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写信 钱永刚送我一套《钱学森书信》,总共十卷,十六开本。钱学森的秘书顾吉环告诉我,他曾经遵钱学森的嘱咐,给美国友人寄过一套,总重量为三十五公斤!
这套《钱学森书信》所以又大又厚,不仅仅因为钱学森的书信多,而且因为它是手稿的影印本。
钱学森的书信,总共达一万多封。《钱学森书信》所收录的,还只是钱学森的三千多封书信。另外,《钱学森书信》只是选编了1955年6月15日至2000年11月26日期间的部分书信。
我逐卷阅读《钱学森书信》,由于是手稿影印,可以看出,钱学森的这些书信全部是亲笔,不是秘书代劳。他的字,端端正正,没有一封龙飞凤舞。书信卷面非常干净,没有“大花脸”――大量的圈圈改改,只有偶尔有一两处涂抹,可见他写作时思路非常清晰。
信的开头,总是写上收信人的单位名称或者地址,然后才写收信人名字。信末,除了早期的少数信件把“1959”写作“59”或者没有写年份之外,绝大多数信末都清清楚楚写明年月日。有的人写信,往往只写月日,不写年份,这样过了几年往往弄不清楚是哪一年写的。
钱学森的字迹如同刻蜡板一样,一笔一画从不潦草。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他的右手颤抖,字迹才有点歪扭,但是依然清晰可辨。像他这样的年龄,早年写惯繁体汉字,在写信时,间或会出现一些繁体汉字是习惯使然,但是我注意到他的书信,除了“协”字写成繁体的“�”之外,几乎是清一色的简体字。这表明钱学森在回国之后,非常认真地学习了简体字。
顺便提一句,1956年钱学森刚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礼堂为二百多位科技工作者讲授工程控制论,在整个讲座中没有夹杂一个英语单词!须知,当时他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讲英语比讲汉语更流利。为了在讲座中把涉及的科学名词用中文表达,他事先花不少工夫作准备。
我最为看重的是《钱学森书信》首篇,即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致陈叔通的信的手稿。那时候,钱学森在美国正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中。1955年5月上旬,钱学森在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在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叔通。陈叔通先生是钱学森的父执,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学森便写了这封致陈叔通先生的信。钱学森和夫人外出到一家咖啡馆去,钱学森跟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人员在门口聊天,夫人蒋英趁机走进咖啡馆,把这封信夹在寄给侨居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信中投进邮筒。蒋英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蒋华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认不出是她的笔迹。蒋华收到之后,转寄给在上海的钱学森父亲。钱学森的父亲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先生。陈叔通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终于促成了钱学森一家回到祖国。
钱学森用一手繁体汉字,写下致陈叔通先生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钱学森在信中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指出美方“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
周恩来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大使级会谈。8月4日,在中美第三次大使级会谈中,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指出:“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公开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5日,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钱学森致陈叔通的这封信是历史性文献,理所当然成为《钱学森书信》的开卷之篇。
三次激动与三笑
钱学森的一生之中,有过三次激动。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仪式上,是这么说的:“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我讲的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四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二十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钱学森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
“第三次的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四十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看见这句话,心里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钱学森的一生之中,也有过三笑。
