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女作家丁玲在北大荒劳动生活的十二年,是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她在散文集《风雪人间》中记述了她在北大荒的生活和遭遇,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她对艰苦奋斗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人的深情怀念。
初到密山
1958年6月29日凌晨4点,戴着右派帽子的丁玲,走出密山火车站,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小城。
8点左右,丁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被领到楼上局长的办公室。王震伏在一张大地图上,看了一会儿,抬起头来:“陈明在八五三农场,他那个地方是新建点,条件差一点,你就不要到那里去了,你们换个地方,到汤原农场吧,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交通方便些,离佳木斯近,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丁玲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王震又说:“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写作的素材也多得很哪……”丁玲和王震分手的时候,她紧紧握着王震的手,在心里默默地说:“感谢你的好心,王震将军!”
7月1日,吃过中饭,陈明从八五三农场赶来了,两人热烈拥抱,好大一会儿相对无言。丁玲又高兴又心痛,分手才三个多月啊,老陈怎么变得又黑又瘦?她简直都快认不出来了。
第二天,丁玲和陈明带着王震的信,坐火车到了佳木斯。他们在临街的一家旅店住下后,美美地吃了一顿西餐。第二天,他俩雇了一架马车,来到了合江农垦局政治部。第一个见到的是局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先自我介绍说:“长征时我是徐(特立)老的卫生员,我在延安就知道你,知道你是个作家。”他打开丁玲的介绍信后,顿了一下说:“为什么不给工资,那你们吃什么呢?”
丁玲惶惑地结结巴巴地答道:“没有关系,我还有一点存款,我还有公债券……”李主任用不解的眼光看着丁玲,说:“不能这么办,这是不合乎政策的,我要问问。你们先歇歇,我去找张林池书记。”
张林池是当时中央农垦部副部长兼合江地委第一书记,坐镇佳木斯,指挥农垦大军向北部荒原进军。张林池看了王震部长的亲信笔后,犹豫片刻,说:“王震同志的信上说,到汤原农场去。汤原现在还很落后,生产不太景气。”他征求丁玲的意见:“星火集体农庄是个先进农场,条件好一些,可以安心创作。”
丁玲激动地回答说:“我来到这地方,就是来参加开发北大荒劳动的,如果找个安适的地方,关起门来写作,人民怎么了解我呢?汤原现在落后,落后总是会转变为先进的。我这次下来,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愿意到汤原农场去。”
汤原安家
7月初,正是北大荒很热的季节,丁玲两口到了汤原农场,立时成了全场的特大新闻。陈明被分配在场部的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丁玲被分配在一分场畜牧队养鸡。养鸡队党支部书记姓姜,是1948年参加革命的转业军人,他不知道该怎样具体安排丁玲,便先把养鸡队的工作仔细地向她介绍。
这一夜,丁玲没有睡好,她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鸡都叫了,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红日东升,朝霞满天,住在隔壁屋子里的几个养鸡姑娘趴在门口告诉他们:食堂开早饭了!丁玲微笑着冲她们点点头,算是感谢她们的提醒。陈明洗好了脸,说:“走吧,我们也吃饭去!”
一进食堂,正在吃饭的人都端着饭碗,忽地拥过来,有的人还喊着:“来了来了,他们来了!”丁玲的心猛地一沉,什么也不敢看。陈明倒很坦然,他买好饭菜,两个人端着,选了墙角一张没有人的桌子。丁玲埋着头,一口接一口地扒饭吃,她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吃完,好躲回宿舍去!陈明若无其事,跟她讲着上午的见闻,可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过了一会儿,她觉得耳边嗡嗡的议论声渐渐小了,便大着胆子,把头抬起来望了望。她的目光正好遇上邻桌几位转业军人的目光,他们的目光都很和善,很友好。丁玲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些,她觉得食堂的菜做得很好吃。
丁玲来到养鸡队,开始被安排到一间堆满鸡蛋的屋子里,她的工作是从一箱一箱的鸡蛋里,一个个拿出来分别挑选,把能够孵化的留在一边。那个同她一道拣蛋的姑娘,一手能拿五个鸡蛋,丁玲却一次最多能拿两个,而且动作很慢。她心里很慌,原以为这是轻劳动,但半个钟头下来,她的腰疼了,开始坐不住了。丁玲原来就患有脊椎骨质增生,常常腰疼。她一阵眼花头晕,要倒下去。幸好,这时走来了张振辉。他走进门,一眼就看出丁玲的异样,忙说:“我以为丁玲是啥样子,原来是一个老太婆。看,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快歇息一会儿吧。不要以为拣蛋不费力,从没有干过嘛。”他走过来拉住丁玲的手,丁玲就势扶着他才勉强站了起来,连腿也是硬的。邓明春忙从孵化室里走出来,抱歉地说:“你回家休息去吧,身体好些了再来,不要勉强。”张振辉把丁玲扶到院子里,一阵风悠然吹过,丁玲心里有点迷糊,觉得不该走,可是看到张振辉关切的眼神,还是走了。
渐渐地,丁玲适应了这一工作,后来,一天只干两个小时的活,她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任务。冬天,丁玲主动替邻家的孕妇剁鸡饲料,连冻带累两只手脖子肿了起来,像两个胡萝卜,可她还是干得很欢。
扫盲教员
1959年的一天,吃过晚饭,陈明忙着收拾桌子、洗碗。有些疲惫的丁玲便斜倚在床上,在微弱的油灯下翻看这几天的报纸。
“老丁在家吗?”门外传来问话声。
丁玲听出来是队长的声音,她赶快起身,刚想迎出去,队长和支书已经先后进了屋。陈明搬过两张板凳让座,丁玲从暖水瓶里倒了两杯热水端过来,笑着问道:“你们从来都是无事不登门的,一定又有什么事情吧?”
