒙的。当天下午他们听到山上响了一次大炸雷似的声音，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山，看到有一架失事飞机，正着着火。他们回来后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当天晚上，村干部开了会，不分敌我，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那些遗体掩埋了。晚上12点多，一个县里的同志来到他们这里说，接到晋绥分区的通知，有一架坐着我们党的领导人的飞机失踪了，中央让他们寻找。
次日，黑茶山下的村民捡到我父亲和黄齐生的两枚图章，确定了这是我父亲他们乘坐的那架失踪的飞机。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八十里处撞上海拔两千多米的黑茶山后爆炸起火，坠毁在山崖。机上我方十三人和美方四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2005年,七十五岁的张根儿老人向我回忆说：当我们赶到飞机失事地点，眼前惨状目不忍睹，十几具烈士遗体分散在飞机残骸四周，面目全非，地上半凝固着殷红的血迹。
张根儿说，他们首先在飞机遗骸东西两侧较远处比较顺利地找到了我父亲、王若飞、邓发和叶挺四人的遗体，他们四人大概是坐在一起的，遗体都很完整。此外，因为我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于是很快确定了他的遗体。另外一具遗体上有白胡子根茬，因为黄齐生岁数最大，就断定是他。剩下一个是邓发。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是叶阿九，他的遗体挂在树上，肠肠肚肚都挂出来了，但遗体还比较完整。最惨的是四个飞行员，肢体不全。后来，陆陆续续找出法币、金条，还有些散落文件，装起来有十多麻袋。
遗体运下来以后，放在岱王庙。4月12日，在那里开了追悼会。有两千人参加，场面很感人。妇女带着孩子去上供，有的老乡把自己的棺材贡献出来装遗体。
接着遗体被运到岚县去，那里有飞机场。美方军用飞机已经停在机场等候。张根儿老人说：开始,美方驾驶人员要求首先装运美方驾驶人员的遗体，我们不同意。我们首先将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和叶挺同志亲属的遗体抬上飞机，其余我方五人遗体和美方四人遗体留待下次再运。烈士的遗体是用白绫布裹绑在简易担架上的，遗体和遗物一一被抬上飞机。
13日到岚县，在那里也开了追悼会,有五千人参加。到延安时，参加接灵仪式的有三万多人。
4月19日，延安三万多群众在延安机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当时我还不懂事，就觉得是人山人海，花篮和花圈像海洋，很多叔叔阿姨搂着我哭……毛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和《向“四八”烈士志哀》的悼词。
延安追悼会结束后下葬时，母亲让我给父亲跪下磕头，我没有磕。父亲死的时候，我是六岁的“延安娃”，六岁时,我还不懂得死亡的含义。我看那是个土包，心想给土包磕头干什么。我并不知道里面埋的是父亲，即使母亲告诉我,我也不相信。后来母亲打了我，我最后跪下，但头还是没磕。这使我后来感到非常内疚。
1946年父亲牺牲时，我们都很小：大姐摩亚十三岁、二姐新华八岁、三姐吉玛七岁，大哥秦钢十六岁、二哥秦钢九岁。我们兄妹六人之中有三人从未见过父亲,他们是从苏联孤儿院回来的秦吉玛、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大哥秦钢及出生后未满月就留在穷苦亲戚家的秦摩亚。
父亲与奶奶十四年未见面
我父亲从1932年在上海与奶奶一别去江西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难，十四年未能见我祖母一面。
我父亲不到九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家庭生活很困难，奶奶不得不变卖一间祖传的老屋来维持生活，父亲兄妹三人与奶奶相依为命。父亲和奶奶分别后，常常思念她，不想竟至死都未能再见老母一面。奶奶日夜思念着儿子，翘首盼着我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可父亲却杳无音信。因担心儿子的安全，奶奶经常伤心落泪，直到临终她都未见上儿子一面。
父亲遇难四年后，奶奶弥留之际，叶帅出现在她的病榻前。
“你来看我很好，长林（父亲的乳名）呢？他为什么不来？”面对我奶奶的声声呼唤，叶剑英始终没敢说出实情，只是安慰她：“长林工作很忙，他是领导，他来不了。叫我代替他来看看您。”
大姐秦摩亚，出生后便被送回老家无锡，寄养在亲戚家，十五岁时不幸被拐骗到四川。她一直盼望着有一天父亲能够接他回去，可是盼啊盼，盼到的却是父亲牺牲的消息。长大后，大姐终身执教，退休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