头一回是在1955年10月8日,他经过五年的坚持与斗争,终于从美国回到祖国母亲温馨的怀抱,过度的喜悦使他热泪盈眶。美国当局当时千方百计阻挠他返回新中国,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理由”,而五角大楼海军副部长金贝尔(Dan A. Kimbeel)所说的一句话,可谓“高度概括”之语:“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抵得上三到五个师的兵力!”然而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在中美华沙谈判桌上,美国政府代表这才不得不同意让这位杰出的导弹专家回到新中国。其实,钱学森的价值远远超过五个师。他回国后才五年,在他的主持下,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就顺利升空,意味着中国朝着国防现代化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第二次开怀大笑,是在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在他回国后的第十个年头,即1965年1月,他向中央提出人造卫星研制计划,这一重要计划也就因此被命名为“651工程”。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只用了五年时间,就成功地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中国从此敲开了太空的大门。
他第三次心花怒放,是在2003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9时,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圆了中国人的飞天梦。钱学森企盼了多少年,这一闪光的时刻,终于在他有生之年到来。
一直住着老房子
三十年前,我到过钱学森家。钱永刚说,钱学森至今仍住在那套老房子里。钱学森就是在他家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里,接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这样的贵宾的。
钱学森回国之后,只搬过一次家。
1955年,钱学森刚回国的时候,住在北京饭店。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当时,力学研究所尚在筹建中,没有办公楼,数学研究所挤出了几间办公室供力学研究所使用。于是,钱学森一家也就被安排住在离数学研究所不远的宿舍区。那时候,中国处于分配住房制度,钱学森一家分到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当时,钱学森家的家具,也极其简单,是公家分配的。我见到他家的旧家具上,有着“中国科学院”的红漆金属铭牌。后来这些家具折价给住户。钱学森使用多年的,就是这些最普通不过的家具。
且不说这三居室的公寓无法跟钱学森在美国洛杉矶的花园洋房相比,就连当时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家用电器,诸如吸尘器、电冰箱、录音机,都是当时那一带公寓楼里的“稀有元素”。
后来,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他的工作重点从力学研究转移到火箭和导弹技术的研究,他搬进航天大院的一幢公寓楼里,一住就是四十多年,至今仍住在那里。
钱学森渐渐步入老年。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上曾经打算给他盖一座带院子的小楼,这样便于他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散散步。可是,钱学森一再谢绝。他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秘书告诉他,你说的是“老皇历”了,现在科学家的住房条件都大有改善,很多人的住房都比你宽敞。
钱学森却对秘书说:“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吗?以后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
钱学森家中,最多的家具是书柜,将近五十个。钱学森书多,杂志多,剪报多。蒋英说:“我不羡慕人家装修这、装修那的。教授的家就应该是这样的,都是书。”
“钱永健旋风”
2008年10月8日,已经九十七岁高龄的钱学森,被打破晚年的平静。众多中国记者千方百计给钱学森家打电话,要求采访。在那些日子,钱永刚几乎成了钱家的“发言人”,不断回答记者们的问题。
那是因为在这一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和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获得2008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
在三位获奖者之中,中国媒体最关注的是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屈指算来,钱永健是第七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在他之前,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荣获诺贝尔科学奖。
不过,这一回中国媒体在报道钱永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不像以往着眼点放在“美籍华裔”上,而是冠以“钱学森堂侄”的醒目字眼。有的报纸干脆以《钱学森堂侄摘下诺贝尔化学奖》为大字标题,连钱永健三个字都没有。这么一来,钱学森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媒体的关注点。