支书慢悠悠地说:“我们想请你给队里当个扫盲教员。老丁呀,你可能从报纸上也看到了,今明两年全国要掀起一个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前几天场长从佳木斯开会回来,农垦局也布置了扫盲任务。咱们养鸡队家属多、文盲多,不少人连名字都不会写,是扫盲的重点。”
丁玲痛快地答应说:“参加党的时候我就讲过,我不满足做一个作家,而愿意做一个共产党员,做一颗螺丝钉,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如今需要我扫盲,我自然就去扫盲。我是个老作家,又是个老党员,如果扫盲工作不如别人那是不行的,我全力以赴。”
畜牧队的文化学习分扫盲班和初中班,扫盲班全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女职工和家属,有三十几个人,任务最重,丁玲自告奋勇教这个班。她根据家属妇女都是成年人的特点,自己编写教材。“小黑猪,是个宝,猪鬃猪毛价值高,猪肉肥美喷喷香,猪多、肥多、多打粮。”这是她编写的《小黑猪》课文中的一段。
第二天吃过晚饭,丁玲那个扫盲班在小学校正式开学了。因为听说要讲故事,一些孩子也跟着妈妈跑来了,教室里坐得满满的。
站在讲台上,丁玲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像唠家常般讲起了雷锋的童年。故事讲得很精彩,学生们没听够,要求接着讲。丁玲说:“每天只讲一段,愿意听明天再来,下面开始学认字。”
丁玲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母鸡”两个字,教完“母鸡”,又教“生蛋”。最后,她拿出两张白纸,上面分别用毛笔写着“母鸡”和“生蛋”几个字。
“以后咱们学完的字,就写下来贴到鸡舍里,天天抬头看得见。这样就学得快、记得牢了。”下课前,丁玲一再叮嘱大家。
经过丁玲的细心辅导,一个冬天下来,丁玲这个班的学生有一半摘了文盲的帽子,十来个原来目不识丁的家属妇女能读书看报了。
王震对丁玲一直很关心,每次到佳木斯,总要打电话给丁玲,约她去聊聊,了解她的生活情况。有一次,王震听到农场有人反映丁玲的右手肿了,忙问是怎么一回事。当他得知是每天剁鸡饲料造成的,立即打电话给宝泉岭农场场长高大钧,要他立即到佳木斯。王震对高大钧说:“把丁玲调到你那儿去,不是要她参加劳动,而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丁玲是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不要让人家抬不起头来,在思想上多帮助她。”高大钧边听边点头,最后对王震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她!”
宝泉岭的日子
1964年12月5日,丁玲和陈明来到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陈明在农场工会帮助工作。农场安排他们住在招待所底楼的套房里。冬天北方天气寒冷,高大钧特意嘱咐招待所主任,每天要帮丁玲烧火墙。
丁玲刚来这个农场参观时,场长特意向她介绍了工会干事、标兵邓婉荣,丁玲与她相处得很融洽。
有一天,忽然从楼下广场传来了两个女人吵架的声音。丁玲趴窗户往下一看,只见一群看热闹的人正拥着两个女人朝场部这边走来。
“又是六委那两个家属!”工会干事邓婉荣着急地说了一句,就跑下楼劝架去了。
丁玲来到宝泉岭虽然不到一年,但也早就听说,场部家属宿舍划分成八个居民委员会,家属有二三百名。工会女工部管不到家属,平时她们干完家务,就东家走西家串,唠家常传闲话。六委主任小张,是个老实巴交、不爱说话的山东小媳妇,常常急得掉眼泪。
一会儿,邓婉荣脸上冒着汗,眉头紧锁着走回来,轻轻叹了口气:“这些个家属,可怎么管管好呀?”