二姐秦新华出生那天，正是《新华日报》出版的日子，为了表示纪念，父亲给她取名新华。她学的是中医，后来担任卫生部科技司副司长。丈夫是李铁映，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三姐秦吉玛与哈军工的大学同学结婚，毕业后分到佳木斯，回京后三姐曾在交通部研究所工作，后来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退休。
我还有两个哥哥，都叫秦钢。一个家，两个秦钢，这在外人看来是很荒唐的事情。这也是父亲工作太投入的结果。当年在给二哥起名字时，他已经忘了自己以有前一个儿子叫秦钢，所以又起了这个名也没觉察，以至于我们现在只能以大秦钢、小秦钢来区分他们。大哥早年病逝；二哥留学苏联，回国后，在北京航空学院实验室当了一名实验员，海南建省时因一位副省长与二哥是莫斯科航空学院的同学，就将他调到海南任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现在也已经退休。
我与父亲长得很像。我找到父亲1912年时的“全家福”，当时他五岁。在延安时，我们三个孩子与父母亲也拍了“全家福”，这是唯一一张父亲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那时我也是五岁。这两张照片一对比，发现我们非常像。姐姐都说，活脱脱的，你最像。甚至前几年为父亲塑像时，工作人员就以我的样子来雕塑的。
我和父亲虽然住在一起，但是父亲和我们玩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印象深的就是常常玩“老鹰捉小鸡”。他对我们很有耐心，从来不会表现出不耐烦。还有就是我觉得他特别高，那时候在延安，像他这样一米八二又高又瘦的人，很少；他的笑声也特别，很大，“嘎嘎嘎”的，爽朗，很远都可以听到，我从小叫他“母鸭子”。
照片上的父亲被换成了门板，
我要求复原它
我家里存有一张照片，是在延安凤凰山上拍的。照片上，父亲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并排站着，父亲站在最左侧，周恩来斜倚在他身上。后来在公开发表的这张照片上，父亲消失了，出现在他的位置上的，是一扇门板。
我第一次看到这张“三人照”是在《北京青年报》上。我给报社打电话反映这照片不对，但他们说这是出自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于是我找到解放军出版社，刚开始他们表示他们不会错。但我家里有原始照片，是新华社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一张“四人照片”。我母亲张越霞1979年3月病逝后，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的程宏毅到我家慰问，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拿出这张“四人照片”和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某杂志登载经过篡改后的“三人照片”给程宏毅看。他看过以后立即指出“四人照”是原照而“三人照”是经过修改的，我们当即提出要求尊重历史恢复照片的原貌。程宏毅当即答应回去后向党中央反映。1979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都把“四人照”放大成巨幅照片陈列，以示拨乱反正。
后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洗了一张大的给我，专门向我们赔礼道歉，这事也就算了。但我跟他们说：“以后凡是看到‘三人照’，请你们纠正。如果再发表‘三人照’，我还是会来找你们。”
到1979年6月份，军博、革博，都把“四人照”放大到一人多高，进行展出。
《星火燎原》编辑部后来解释说，用“三人照”是因为毛泽东是党的领袖，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朱德是总司令。但我父亲当时也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常委，凭什么把他排除在外呢？就因为他是“左”倾路线的代表吗？
这张照片查到底，发现是纪念总理逝世一周年出版的总理画传里出现的，朱德的画传里也出现过。而至于是谁改的，已经无处可查。我想应该是“文革”时期改的。
尽管这件事情已经纠正了，但在我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发现“三人照”还是流传很广。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1935年11月2日以后，父亲是这一天抵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