我问钱永刚,钱永健是“钱学森堂侄”,当然也就是你的“堂弟”,究竟是怎样的亲戚关系?
原来,钱永健的父亲叫钱学榘,是钱学森的堂弟,关系之密切不亚于亲兄弟。
钱学榘,1914年出生于杭州。通常钱学榘被说成是1915年出生,因为这是他在美国的墓碑上刻着的出生年月,实际上他是1914年出生,比钱学森小三岁。
钱学榘的父亲叫钱泽夫(钱家润),跟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钱家治)是亲兄弟。从钱氏家谱可以看到,钱学森的祖父为钱承�。钱承�有二子,长子钱泽夫,次子钱均夫。钱泽夫有一子一女,即钱学榘和钱学仁。钱均夫唯有一子,即钱学森。
后来,钱学榘的家中途没落,作为叔叔,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负担起了钱学榘姐弟的学费。钱均夫对钱学榘视如己出。平日,钱均夫在钱学榘面前话语不多,但是在关键时刻,会用三言两语激励的话,催促他上进。
钱学森、钱学榘两兄弟有着极其相似的学历,由于钱学森年长于钱学榘,所以钱学榘几乎是前脚后步追着钱学森的步伐,仿佛成了钱学森的“影子”:
钱学榘在杭州安定学堂(杭州七中的前身)毕业之后,1931年8月,年仅十七岁的钱学榘考取浙江大学,在考生中总分排名第十一,应当说是很不错的了。浙江大学校长是钱均夫的友人,打电话给钱均夫,表示祝贺。
可是,钱均夫对钱学榘却说:“你考取的只是浙江大学,你森哥考取的是交通大学呀。”那时候,交通大学的声望在浙江大学之上。钱均夫这一句激励的话,使钱学榘非要考交通大学不可。那时候,正好交通大学招生在浙江大学之后,钱学榘赶往上海报考,以总分第四名的成绩考取交通大学(钱学森当年是以总分第三名考取交通大学),攻读机械专业。这样,钱学榘和钱学森同在交通大学学习。钱学森在1929年夏考入交通大学,比钱学榘早两年。
钱学森因病休学一年,在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而1935年7月,钱学榘毕业于交通大学,名列全校总均分第一名。
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于1935年前往美国,入读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而钱学榘在交通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当助教。这时,钱均夫又对钱学榘说:“你在清华教书当然不错,可是你森哥到美国留学了。”钱均夫这一句激励的话,使钱学榘决心跟钱学森一样也去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而且同样报考航空专业。
当时,钱学榘与另一名考生李耀滋分数相同,而航空专业留美公费生只招一名。经过仔细评比,钱学榘已经发表论文七八篇,而李耀滋的论文比他少两三篇,于是钱学榘被录取,从此钱学榘与李耀滋竟结为好友。李耀滋于翌年再考,终于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赴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博士学位。后来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全美华人协会主席。
钱学榘于1936年赴美,跟钱学森一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兄弟俩在同一个名校同一个系,传为美谈。钱均夫深为欣慰。钱学榘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博士学位。后来,钱学榘在美国一直从事航空研究,成为美国波音公司高级工程顾问。
钱学榘的夫人叫李懿颖,育有三子,即钱永佑、钱永乐、钱永健。
钱学榘在1939年曾经回国,当时正值抗战期间,他在贵州担任中国政府航空委员会所办飞机发动机厂总工程师,为中国制造飞机。当时,飞机发动机厂属国民党军队编制,他被授予上校军衔。长子钱永佑出生在贵州。然而,生逢乱世,报国无门,造飞机的资金竟然被官员贪污。1944年,钱学榘心灰意冷地回到纽约。钱永佑也随父亲钱学榘和母亲李懿颖来到美国,后来成为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曾任斯坦福大学生理系主任,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钱学榘的第二个儿子钱永乐在美国纽约出生;1952年,小儿子钱永健在美国纽约出生。
钱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拥有许多航空技术专利。
1949年,钱学森应聘为加州理工学院正教授。据说,当时钱学森曾经劝说他回到中国,钱学榘因顾虑到自己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上校,而共产党已经执政,他担心回国会挨整,所以决定加入美国国籍。钱学森回国之后,跟钱学榘也就很少联络。用钱学森之子钱永刚的话来说,那就是“从此两人就天各一方、各为其主了”。
1979年,钱学榘和夫人李懿颖、长子钱永佑以及长媳回中国,给父母上坟。
1984年,钱学榘偕夫人应邀来中国北京和上海讲学。
钱永刚说:“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关系缓和,钱学榘夫妻曾经带着儿子回国探亲。这个事我是知道的,但是当时没见面。”
钱学榘的业余兴趣是画油画。他曾经画过一张他站在母亲身后的母子肖像巨幅油画,挂在客厅里。在他晚年,画了许多油画,在美国举行油画展。每次展出的油画,都有六七十幅。
钱学榘曾任全美交通大学联谊会会长。
1997年,八十三岁的钱学榘罹患胰腺癌在美国加州病逝。在钱学榘病逝之后,2000年8月,夫人李懿颖率长子、长媳以及孙子、孙女回到中国探亲,并到杭州临安祭祖。
