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学人周有光的青少年时代 周有光百岁忆往

  百岁学人周有光先生,端坐在他书房的玻璃窗旁边那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写字桌前,向我娓娓道来。如果光是听录音,先生的声音还跟四十年前一样,带有江南口音的普通话,如流水潺潺;如果光是看面容,老师的额头还跟五六十岁时那样,光洁圆润,几乎看不出什么皱纹。这真是奇迹。
  
  母亲对他影响大
  1906年1月13日(清光绪乙巳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有光生于江苏常州府青果巷礼和堂周家。原名周耀。后来五四时期盛行“双字名”,遂改名周耀平。
  周有光的曾祖父周润之公(按惯例不称名,称“字”或“号”);祖父周逢吉公;父亲周葆贻(1866―1938),号企言,生母徐雯(1868―1963)。周有光是父亲当初唯一的儿子,排行第六(后来庶母生一子)。
  
  【周有光附记】大姐、二姐小时候就去世了,最大的姐姐是三姐周同,字慧兼;四姐名周润,字惠言(后任缅甸仰光华侨女中校长);五姐名周贞,字心闲;七妹名周棣,字�熙(庶出);八妹周俊人(1911―2009);小弟周凤樵(庶出,1919―2003)。
  
  周家是名门世家,比较开明通达,善于经营事业。周有光的曾祖父周润之很出名,《常州府志》有记载,在太平天国之前,他就经营纺纱织布的手工业工场,后来他参与守城抵抗太平军,常州城被攻破后他投水身亡,房产大部分被烧毁。周有光的祖父周逢吉受封为“世袭云骑尉”,到了民国以后取消世袭,家道中衰。然而,依靠周有光父亲的辛勤劳作,家里还能维持小康生活。
  周有光的父亲周葆贻从事教学工作。当时常州只有两所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周葆贻就在女中当教员。后来周葆贻办了一个国学馆,给学生教古文。他很开明,在常州开办洋学堂之前,家里就请了三位家庭教师,教女儿们学习中文、英文,还购置了一架风琴,由女老师教唱歌跳舞。周有光幼年时跟父亲接触并不多,但是觉得父亲脾气非常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周有光的母亲徐雯对他影响很大。她读过书,性情温和,向来不生气。她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
  他十三岁就在茶馆演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周有光虚岁六岁,在常州府进了小学。清朝末年刚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堂,民国以后不称“学堂”,改名叫做“学校”。周有光进的育志小学校是常州府创办的第三所小学校。他每天从河面上几条渡船连成的“渡桥”上走过去,傍晚又踏着“渡桥”走回家。
  民国初年,小学课程主要有三门:国文、英文、算术。那时候小学要读七年,学日本制度,四年初小,三年高小,接下去是中学四年。
  育志小学所在的寺庙里面有很多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下了课,淘气的小学生架着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煮熟了吃。
  那时候,不论小学、中学,老师水平都比较高。府城只有三所小学校,学生毕业以后人们把他们当过去的“秀才”看待,很了不起。
  常州府育志小学本来要学满七年才能够毕业,但周有光的成绩特别好,读了六年就毕业了。这一年是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有光十二岁。
  周有光毕业后,父亲把他送到镇江中学去,准备让他住宿读书。大概是学校里面有父亲认识的老师,可以照顾他的儿子吧。镇江中学其他同学的岁数都大得多,而周有光年龄太小,不能适应住校生活。于是在镇江没待多长时间,他又回常州老家来了。
  回到老家后,周有光进常州中学的预科读了一年。常州中学的优点是预科设置非常合理,效果很好,并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科目的水平,因材施教;假如国文水平不够就补习国文,数学不够就补习数学,英文不够就补习英文。在预科,周有光记得自己主要是补习古文经典,特别是《左传》,他一篇篇地背,古文知识进步得很快。
  一年预科读完,周有光正式升到“本科”读四年。
  周有光在常州中学一年级读书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
  常州中学的老师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每个人举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同仇敌忾”几个字,尽管学生们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然而老师叫他们写他们就写。
  当时周有光到茶馆去演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他演讲。他那时个子很矮小,人们看不见他,一个客人就把他抱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当时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那年,周有光十三岁。
  他同时考取了两所大学
  1923年,周有光从中学毕业,准备报考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在上海,考生要赶到上海的考场去应考。那时候,大学入学考试要考六整天,考生每天8点钟进考场,正式考试是从上午9点到12点,一连三个钟头,中午吃饭、休息,下午1点到4点接着考,一天六个小时,很紧张,题目多得不得了,笔不停地挥。
  六天当中只有一场用中文答卷,其他五场都用英文答卷。题目多得要不停地写字答题,连打草稿都来不及,否则题目没法做完。这样紧张的考试,根本不可能有舞弊的时间。平均分数七十分及格,凡是及格的都会被录取,没有什么名额的限制。
  后来圣约翰大学发榜,周有光被录取了。能够上大学他当然非常高兴,可是圣约翰大学的学习费用很贵,每个学年每个学生要缴纳二百银圆学杂费,每人每年学杂费和生活费合计约为五百银圆甚至更多(相当于2010年人民币的三万元左右)。这对一般劳动人民的子弟来说是难以支付的。要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二十银圆。
  当时周有光的家境是最不好的时候,没有多少钱。所以他决定再去投考学费减免的公立大学。怎么能够报考两所大学呢?因为当时没有所谓“全国统考”,各大学入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可以单独招生。
  周有光到南京报考“东南高等师范”(后来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南高师”,也考取了。当年郭秉文先生为首任校长,陶行知在那里当教务长。“南高师”不用交学费。周有光准备去南京上大学。
  当时周有光有个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周有光考进了圣约翰大学却不想读,就对她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向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朱毓君的妈妈说:“我现在手头也没有多少现钱,但是存有几个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朱家也在苏州,朱毓君的妈妈很喜欢周有光,老太太很好,几皮箱的嫁妆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打开,这时候拿出一个皮箱的嫁妆送到当铺里去,典当了两百多块银圆,给周有光在圣约翰大学交了学费。周有光就这样上了圣约翰大学。
  周有光去上学时闹了一个笑话。到圣约翰大学报名需要照片,同学中有人关照他:“你最好拍一张穿西装的照片。”周有光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他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准备拍照用的西装,但照相师傅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最后给他戴了一个领带,领带上面再结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同学见了大笑,赶快又给他寄回来,要求他重新拍一张。
  读理科,“会觉得吃亏了”
  1923年秋天,周有光从苏州到上海报到。这一年他十七岁。
  有趣的是,他第一次去报到,人家给他一个卡片,上面打有他的名字,标注两种文字,中文和拉丁字母:周耀平――YOW-PINGCHOW。他一看,拉丁字母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名字在前,姓氏在后,这是学校规定的威妥玛式标准,在圣约翰大学的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
  从圣约翰大学一年级开始,周有光就对语言文字感兴趣了。在圣约翰大学一天到晚都讲英语,只有中国文学、历史课用中文,其他一概用英文。周有光说,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字母的科学管理方法多么方便,办事效率多么高。
  这件事情给周有光的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们一开始就训练出良好的习惯:凡事讲求效率。
  
