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安_纪念李伯安

  编者按:李伯安先生生前曾经担任《名人传记》杂志美术编辑工作,其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作为一名水墨人物画家,他在绘画专业的领域也留下了可以传世的优秀作品。李伯安先生的《走出巴颜喀拉》人物长卷是中国20世纪现实主义艺术的最为优秀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20世纪文化现代性探寻过程中的经典作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南方周末》评出了三十年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件美术作品,其中包括李伯安先生付出十年心血创作出的《走出巴颜喀拉》国画水墨长卷。其艺术成就在绘画界得到了普遍的赞誉和肯定。吴冠中先生曾在李伯安先生画展上留言,称其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冯骥才先生称他为“罕世和绝代的画家”。黄永玉先生称他为“近百年来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今年5月2日是李伯安先生逝世十一周年的日子,本刊特发表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向阳和我社副总编辑王国钦的文章,以示纪念。
  
  写下这五个字时,李伯安已经离开我们十一年了。十一年,对于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而言,是漫长的,这个时间足以消弭一切昨天还新鲜的事迹,何况是对一个已经渐行渐远的故人。
  那么,为什么我还要写下纪念?实在是因为这个走远了的人身上有着我们时代不该淡漠的气息。
  我和李伯安不算熟识,岂止不熟悉,在他生前,我们从没有正式谋过面。对于他的认识,是在他去世后开始的。读了他的画册、画展,读了同仁写他的文章,行走在他顶天立地的人物之间,心绪难平,以至几次提笔,均无法落在纸上。我深知是遭逢了一个纯粹的人。以前往往明了世上有那么一种人,他借了某种艺术传达内心之旅,与人众与万物共同成长,直至使命完成,从容放下。这放下的事物里有时包括生命。针对着人类历史中的这样一个群族,不同的人表示着千差万别的看法,一种常见的观点是,对于生命而言,没有比之更可贵的,任何加诸生命之上有损生命的劳役都可视作扭曲,所以,许多人选择了正常的生活,而远离某种耗人心血的艺术、思想,或者,选择了思想、艺术的人也多知保护自己免受激情之火的灼伤,哪怕由此付出的是平庸的代价。当然,更有甚者,选择了艺术并不以艺术为目的,而是通过艺术的获得去谋取艺术之外的专属个人的东西。自然,这第三条路,已不在艺术之列。
  但是李伯安不,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他选择了艺术,企望通过艺术传递他内心的想法,对于世界、对于人、对于绘画,他把诸种认识与理想放进去,却唯独没有把自己放进去,或者说,在成就艺术的目的时,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不是给艺术家带来功利的手艺。唯其如此,在另一方面而言,他又将自我深深地放了进去,自我是艺术通过的手段,“我”的身体“我”的智慧“我”的能量,是艺术达到艺术目的的手段,艺术凭借“我”从一个高度上升到另一个高度,而不是相反。
  1998年到2000年,因为写作,我陆续走过黄河的诸多段落。八省之中,青海一段最为艰辛,大雨滂沱泥石滑坡时我在峭壁悬崖亲见翻到深深的沟壑间的车辆,天上落雨一般在一路碎石中穿行。那次去巴颜喀拉的路上,我只走到兴海、贵德,黄河的激流在两峡之间打着深漩跃过。如果不是高于生命的艺术目的的牵引,我想那条《走出巴颜喀拉》的路不会属于我。四千二百米海拔准备的氧气罐最终没有用上,脸部已经开始浮肿,但钻到毡帐里和藏民一起笑的样子仍是灿烂,还有什么值得放在值与不值的秤上称量的呢?我不知李伯安是如何走通了那一段落的,高原的反应,语言的不通,生理的、心理的挑战有时到了人所能耐受的极限,但是都不足论,以它们换算为《走出巴颜喀拉》的鸿篇巨制,李伯安完成了,艺术通过他完成了使命。所以当有人为那些巨作震惊又转而在巨作面前叹惋他个体生命的短暂,而称之为牺牲时,我的看法不同。那些画中的人物,我深知他们的所来之径,面对他们,我受到深深的撼动,而创造他们以给我们这种情怀的人,我知道,他在通过他们给我们讲生命的原义,讲不朽中真正的惜生。
  我们不能忘了这个艺术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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