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民的儿子 1963年，李昌平出生于毗邻长江的湖北省监利县。革命历史题材的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就是在这一带拍摄的。监利县风景优美，水产品丰富。《洪湖水，浪打浪》里有几句著名的歌词描绘这里的风景：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但是，诗情和浪漫只有在艺术作品中才能够出现。李昌平一出生就感受到了生活的残酷。
李昌平九岁的时候，长江大堤洪湖段燕子窝决口，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父母带着姐姐、哥哥和弟弟外出逃荒，把李昌平留给了奶奶照看。奶奶带着十七个孩子，在一个五百平方米见方的小孤墩上生生坚持了漫长的三个月时间。孤墩四周被水环抱，无数的老鼠、蛇、蚂蚁和蚊子包围着它。有的孩子染上了重病，有的孩子就此夭折。孤墩上没有哭泣和喊叫，只有一个老太太和她带领的孩子们望着无尽的洪水在内心泛起无穷的恐惧和战栗……
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共有五个孩子，负担很重，种田和打鱼没有多少收入，经济实在太拮据。
十五岁的时候，李昌平考上了湖北省重点中学监利县棋盘中学。
父亲划着小船送他上学。但李昌平对家里实在放心不下。父亲离开学校了，他又回头追上他，要跟父亲回家，种田、捕鱼，供哥哥弟弟上学。
父亲一脚把他踹倒在地，给了他一记耳光，愤怒地丢下一句话：
我李家几十代鱼花子，不缺你这个打鱼的!
父亲划船走了。李昌平跪在地上痛哭失声。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改变自己以后的命运，回报自己的父母和脚下的这一方水土……
大学时代，李昌平是学生干部。他本来有更好的选择，但还是回到家乡湖北省监利县，当了一名乡干部。
为民请命，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先后在监利县的四个乡镇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他发现，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已经有了明显进步，但是，如果拿城市和农村、干部和农民、官方数字和实际情况进行另一番对比的话，情况就是另一回事了。
就拿监利县来说，八成左右的农民种田要亏本，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县里开会时却反复宣称：监利农业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
财政供养的人口很多，而且像气球一样还在不停地膨胀。当地的一位领导干部概括干部的工作作风：早上，你约我，我约你(安排一天活动)；中午，你请我，我请你(公款吃喝)；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打牌)；晚上，你搂我，我搂你(跳舞)……
而农村和农民，在大量税费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
现实触目惊心，李昌平心里非常沉重。
1997年6月，李昌平任党委书记的柘木乡的一位村民因不满乡政府提前征收税款而以死抗争。受此事牵连，正在武汉学习的李昌平代人受过，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两年的平民生活，使他更了解和理解了农民，也更能从农民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的“三农”问题。
赋闲两年之后，1999年12月，李昌平被任命为棋盘乡党委书记。
2000年正月初四，李昌平去上班，也想看看棋盘乡的农民是怎么过年的。
他开车从县城出发，往棋盘乡去。一路上，他看到农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三三两两，背着行李，结伴出去打工。那些农民不管看见拖拉机、客车还是货车，只要是往南方向的，一律试着拦下来搭乘。农民们就像装货物一样被装上了，直挤到车上没有一点空隙，车子才晃晃悠悠地离开。
李昌平和他们聊天。一个农民告诉他，种了一年田，除去上交政府的，家里没剩下多少了。种粮食实在不划算，不如撂下土地，出去打工还能混几个钱。
另一个青年农民干脆说：你们当官的心太黑了，我们不出去，没有活路。
这些话，锥子似的扎着李昌平的心。
他是农民的儿子，太知道“农民”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他生长在这一片土地，太清楚这一片土地上的酸楚与苦难。
更加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手下的村干部在路上拦截这些农民外出，要他们交了钱再走。村干部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走了，谁来种地?上级下达的交粮交款任务找谁要去?
晚上，李昌平一个人躺在乡政府的宿舍里，久久不能入睡。他想给县领导写封信，反映真实情况。但又迟疑了。
1993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当时县里的经济规划思路提出不同意见。文章引起了许多干部的共鸣，却得罪了领导。县委的主要领导将他视为另类。他虽多次登门做“深刻检讨”，却得不到原谅。
再说，他所了解的情况，县领导乃至市领导也都是知道的。给他们写信有什么用?
他思前想后，辗转反侧，最终，作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基。
当他提起笔，在稿纸上写下“总理”两个字的时候，眼泪打湿了他的眼眶。
总理：
我叫李昌平，今年三十七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十七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李昌平在信里反映了当地农村的几大问题：盲流如“洪水”，土地撂荒严重：负担如“泰山”，还要年年增加；乡村债务如“珠峰”，基层政府难以运转；财政供养的干部多如“蝗虫”，农民受不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交费的枷锁：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难以落到实处：基层干部对上级撒谎成风。
李昌平还说：“我在农村工作已有十七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危机太大了!”
