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2日下午,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中共在“左联”设立党团。“左联”成立之初,几乎排除了以郑振铎、叶圣陶为首的所有文学研究会的作家。曾任《小说月报》主编、积极从事进步社会活动的叶圣陶,没有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对此,种种说法不一。
“最典型的厌世家”
1928年初刚回到上海加入创造社的冯乃超在1928年1月《文化批判》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文中尖锐地提出:“他叶圣陶是中华民国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创造社钱杏�亦批评叶圣陶“只是消极的黑暗的暴露与诅咒,没有积极的抗斗与冲决”。叶圣陶从1923年全家迁居上海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同时在上海中国公学、复旦大学等校兼课。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致力于挖掘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大力提倡新文学,传播新思想,在新文化运动史和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叶圣陶将他1927年至192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汇编成《未厌集》,题记中特地写道:“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似乎尚未厌世。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这是叶圣陶对“厌世说”唯一有力的表白。叶圣陶好友朱自清直截了当地指出“圣陶是不会厌世的”。在沪期间,叶圣陶的创作力惊人地旺盛,数量大,品种多,而且在某些领域内对新文学的成长发展,起了开创、推动的作用。他是继鲁迅之后,新文学运动初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从1925年到20年代末,叶圣陶的创作取得了全面的丰收。他写了二十个短篇,分别收入小说集《城中》、《未厌集》和散文小说合集《脚步集》中。1928年,《教育杂志》连载长篇小说《倪焕之》,次年单行本问世,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是新文学史上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长篇名著。此外还有大量的散文、杂文问世。
1930年,叶圣陶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后,改任开明书店编辑。20世纪30年代初,叶圣陶与鲁迅、茅盾、冯雪峰等左翼作家过从甚密,始终与党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没有加入‘左联’,对工作更为有利”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应上海《萌芽》杂志约稿,发表了《叶圣陶与中国古典文学》、《叶圣陶与外国文学》,刊出后直接邮寄给叶老审阅,很快收到了回信,并有幸与叶老两次通信,其中谈及当年未参加“左联”一事。
但叶老已年高体弱,视力严重衰退,戴老花镜再加放大镜,也已无法看完全文;后笔者又向研究叶圣陶的专家、北大中文系教授商金林求教,商教授来信告知:“由于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与叶圣陶关系甚密的好友冯雪峰事前劝告,叶圣陶就没有加入‘左联’,认为这样对工作更为有利。”
当年叶圣陶寓居上海景云里时期,正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筹备到成立与开展活动的时期。叶圣陶同茅盾(沈雁冰)、杨贤江、侯绍裘、瞿秋白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相知较深。在《倪焕之》中,他笔下的王乐山,便有侯绍裘的影子。
茅盾在《我走过的路》 中有过详细的记述:他当年与鲁迅、叶圣陶同住在景云里,1930年4月5日刚从日本返沪。半月后“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中共党员、教育家杨贤江曾向茅盾介绍“左联”的筹备经过、组织机构及活动情况等,并邀请茅盾参加“左联”,又介绍组织成员。茅盾对叶圣陶未参加“左联”纳闷。后又询问了冯雪峰,才知道“左联”党团成员中多数人不同意。冯雪峰已向叶圣陶作过解释。冯雪峰曾经对叶圣陶说:“你、陈望道、郑振铎、傅东华,还是保持表面中立态度好,便于联系一些人,就不参加‘左联’了。”
叶圣陶成为不参加“左联”的“左联”成员。这正是由于“左联”党团多数人受了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李立三“左”倾路线影响的结果。当时“左联”党团领导把“左联”当做直接参与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而忽视了它在文学斗争和思想斗争方面发挥的特殊作用;把“左联”看成半政党性质的团体,放弃了争取公开的、合法的或半合法的存在及相应的斗争方式,竟转入完全地下、完全秘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开展工作的“左联”,当然就不可能发展叶圣陶、郑振铎这批民主作家为“左联”成员了。叶圣陶长子叶至善与笔者通信中谈及这些事也曾说过:我父亲的组织观念一向不是很强的。
为“左联”尽全力
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任编辑,主编《中学生》杂志,竭尽全力在这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里,给广大青年安慰和督促,教他们学会呼吸正义和诅咒黑暗。1930年9月17日是鲁迅五十岁生日。柔石、冯雪峰、冯乃超发起召开“鲁迅五十生辰纪念会”。参加的有“左联”的代表,叶圣陶也参加了纪念会活动。他虽不是“左联”的成员,却为“左联”做了不少工作。他被称为不在“左联”的“左联”成员。当年一些党员作家,生活无固定收入,要靠稿费维持。按照一般杂志规定,都是文章发表以后才付稿费。叶圣陶任《小说月报》主编时,就运用他的职权,交了稿就付稿费,不管后来是否刊用。他不仅在经济上设法帮助“左联”作家,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还冒着风险,同“左联”患难与共。1931年,胡也频与二十多位革命青年在东方旅社被捕后,丁玲前去开明书店找叶圣陶,请求设法营救。叶圣陶曾经回忆说:胡也频被捕以后,丁玲到开明书店找我,请设法营救胡也频。我立即在开明书店募钱,又和夏�尊先生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元老、时任开明书店董事长的邵力子帮忙斡旋。
1931年12月“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在沪成立,叶圣陶为发起人之一。1932年 “左联”发起了“加强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而大众化的任务,应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教育群众。但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未能认识到大众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作家的思想感情如何与广大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问题。1932年1月20日,叶圣陶在《〈北斗杂志〉发表答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一文中指出:“若就作者方面说,为创作而求生活的充实固然是本末倒置的事;而生活欠充实,就不能写出充实的作品。”这里明确指出了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重要性。当年叶圣陶作为一名非“左联”成员的民主作家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32年2月,叶圣陶与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和《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1933年1月,叶圣陶加入了由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年3月,丁玲、潘梓年被捕时,他又尽力奔走,参与营救活动,与蔡元培、邹韬奋、柳亚子、郁达夫等三十九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呼吁释放丁玲、潘梓年,同时还积极组织募款营救。1935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遇害牺牲的消息传到上海,叶圣陶悲愤至极,参加了在郑振铎家里举行的秘密追悼会。另外,他还与鲁迅、胡愈之、郑振铎等一起收集瞿秋白的遗稿,为编辑印行瞿秋白的《海上述林》一书出钱出力。■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