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翻后窗以遁 为好友证婚 1933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之博士做证婚人。 在此之前,胡适曾为好友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做过证婚人,为好友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做过证婚人,还为徐志摩和陆小曼做媒人,牵线搭桥为其相恋创造条件。据说,胡适先生备有一本特制的“鸳鸯谱”,是专让当事人签名登记留念的。在这本“鸳鸯谱”上,签名留念的第一对夫妇是赵元任和杨步伟。1936年,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胡适是千家驹求学与求职的“提携人”,被邀请证婚。
乐意为好友做证婚人的胡适之博士,这次遇到了麻烦,胡适一向是个“妻管严”,麻烦来自江冬秀,她不赞成胡适做蒋梦麟和陶曾谷这两人的证婚人。胡适告诉江冬秀说,蒋梦麟一为我的校长,二为我多年的好友,故非去不可。可执拗的江冬秀把大门一关,就是不让他出去。后来,胡适还是从后头爬窗出去证婚了。这让人想起钱钟书在他的妙文《窗》中说:“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但胡适为给好友证婚翻后窗以遁,说来有点尴尬和狼狈。
江冬秀为何阻拦胡适?原来,蒋梦麟是为娶陶曾谷而与元配离异的。据蒋梦麟的儿子蒋仁渊、女儿蒋燕华及外孙女吴小燕回忆,蒋梦麟于1908年自费去美国留学之前,与元配妻子孙玉书生育有一子蒋仁宇,另有一女夭折。1917年留学回国后,夫妻二人又先后生育次子蒋仁渊、女儿蒋燕华、幼子蒋仁浩。1933年,蒋梦麟与孙玉书协议离婚后与陶曾谷结婚。正在读小学的蒋仁渊,见到《姚江日报》刊载蒋梦麟与陶曾谷结婚的新闻,匆匆回家告知母亲,母亲只是喃喃地说:“你爹变心了。”协议离婚的孙玉书,依然留在浙江省余姚县回龙乡蒋村的蒋家孝养公爹、抚养儿女。
蒋梦麟与孙玉书的子女写道:
父亲采用“离婚不离家”的方式,为母亲妥善安排了离异后的生活――蒋家宗族内保持母亲的地位及一切人际关系,母亲仍以儿媳身份孝养祖父终老;凡父亲当时已经分得的及将来可能继承的祖父产业,悉归母亲所有;三子一女的教育费用由父亲继续承担。条件合理,且母亲生性憨厚老实,故离婚协议顺利签订了。父母离异,自是家庭之不幸,但父亲与母亲在生活和文化上相差悬殊,父亲的社会地位逐年上升,母亲实难与之相适应,离异终至不免,我们子女同情母亲而谅解父亲。
做子女的谅解了父亲,可时人并不见得谅解。他们的婚姻受到北平舆论的压力。在江冬秀看来,蒋梦麟道德是有亏的,在她的潜意识中,她担心同样的事情降落在自己的头上。蒋梦麟邀请好友胡适证婚,期望借胡先生之社会名望平众人悠悠之口,给他减少舆论压力。
其实,蒋陶联姻最大的压力还不在于蒋梦麟与元配离异,而是在于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多年老友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
蒋梦麟爱屋及乌娶亡友之妻
蒋梦麟与陶曾谷是怎样走到一起的?我们不妨了解一下蒋梦麟和高仁山的人生经历。
蒋梦麟为浙江余姚人。童年蒋梦麟接受的是私塾教育,中过清朝的策论秀才。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后自费留美。蒋梦麟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教育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是著名教育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与胡适之、陶行知等同门。回国后因黄炎培的关系参与江苏教育会,具体负责江苏教育会与北大合办的《新教育》杂志,由此与北大发生了某种联系,被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主讲教育学及教育学史。
五四运动过后,蔡元培因学潮压力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北京大学教师学生一致挽留,蔡元培在去留之间动摇时,听从了汤尔和的建议,说可以接受回北大复职的要求,但他不急于回去,而是委派浙江同乡蒋梦麟前往代理。为何选中蒋梦麟?“蒋梦麟是研究教育学的专家,对于学生心理状态有很深的研究与把握,且其学问手腕足以服人。学生心安,其余可迎刃而解。”
高仁山1894年生于江苏江阴。1917年春,自费到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12月,从日本回国,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事。1918年冬,自费去美国葛林纳尔大学研究教育。毕业后,入芝加哥大学学习教育,获硕士学位。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学。1923年1月回国,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高仁山的建议下,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高仁山担任教育系系主任、教授。1925年春,高仁山与好友陈翰笙(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查良钊、胡适等人在北京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即后来的北京市第二十八中,现为长安中学)。高仁山出任校长,查良钊任董事长,陈翰笙是董事,陈翰笙之妻顾淑型任教务长兼英文教员。高仁山的夫人陶曾谷是这所学校的教师,学校实行美国的道尔顿制教学法,学生自己支配时间,按兴趣在各教室自学,教师作为顾问,提供咨询和指导。私立艺文中学是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最早进行教学改革实验的学校之一。
从蒋梦麟和高仁山求学和工作的背景看,两人可谓志同道合,遂成莫逆之交。1927年9月28日,高仁山以参加政党、有反对北京政府之嫌,遭张作霖下令逮捕。同年12月19日,高仁山在监狱中给夫人陶曾谷写信,自述六年来从事教育研究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他对教育事业无法忘怀,嘱咐自己的得意门生,“要以教育为终生事业”。1928年1月15日,高仁山被杀害于天桥刑场。
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1928年10月,蒋梦麟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任部长。陶曾谷经朱经农的介绍,到教育部工作,成为蒋梦麟的秘书,尽管蒋梦麟使君有妇,但陶曾谷的处境令他同情,长期的照顾和相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两人互生爱意,坠入爱河。
1930年11月,蒋梦麟因中央大学易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发生冲突而辞去教育部部长一职,随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翌年1月就职,回到北大。这距1926年4月蒋梦麟得知自己的名字已经上了军阀的黑名单,出走北大已五年矣。前度蒋郎今又来,这次北上,与1919年情形大不同。就生活状态而言,蒋梦麟难以忘情陶曾谷。
很有意思的是,蒋梦麟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是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然。蒋梦麟的这番感悟,应该是和元配夫人结婚、分居、离异,又和陶曾谷相处相恋得出的感悟。
1933年,在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蒋梦麟的确是发自肺腑之言,理解他、赏识他的朋友传之为佳话;反之,则成为诋毁、讥刺他的话题。蒋梦麟爱屋及乌娶亡友之妻,赏识之士赞其有魏晋名士的余韵;传统保守势力却说这是无法谅解的伤风败俗之举。
陶曾谷再婚前与高仁山生育有一子高陶、一女陶燕锦。蒋、陶再婚之后没有生育,对于双方子女,蒋梦麟一直平等对待。
1958年,陶曾谷在台湾去世后,七十五岁的蒋梦麟,不听好友胡适的规劝“勿续弦”,冒着阻力和压力,1961年7月,与四十九岁的徐贤乐结婚。婚后,蒋梦麟骨折,徐贤乐照顾不周,又因两人在财产、子女方面的分歧,闹出纠纷。1963年,蒋、徐二人经由律师协议离婚,成为彼岸台湾又一桩引人关注的婚恋故事,大小报刊都有报道,其中不乏渲染、炒作。晚年的蒋梦麟因为这次草率的婚姻,失去了安宁,损害了健康。1964年6月19日凌晨,蒋梦麟因肝癌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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