丁玲说:“人家都说这些家属是闲人生事,我看这话有道理。要是有人把她们组织起来,学习、劳动,她们有正经事情干了,眼睛就不会总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了。这样也能给场里解决一些劳动力。”
邓婉荣的眉头舒展开了:“大娘,我也正寻思咱们女工部也得管管这些家属的事。你帮帮我,咱们一起搞,就从六委开头吧。”
午后的阳光照在六委主任小张家的小院里,暖洋洋的。四十几位家属挤坐在屋里屋外的小板凳上,邓婉荣开始讲话,家属们都很佩服邓婉荣,因为她不摆架子,说话办事都爽快。
丁玲乐呵呵地和家属们打着招呼说:“我来六委帮助你们学习,从今后,我就是你们六委的人了。”
个子不高眼睛挺大的小胡,手里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说:“学习、劳动我们都高兴,可家里的孩子谁给看?”许多人也随声附和着:“是呀,我们孩子小,还没上学呢。”
坐在邓婉荣身边的丁玲说:“咱们办个托儿所,不好吗?”
“办托儿所?说说倒容易,我们也早就想办,可房子上哪儿找呀?”
在当时那个时候,谁敢说能找到房子呢?会就这么没有结果地散了。回家的路上,丁玲脑子里蹦出一个想法。她顾不上回家,扭身朝场部大楼走去,她要找高大钧求援去。见丁玲来,高大钧放下电话,热情地让座:“你来半年了,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唠唠,可总没有时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没个闲时候!”他一边说着,一边给丁玲沏茶。
丁玲非常了解高大钧这个人,他直来直去,快言快语,也喜欢别人讲话不拐弯抹角,就直截了当地说:“我遇到困难了,想请求你的支援。”
“啊?是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上的?”高大钧很认真地问。
丁玲把组织家属学习的想法和办托儿所没有房子的困难,都跟高大钧说了。老场长听完非常高兴地说:“应该支持,这是为农场办好事嘛!至于空房子,眼下的确不好找,不过我马上就让房产科想办法,明天就给你回音。”
第二天,房产科的同志告诉丁玲:“好房子实在找不出,破草房倒是有一间闲着,要是合适,场里可以找人帮助修修。”
这间草房子就在六委这排草房的尽头,原先是养牛的,闲了几年没用,房顶漏风,墙壁坍塌,虽是初夏5月了,屋角还有尺把厚的积雪。丁玲跟着邓婉荣,带着十几名家属,到十几里外的草甸上去打草,苫好房顶,又和泥脱坯,补好了墙壁,屋里新抹的墙,刷上了雪白的石灰。丁玲买了一些花花绿绿的彩纸、气球和小玩具挂在棚顶。经过这么一收拾,引得孩子们都往这里跑。
孩子们入了托儿所,六委的三十三名家属们组成了家属队,全都参加了麦收劳动。丁玲又和邓婉荣说:“咱们得趁热打铁,趁着这股热乎劲,把学习也搞起来。”
“行!你文化水平高,比我强,该怎么学,就由你领头吧。”邓婉荣说。
在汤原农场畜牧队积累了扫盲经验的丁玲,从书店买回了《雷锋的故事》,一有空就给大家讲一段。不久,六委就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家属们争着做好事,街道变得干干净净,公厕也经常有人打扫。麦收时节,场部周围的几个生产队,都抢着邀六委的家属队去帮助麦收。六委的家属队远近闻名了。这年冬天,宝泉岭第六居民委员会被省妇联评为黑龙江省学习毛主席著名标兵,还上了报。
1966年上半年,丁玲在和邓婉荣相处两年多之后,以这位女标兵为原型,写出了散文《杜晚香》。1979年发表以后,在国内外获得好评。
1966年春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它如一股飓风刮在中国大地上。北大荒也不能幸免。灾难再一次无情地降临到丁玲、陈明头上。
1970年4月3日深夜,丁玲和陈明被北京军管会抓走,在北京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五年多。■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