  【周有光附记】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的。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原来,一个美国人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别国人一天的工作,财富就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中国人办公的方法也远不如他们。而我训练自己有了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求效率。
  
  圣约翰大学在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学基础课。专业也分得粗,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处),一年级不按照文理分班级,二年级以后才分文理两科。
  周有光的数学成绩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劝他:“你就学理科吧。”可是,同学对他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因为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如果到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会觉得吃亏了。于是他学了文科,实际是偏重经济学方面的。周有光那时候攻读经济学,主要是学经济管理。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教育,读经典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
  然而,起初圣约翰大学重视英语的程度超过了中文。这种偏颇引起了人们的抗议。因此,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圣约翰大学进行了改革,加强了“国文”课程,中文部由孟宪承教授负责,聘请了钱基博(钱锺书的父亲)等具有真才实学的国学大师担任国文教授。周有光记得当时钱基博教授要求非常严厉,规定学生作文一律用毛笔字写规整的小楷。这可难倒了许多只习惯用钢笔的学生。而周有光由于在常州中学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不仅用一手工整漂亮的小楷写作文,而且还在国文课上用毛笔字写笔记。他因此得到了钱基博教授的青睐和表扬。
  此后,一手工整漂亮的小楷,给周有光在高校与银行的职业发展,带来很大好处。由于他对国学和西学两方面都有深层次的研究,使他从经济学转向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时,能够做到真正的“学贯中西”。
  圣约翰大学在政治课程方面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都有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顾维钧,就是早期最有名的同学。
  