信写完了，李昌平还没有想好。他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把这封信发出去。他很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假如这封信真的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对于他来说。是福是祸很难预料。
他有底线。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危险的。若自己有什么问题，一个大棒砸下来，他将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有家庭，有父母妻女。他必须为他们负责。
他考虑了一下，自己有没有说实话的“资格”――自己有没有贪污腐败，有没有安排亲戚吃财政饭?
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他李昌平是清白的。
既然在经济上是清白的，那么在政治上讲几句实话，他相信自己不会坐牢。只要不坐牢，他什么都不怕。
而促使李昌平最终义无反顾地把信发出去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县委在工作会议上下达了2000年的财政指标，他当党委书记的棋盘乡农民人均负担又要增加二百元：第二件事是，李昌平在大会上红着脸把“工作经验”吹了一通牛皮之后受到了表扬，但在小会讨论时揭露问题时却被县委书记指责为“不讲正气”。
3月8日，李昌平把打印好的信交给妻子，想听听她的意见。妻子看完信后流了泪。她没有阻止丈夫，反而主动帮他把信发了出去。
轰轰烈烈的失败
李昌平的呼吁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3月中旬，朱�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各级政府正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并派农业部的同志组成调查组到棋盘乡考察。
湖北省委、省政府也作出决定，派出了省市县三级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工作组。监利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以化解乡村债务、裁减人员、紧缩开支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工作组在监利县待了一个月之后就离开了。改革“收到了成效”，“取得了指导湖北全省的‘监利经验’”。
然而这只是纸面的经验。实际上，改革谈何容易!
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可谁都知道农民负担重，谁都不愿落实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减轻农民的负担，干部的利益和特权怎么办?一般乡镇千万元以上的欠债怎么办?
改革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裁减人员。可主持这项工作的正是有权力安排自己的亲戚朋友“吃皇粮”的人。让他们来裁减他们安排的人员，他们能下得去手吗?
李昌平陷入了人生中最孤独的困境。监利电视台没有了他的镜头，《监利报》用“棋盘乡领导人”代替了他的名字。在县里开会，他不得不单独坐一个位置。散会后，他不得不最后一个离场。碰到官场的朋友，他不得不视而不见。他接触到的省市县几十个领导干部中，省长蒋祝平是唯一一位在公开场合赞扬他说真话勇气的领导。
李昌平四面楚歌，陷入了万分尴尬的境地。
2000年9月1日，监利县委组织部盛部长约李昌平谈话，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意见：监利县很不稳定，李昌平是不稳定的中心；以后再有意见，尽量在党内说，不要让媒体介入：如果李昌平觉得在监利县工作不方便，可以把他调到别处，另行安排工作。
听说自己成了监利县的“不稳定因素”，李昌平很激动。但他马上就沉默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胳膊无论如何是扭不过大腿的。
他想到了离开，并且去意已决。
2000年9月16日，李昌平从乡政府出发，直奔县城。一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流泪。他把汽车停在江边，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大放悲声。他想让泪水洗去他的痛苦、孤独和深深的悲凉。
晚上，他把一纸辞职书交到了县委领导手上。
就这样，从2000年3月8日到9月16日，李昌平经历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以他远走他乡而结束……
选择辞职，对于李昌平来说，是胜利还是失败?
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有人说，李昌平是个逃兵，他选择了躲避，使得监利县的改革很快出现了倒退，李昌平辜负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也辜负了自己。也有人说，李昌平是明智的，改革的对象太复杂，牵涉的利益集团过于强大，单靠国家领导人对一封信的批示就想解决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
而李昌平认为，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牺牲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而能够让国家领导人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实际情况，这种代价是愉快的。
当年，被朱�基、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批示之后，李昌平信中所反映的情况成为国家制定有关“三农”问题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李昌平也多次接到国家有关部委的咨询电话和信函。此后，“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广泛关注。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近三千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中央还连续几年发布了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2006年。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这当然是后话了。
漂泊
辞去了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他来到深圳，在一家台资的农业性企业打工。后来蓝田股份公司找到了李昌平，让他到珠海蓝田公司做总经理。
蓝田公司是个大型企业，专门给香港和澳门供应农产品，生产基地主要在湖北荆州(监利县属荆州市)。荆州市政府给了蓝田公司一些特殊政策。
李昌平希望彻底告别过去，从头开始。媒体、朋友、农民不停地有人找他，干扰很多。为了能够一心一意地为蓝田公司工作，他改名李盛安。但是仍然没有避免麻烦。一个偶然的机会，湖北荆州的领导在蓝田公司发现了他，就给蓝田老总打招呼表达了不满。
老总把李昌平找来谈话说，荆州的领导知道他在这里工作，很不满意。蓝田公司的主业在荆州，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希望李昌平能理解企业的苦衷。
老总并没有说让李昌平离开，但他是个很敏感的人。他知道自己该走了。
李昌平的蓝田公司珠海分公司总经理生涯就此告终。
走投无路的李昌平陷入了更深的思考。他悲哀地发现，他是失败的。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而解决“三农”问题，更需要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共同配合，单单就农村来谈农村，意义并不大。就拿他李昌平来说，他给总理写了信，总理很重视，当时的七位政治局常委都对他的信做了批示。湖北的地方政府也做足了表面文章，但一阵风刮过之后，农民负担又开始报复性地反弹。他辞职后，老家有四个农民因无力缴纳税费而死去。连自己到了企业，地方政府都不放过，还要把他逼走。这说明什么问题?