我和父亲同在二十八岁“犯错误”
1962年，我二十二岁高中毕业时，母亲把我叫回家，郑重其事地说：“现在党内已经传达，蒋介石要窜犯大陆，你父亲这一代创建了新中国，你是不是应该子承父业保卫祖国？”于是我参加了海军。
1964年因军队院校从部队招生，我进入山东青岛潜艇指挥学院上学。1966年夏天，我领着全班二十多名同学乘货车、蹭火车，从青岛串联到北京天安门，成为被毛泽东接见的全国一千一百万人中的一员。造反派组织“三军院校联络站”选我当学生代表，共商造反“大计”，造各自院校领导的反。
1967年，我从军事院校毕业，在东海舰队招待所等着归建制的手续，一帮和我同年入伍的北京兵来看我，聊了些小道消息，比如说江青是月亮，毛主席是太阳，没有太阳月亮不会发光的，总之就是对江青意见挺大。后来我到了三十二支队，这里总是进行政治学习，当时的顺口溜是：“一个板凳一杯茶，坐着没事闲磨牙。”政治学习总要讨论，有一次我们学习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这个人也爱说，嘴没把门儿的，记得当时我就说：林副主席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那顶峰是不是就不发展了？还有，你们都说学习毛主席的光荣历史，可我觉得现在的宣传报道不实事求是，毛主席的出身明明是富农，怎么就变成贫农了？富农的标准是有雇工、土地、房子。我去韶山毛主席故居看过，有土地、房子和雇工。
不光是我，还有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儿子。原子弹爆炸，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偏说：美国好像没有毛泽东思想嘛，为什么原子弹比我们先爆炸了？结果他上了黑名单。
全支队开会的时候，他和另外几个北京兵被铐走了，结果有人被打得受不了了，就把我们传小道消息当成攻击“中央文革”供了出来。1968年我也被隔离审查，一审就是一年多。有一天，专案组拿着材料对我吼：你要组织小军委？我说你知道常识不？中央军委的权是我说夺就能夺的？他们又说我要窃艇逃台，我说艇上有坚强的堡垒党支部，还有那么多钢铁战士，我说往台湾跑，还不被他们扁死！
他们说我态度恶劣，最后干脆说我是给父亲翻案。我说哪有把“红案”翻成“黑案”的？他们说你家老头还“红案”哪？我说：我父亲去世后，毛泽东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不信你们查去。他们说那是给“四八烈士”别人题的，不是给我父亲的。我说：那你拿出来证据，有没有写着“秦邦宪除外”？“四八烈士”追悼大会横幅上写的是“王秦叶邓诸烈士”，对不对？
最后海军“文革”小组把我们弄成了“反革命集团”，我是小集团的头儿，因为就我是军官，其他都是战士。然后把我送上了军事法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附近关了一年。后来被送回苏北监督劳动。
林彪下达“一号命令”疏散以后，法院院长审讯我，他跟我说：你的材料只有检举揭发没有旁证，所以是个悬案。我说本来我就没事，我心里宽得很。后来那个交代最多的判了五年，还有一个陕北的被送回了原籍。他俩都戴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是“帽子拿在群众手中”，被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后来又把我押到苏北盐城农村监督劳动。我住在五保户家里，人家没把我当做反革命对待，安排我干些轻活，给棉花打药、锄草等。过八月十五打年糕，家家户户都给我送年糕，这一点我感受非常深。
1971年，林彪出事了，我趁回北京买农用机械的机会，给叶剑英元帅写了一封申诉信。叶帅一关注，就有人复查我的问题了。很快，诬我攻击林彪的事儿给抹去了，诬我攻击陈伯达的事儿也没了，但给我留了个尾巴：“攻击中央某首长，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我一看就装傻，问：这 “中央某首长”是谁呀？回答说是江青。我就说：那你们直接写上“江青”好不好，万一江青“怎么”了，我还有出头之日，不“怎么”了呢，也活该我倒霉。现如今你们只写“中央某首长”，谁“怎么”了都不知道，我就得背一辈子黑锅，永无出头之日啊。
他们咆哮：大胆！确实是反动透顶！
就这样我一直顶到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了一段工作，海军政委苏振华发话了，说秦铁那些话，怎么能算是攻击江青啊？于是，我的问题算没了。1976年海军“文化革命办公室”下发文件，正式为我平反。
我母亲跟我说：“你爸爸是在二十八岁犯错误，你也是二十八岁犯错误，犯错误还带遗传基因。”