钱永健在纽约出生,在新泽西州的利文斯顿长大。十六岁时,还在上中学的他,便以金属如何与硫氰酸盐结合为题发表论文,获得素有“少年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屋科学天才奖”(The 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第一名。二十岁时,就以物理学学士和化学学士这样的“双学士”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和长兄钱永佑分获美国难度最大的奖学金Marshall和Rhodes学者奖,双双前往英国,分别进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深造。后来,钱永健成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药理学及化学与生物化学两系的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医学院院士。现在他是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钱永健和美籍日裔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查尔菲因发现和应用绿色荧光蛋白而共同获得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
在中国,媒体特别放大了钱永健是钱学森堂侄这一身份。其实,1955年,当钱学森回国的时候,钱永健不过三岁。此后,众所周知,由于中美关系处于紧张时期,况且钱学森所从事的又是中国敏感、机密的工作,所以钱永健与钱学森没有多少联系。
钱永健几乎不会讲汉语。他坦言,“确切地说,我对中国没有明确的‘故乡’概念,我对中国的文化也并非特别熟悉”,“但母亲曾跟我讲过许多她记忆中的在中国时的往事,我也曾和我的母亲、夫人一起去过中国。当然,跟其他国家相比,我对中国的感情还是有所不同,毕竟,我有中国血缘”。
多年没有回来的钱永健,2004年11月应邀到香港讲学。在去香港之前,钱永健与母亲李懿颖、夫人温迪一起于10月29日飞抵北京,11月2日从北京前往黄山,11月4日从黄山前往桂林,然后去香港,11月11日回美国。
对于钱永健获得诺贝尔奖,钱学森是非常高兴的。
丰硕的人生秋天
眼下,钱学森已经九十八岁。
我曾经仔细看过钱学森与中共领袖的合影,仿佛浓缩了不同岁月的钱学森身影:
1956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国宴上请钱学森坐在他的身边,那时候,四十五岁的钱学森一头黑发,显得那么年轻活跃;
1989年10月,邓小平接见钱学森时,七十八岁的钱学森头发稀疏,但是仍很精神;
1996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去看望钱学森时,八十五岁的钱学森已不能站立,只能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但是谈吐自如,思维活跃;
2008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去看望九十七岁的钱学森时,钱学森坐在床上,虽然听觉差一些,仍能与胡锦涛交谈。
钱永刚用一句很概括的话,形容步入晚年的钱学森:八十岁起拄拐杖,九十岁起坐轮椅。
钱永刚说,钱学森不久前体检,无慢性病,大夫说“心脏如同六十岁的人”。
钱学森有严格的作息制度。他一般是在下午见客。由于年事已高,通常不见客。每年的12月11日,来客特别多,因为那是钱学森的生日。
另外,神舟系列飞船成功发射之后,航天员们前来拜访钱学森,这差不多成了惯例。杨利伟、聂海胜、费俊龙、翟志刚都上门看望过钱学森。
钱学森通常很少会见外宾。钱永刚记得,只有在1981年,八十高龄的美国量子化学家莱纳斯・卡尔・鲍林访华时,钱学森跟这位老朋友用英语长谈了一下午。鲍林是唯一一位单独两次获诺贝尔奖的人(1954年获化学奖,1962年获和平奖),我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就久闻鲍林的大名,因为傅鹰教授在课堂上多次提到他的老师鲍林。在会晤鲍林之后,钱学森对钱永刚说:“已经很久没有跟这样有学识的人谈话了。”
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工作的时候,就听过鲍林教授的课。当时鲍林是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主任。尽管钱学森是航空系的研究生,但是老师鼓励他要扩大知识面,所以他到化学系去听鲍林讲授结构化学,到生物系去听摩尔根讲遗传学。摩尔根是遗传学泰斗,193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那时候,正值谈家桢师从摩尔根攻读博士学位,所以钱学森跟谈家桢也有许多交往。谈家桢后来成为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复旦大学校长。
那时候,卢嘉锡是鲍林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鲍林在197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只见到了卢嘉锡。他曾经希望会晤钱学森,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禁忌甚多,有关部门没有同意他会晤钱学森。1981年鲍林第二次访华,他终于如愿会晤了老朋友钱学森。
20世纪80年代,随着年龄的增长,钱学森辞去了国防科研一线的领导职务。他思索的范围更加广阔,迎来了人生丰硕的秋天……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由得记起他出自肺腑的一句话:“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责任编辑/刘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