李昌平想到，把他给总理写信，到离开湖北，再到离开蓝田公司的全过程原原本本地讲出去，应该借这些事情引发社会共鸣，推动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初稿写出来了，这本书就是后来引发轰动的《我向总理说实话》。
2001年9月，李昌平来北京谈此书的出版事宜。在一个饭局上，他遇到了温铁军先生，温先生是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中国改革杂志社的社长、法人代表。得知了李昌平的近况，对他说：昌平，你就留到北京工作吧。李昌平正求之不得，马上表示同意，
于是，他来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做《中国改革》农村版的副主编。这是他人生中的又一次转折。
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李昌平经常下基层去采访，因为他的知名度，他采访时往往受到优待。其中最大的优待是作为记者参加了四川步云乡乡长直选换届选举的全过程，写了《步云直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长篇报道，那是真正的独家报道，在步云直选“不宜报道”的情况下，《中国改革》是全国唯一同步报道的媒体，并且还意外地受到了领导的好评。
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后，来信来电来访的人很多。杂志社只好安排了两名助手，专门帮他处理各种信件和电话，但还是忙不过来。他每天都要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接待来访的人，杂志社又请了一名律师代他全天候接待。
那些千里迢迢来北京上访的人，向李昌平诉说他们的冤屈，希望他能帮助他们。
李昌平仔细地倾听每一个上访者的诉说，劝慰他们。尽管他确实为其中一些人解决了问题，但他发现，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他没有办法提供帮助。当他告诉他们自己也无能为力，并希望他们不要上访，而应该“记忆过去，藏在心里，面向未来，重新开始”时，来访者尽管很失望，但还是流着泪握着 他的手，表达对他的感激。
每次遇到这样的时刻，李昌平的心里就特别无奈和难过。
李昌平特别感谢温铁军先生和中国改革杂志礼的同事。他们在他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他，还给他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不过，2003年9月，他仍然选择了再一次离开，一方面，他觉得做媒体非常不轻松，常常要经受一些心理上的煎熬；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长处在于和农民打交道、做实际工作。老待在北京，他有一种脱离了大地的失重感，心灵空空落落，没有底气。他萌发了到一线工作的想法。
李昌平的下一个工作是香港乐施会。这是一个公益组织，一直倡导扶贫。其理念是充分结合当地农民的需求开展工作，比方说山区的农民提出需要修路，干旱地区农民需要水井、水窖等，经过考察后，乐施会就会开展项目帮扶。而且这不是一种短期行为，会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开展相关工作。
李昌平认为和自己关注的那些人命运结合在一起才踏实。乐施会的工作恰好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平台。
追求一种自由的生活
现在，除了乐施会的工作，李昌平的另一个身份是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那是2006年，河北大学需要寻觅一位对农村问题兼具实践经验与理论积淀的研究者，找到了李昌平。于是李昌平就去做了一名兼职研究员。
河北大学的工作以研究为主，而乐施会的工作以实践为主。两个平台正好形成互补，李昌平可以借助乐施会的渠道经常下农村调研，而河北大学则可以让他把调研与思考转化为教学和科研成果。
2009年3月出版的《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是李昌平的最新成果。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李昌平难题”：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中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假如中国减少农民，将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农民工”――工人问题就更加严重，中国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李昌平认为，仅仅免除农业税、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口号还不足以让中国的农村走向现代化道路，中国应该有新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新办法应该是“中国式办法”。
不过，李昌平从来就没打算成为一个学者，成为一个教授。他说：“这些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李昌平。”虽然他一直不停地在写书、写文章，但他坚定地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去生存、生活，不热衷名誉与地位，也不看重别人的评价。河北大学方面曾表示，允许他将以前发表的文章整理一下，凭此申请教授职位。但李昌平并不在乎这个。“你给我职称可以，你不给我，我也不会去申请。”对于有人推荐他去读个博士，去评个专家之类的建议，李昌平说：“这些我没有什么兴趣。”
除了正常的两份工作，李昌平做得最多的就是演讲了。常常一个月会有十场左右。李昌平直言，有时候一个月有几千块钱的收入，有时候是公益性的，一点收入都没有。自己从来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去做，而且也没有更多的时间。
他一直在追求一种不受约束的生活。他说，自己很渺小，很平常。“要是有人叫我李昌平教授，我会立刻告诉他，你们错了，我不是教授。是不是教授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李昌平。体制内的人能够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得不到就得不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圣诞李昌平
“说出来，心里就舒服了”
《名人传记》：您是农民的孩子，这种经历对您以后观察和思考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昌平：主要是一种身份认同。我是农民的孩子，我看问题的时候往往就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比如说，针对一个农村的政策的制定，我要看农村和农民是不是真的从中间获益。只有他们获益了，这个政策才是有效的。
《名人传记》：回想当年的举动，您觉得，您写信这件事和当今农民处境的改善有没有关系?