平反之后，我复员到天津远洋公司，就这样从干部船员的最低等干起，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直干到船长。天津远洋公司的船我几乎都开过，常开着一万到三万吨左右的货轮满世界跑，干九个月歇两个月，直至1995年退休。退休时我是县团级，非党员，没分过房，退休金每月一千一百元。后来打报告上去，上面批了以后，说按船长待遇，给我困难补助。后来公司给我补到大概不到三千元，现在还是那么多。这还是专职专项，每个月专门寄给我的，邮费还得我出。
我认为父辈的成果后代享受，应该也不应该
我一直就靠退休工资生活。
上次瞿独伊给曾庆红写信，说第一代革命者的子女生活比较困难，没有房子住，工资也比较低。那时候曾庆红还是组织部长，就批了，以后中办就开始打电话调查情况，汇总后就向中央反应。
调查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是无房户，我的房子是老太太的，我到天津远洋多次要房，都说我不符合条件，说我有房。但那是我妈妈的房。后来报上去，就说我是无房户了。我妈妈去世以后，房子在九几年的时候一共花了大概九万块钱转了到我名下。
在瞿独伊给曾庆红写了信后，中央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适当地给予了照顾。比如说春节慰问，送点花篮和食品之类。
不过我从来就认为，老一代的功劳是老一代的，后代享受，应该也不应该。
我们家两个孩子，女儿秦鹏是1973年出生，现在在中化集团下面的橡胶公司当副总，儿子秦洋是1979年3月的，现在在平谷县联通当副经理。
女儿在二外学的对外经济贸易。
儿子在北京商业学院读本科，学的是贸易。儿子比较聪明，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就开始装电视机，高中的时候就打游戏机。从商业学院毕业以后，他就不做贸易了，开始搞电子方面的东西。在大学的时候他也经常写些电子方面的文章投稿，常被采用，还有约稿，这也算是勤工俭学。毕业以后，我有个朋友在联通，他就在那里实习。实习之后我朋友就希望把他留下来，我说没问题，他同意就行。后来他就留在那里了。
我要求他们第一要低调做人，第二不能打着爷爷的招牌出去骗，要老老实实做人，靠自己的本事，不要靠爹妈的本事，除非是需要找工作之类的时候，用老爷子招牌让人介绍一下，真正吃饭还是要靠自己的真本事。
我觉得，只要能够还原历史事实，花多少钱都不冤枉
为了纪念我父亲百年诞辰，我2005年给曾庆红副主席写过信。2007年6月24日，曾庆红办公室给我姐夫李铁映打电话，电话记录是这样的：“博古同志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值此百年诞辰之际，谨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我现在正在整理我父亲的笔记，有1943年12月我父亲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检查，还有我父亲在七大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发言我是从苏联联共部的档案里查到的，不过这个发言是好几个人拼凑起来的记录，有些东西让人捉摸不透。但我还是准备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以后我母亲作为附注。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出了博古在七大的发言。但都是一段段截取的，从来没有全文。
2010年是我母亲张越霞百年诞辰，她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就入了党。我们想在她百年诞辰之际出本书，书里包括一些回忆文章、图片；出一套百年诞辰个性化邮票；再出一张纪念光碟。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花钱或者找赞助。但是这无所谓，只要能够还原历史事实，花多少钱并不冤枉。而且为父辈、革命先烈找出真正的历史来是值得的。像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的秦福铨那本《博古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就都是听来的故事。当时我们送到党史研究室时，研究室就说，第一，有些事是周恩来的口气，第二，没有出处，所以不行。后来香港那边猎奇，为了吸引眼球，就出版了。我不搞这样的东西。
但我认为研究这些问题，最好还是能拿到第一手资料，免得有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流传出来以后贻误子孙。我觉得我们现在搞党史的人要有司马迁的精神：宁肯受侮辱，也要写出真实的东西。■
（本文作者为口述史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