  【周有光附记】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不像现在乱七八糟一下子几千万被人家骗走了,没有这么傻的事情。资本主义如果这么搞,早就垮掉了。
  我大学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的,我想她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子介绍: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的,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
  然而不幸的是,还没到两年,正在周有光学业的中途,这美丽校园悠扬的钟声被血腥的枪声打断、击毁了。
  在光华大学结识了徐志摩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几百名师生也举行罢课,并上书教授会。
  美籍校长卜舫济则坚决不许学生罢课,他声言学生如果罢课,就必须立即离开学校。其言行使全体学生极为悲愤,大学暨附中学生五百五十三人宣誓:永远离开圣约翰。
  师生们整队鱼贯而出。
  中国籍教员孟宪承、钱基博、伍叔傥、何仲英、蔡观明、洪北平、顾荩丞、林轶西、张振镛、蒋湘青、吴邦伟、薛迪靖、于星海、朱荫璋、金秋涛、周子彦、陶士玮等十七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亦声明辞职,即日脱离圣约翰大学。
  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六三事件”,后来光华大学把6月3日定为校庆日。
  十七名教员及五百五十三名学生组成了学会,推张祖培同学为会长,决心另行成立民办学校,实行“教育救国”。
  这就有了后来的光华大学。为什么叫“光华”呢?是来自古诗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同学们挥泪走出校门时候的心情是 “吾爱吾师,吾尤爱祖国”!在同学们的心上,这是一个历史的伤痕。当时人心激愤,在历史剧变中,无可避免地造成了这个历史的伤痕。
  追求“光与真理”的周有光,就这样也从圣约翰大学转到了新生的光华大学。
  光华大学的校训为“知行合一”。
  师生们的教学和生活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是却对过去圣约翰大学的教学体制和方法,加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改进。例如,允许学生自主跨系、跨专业听课进修;实行师生互动的课堂讨论;培养学生针对专题查阅《百科全书》的习惯;安排校外专家来校讲座;举行演讲比赛和辩论会;在教授指导下开展社会调查;鼓励并帮助学生自办校园刊物;学生可自由组织各种社团进行活动;等等。
  
  【周有光附记】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那时候的教育跟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的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从1925年的6月3日到抗战前夕,光华大学一切从头做起,物资设备图书仪器等都是从无到有,校舍的建造也逐渐初具规模。基地不够,承何家角乡绅杨秋荪等捐助,并向周围征得部分土地。
  教师队伍初期为四十余人,后来增加到八十九人。光华大学迅速成为当时上海民办大学的“四大金刚”之一。
  这段时期,大学部在校学生从初期的四百余人增加到八百余人。从1929年起光华大学始招收女生,张允和就是光华大学第一届女生。
  周有光在光华大学(高年级)读了两年,校长张寿镛对他特别好。当时校长室缺少一个秘书,学校在本校招考,周有光考上了,课余便给校长当秘书。
  周有光在光华大学认识了诗人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兼任光华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周有光并没有正式听过他的课,却跟他成了朋友,很谈得来。徐志摩的新诗和为人的风格,影响了许多学生。周有光到过徐志摩的家里,他的一幢房子有三层楼,底下一层是英国文化的风格,第二层是日本文化的风格,第三层是印度文化的风格,三层楼反映了三种文化风格。周有光当时想,原来世界文化是如此丰富多彩啊!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有光在光华大学毕业以后,张校长留他在光华大学附中教书,同时帮张校长做一些工作;不久,周有光又到大学本科教书。当时他挣的钱并不多,但他比较重视精神生活,如饥似渴地看了很多书,有外文的也有中文的,有现代的也有古代的;他不但阅读本专业经济学方面的书籍,而且阅读语言文学方面的书籍。他认为知识的营养比饭食的营养更有味道、更重要,精神财富比物质财富也更有价值、更重要。
  四年大学生活培养了周有光一个终生的爱好 ―― 特别喜欢查阅《百科全书》。
  几十年以后,周有光的连襟沈从文给了他一个外号――“周百科”。
  每个人都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分子,又是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培育、养成的性格,往往可贯穿人的一生。
  周有光生正逢时:他诞生时正逢清朝末年的新政,科举被废除,教育制度开始改良;他上小学时正逢中华民国初年,帝制被推翻,实行共和,他开始读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课本;他进中学时正逢五四运动,他在茶馆演讲“外抗列强内除国贼”反对专制和霸权;他读圣约翰二年级时正逢“五卅”运动,他和广大青年一道大声疾呼“打倒帝国主义,争人权、争自由”,引发爱国师生们独立创办光华大学,他受到了“学贯中西”的现代通才教育。
  从周有光的经历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周有光百年走过的道路,使得他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人。■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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