李昌平：总体上看，今天的农村和农民，处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个人做什么是个人的意愿，和大的环境、政策的变化到底有什么关系，这很难讲。中央在调整政策，让农民也可以分享改革的成果，我觉得这是很积极的
《名人传记》：当年您“向总理说实话”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您和朱�基总理之间有没有个人交往?
李昌平：没有任何交往。实际上，我把信发出去以后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我只是想说出来自己想说的，别的，我不管。说出来，心里就舒服了，至于说完之后，能在当地留下来，我就留：留不下来，我就走。
《名人传记》：针对社会问题，您说，“不喊几嗓子就不痛快”，而对一些具体的社会工作您又直接介入。你追求的是“知行合一”的人生状态吗?
李昌平：在中国，研究农村问题，不去做实际工作是不行的。中国太大，一个政策制定下来，在北京和贵州，后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研究农村问题的人，没有切身感受。他的文章只是写给圈子里的人看，农民和基层干部看不懂，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这种研究实际上是有害的，可能会把政策给搞偏。
我是从底层走出来的人，明白一个道理：北京的逻辑和棋盘乡的逻辑，农村的逻辑和书斋里的逻辑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更多地按照农村和农民的逻辑，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再提出建议。
对实践不了解，一定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
《名人传记》：您在《大气候》一书中提出了“李昌平难题”，也就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难题。您认为这个问题根本上可以解决吗?
李昌平：全球化格局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农民推动的农民离开土地到沿海工作，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分工的结果――把农民纳入这个体系中去。
中国的农村问题不能仅仅在农村的框架里解决必须调整我们的发展模式。简单说，单单依靠外向依附性经济的模式，中国农民的权益就将继续被剥夺，中国难题是没办法解决的。
我觉得，出口经济要做，内需更重要。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省级经济的贸易交换。两者结合起来，问题的解决才有希望
《名人传记》：如果当年您没有向总理写信，您认为现在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那样的状况与现在的状况相比，您更满意还是不满意?
李昌平：可能还在官场。混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但是会很受煎熬。我的天性不适合做地方官员。我1985年二十三岁就起步了，做乡干部，一直很顺。但总体上适应不了。虽然我和我的下级关系都很好，上级中也有一些可以一起做事的人，但是这个体制我不适应。
现在的生活，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基本满意。收入还可以，过得下去。原来当基层干部的时候，要去催粮收款，给农民施压，内心的煎熬很多。现在都不需要了。我自己在市场找饭吃，可以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如果说有不满意的，就是我现在还是农民工待遇。我在北京工作、生活、交税、交社保，但没有北京人的待遇。没人承认我是北京人。我要出国，就得回到湖北去办手续。有一天退休了还要回湖北去。我不知道我算是哪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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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丁东曾经说过，一个时代。总会出现一些焦点人物。如果说，梁漱溟、彭德怀曾经是20世纪50年代的焦点人物，那么。李昌平就是当今中国的焦点人物之一。他的命运，高度地浓缩了中国社会的矛盾。
李昌平是第一个系统提出并用数据和切身经历讲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三农”真相的人。
虽然李昌平手持“尚方宝剑”也避免不了在当地改革失败的命运，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壮辞职，但毫无疑问，他的实话实说，引起了中国高层领导人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此后，“三农”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农村的面貌发生变化。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
(责任编辑 刘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