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在安徽] 大跃进时期安徽

     这是一个“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清晨,万里坐的军用吉普车疾驶在开往肥东县的公路上。   临行前,秘书问:“万书记,是不是告诉他们县里一下?”
  万里摆摆手。“不用。”他说,“要想了解到真实情况,就要轻车简从,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
  这是他当安徽省委书记后第一次下乡。安徽是农业大省,按照万里自己的想法,一到任就要下农村,但因“文革”遗留的问题太多,省委领导班子刚到安徽的两个多月里,他几乎是昼夜处理这些事情。这不,刚刚有点眉目,他就到农村去了。
  此时,汽车在飞驰,坐在车上的万里,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次农村之行,会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次破冰之旅。
  
  泪与火
  
  万里下乡之前,听说了安徽农村的一些情况,也知道有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但到底贫困到什么程度,他并不清楚。毕竟是多年不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他很少有机会到农村去。
  万里的车子停在距肥东县城五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边,他们一行走进一个普通的农户家。
  这家主人姓张,有两个大人、五个小孩。黑乎乎的土坯屋子里空空荡荡。破炕席上只有一床看不清原来花纹的破被子。
  万里问:“就一床被?”
  主人说,有被盖就不错了。
  万里再问:“一床被七个人怎么盖?”
  回答是:“凑合着呗。”
  他们走到外屋,看到灶上一口有缺口的锅,盖着稻草编织的锅盖,万里揭开一看,锅里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糊糊粥。
  “家里有粮吗?”
  “有粮还吃这个?”
  万里欲言又止,默默地走出门。
  上了车,万里问:“怎么样?”
  随行的人说:“没有想到这么穷。这户人家的全部家当可用一根木棒撅走。”
  万里指指街上用石灰写的大标语说:“我问这个。”
  墙壁上赫然写着:“大干快上,一年普及大寨县!”
  ……
  车上的气氛沉闷起来。
  ……
  如果说这次“微服私访”让万里看到了真实的农村情况,那么,在大别山“将军县”金寨,则让他经历了触目惊心的现实,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万里推开一户挂着“光荣烈属”牌子的门。进门就看见一位老人蹲在锅灶口。万里同他们打招呼,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
  当地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这才缓缓地站起来。
  万里惊讶了,这人居然没有穿裤子,光着下半身。
  “你家有几口人?”
  “四口人,我们夫妻俩和两个闺女。”
   “孩子呢?”
  这时,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妇女从里屋出来。她指指屋里,只见土炕上蜷缩着两个十几岁的姑娘。村干部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在炕上取暖。”
  万里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天中午,万里的心情很不好,他对秘书说:“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可今天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新中国成立都二十八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
  也就在这一天,万里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一百二十万元,棉花十四万五千斤,棉布十八万尺,粮食五十万斤,他对当地领导说:“这笔救济物资要尽快发下去,让老百姓弄床被盖,弄条棉裤穿,买点油盐酱醋,吃顿饱饭!”
  
  万里知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救急办法,只靠救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里的贫困问题的。
  离开金寨后不久,万里的身影又出现在凤阳街头。他要看看这个朱元璋的老家为什么会出现集体讨饭的事情。
  到凤阳那天,他们正好看见一群衣着破破烂烂的农民赶往火车站,一问都是要扒车外出讨饭的。
  他又到几个村子去调查,在梨园公社前进生产队,万里看到这个队十户人家就有四户没有门,三户没有水缸,五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家十口人,只有一床被子,七个饭碗。他们不出去讨饭又怎么生存呢……
  万里是带着一肚子怒气和火气回到省城的。
  省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有人说,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历史上就有外出讨饭的传统!那里农民冬天外出讨饭已经成为“习惯”了。
  万里气愤地站了起来,用手使劲拍打着桌子:“说这种话没有半点阶级感情!数九寒天,你也带着老婆孩子讨一趟试试!”
  “我到过的地方不能算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谁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万里越说越激动:“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三十年了,老百姓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革命不是为了受穷,要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什么?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取‘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
  “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谁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
  
  胆与识
  
  “真没有想到会穷成这个样子!”万里从金寨回到省城合肥时 ,见到顾卓新、赵守一等人,开口就是这样一句话。
  那天晚上,稻香楼招待所客房的灯光一直亮到子夜。他们开了一个不是常委会的常委会。
  也就是在这个晚上,他们决定派省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带人去做专题调查研究,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性意见,起草一个适合实际情况的文件来。
  周曰礼奉命带着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全体同志分赴全省各地,开展大规模调查。经过近三个月的调查,他们起草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这份文件共六条,主要内容是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强调分配要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社员可以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在完成国家的派购任务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省委常委讨论后,起草者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 “草案”。1977年10月,万里决定把《六条》拿到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让与会的县委书记认真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
  支持者认为,《六条》符合安徽的实际情况,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是解决农业困局的重要出路。
  反对者认为,这是和上头推行的“农业学大寨”精神对着干,是多年来反复批判的“三自一包”,是刮起新的“单干风”。这样下去要犯方向路线错误。
  还有相当多的人心有顾虑,不说话,不表态,不吭声。
  万里深深感到极左思想势力的影响,他下定决心,就是再难也要往前推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那天,他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集体经济要巩固、发展,还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业政策怎么搞好,管理怎么搞好,主要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
  他还强调说,我们现在是拨乱反正,既然是拨乱反正,我们都没有经验,如何搞,主要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创造。如果事事都要靠中央现成的东西,那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做什么呢?大家要发扬创造性,不要怕犯错误。
  
  《六条》又进行一次修改,最后,大多数人同意了这个被称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今天我们看这份文件,似乎也找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台这些政策规定的确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在宣传抓纲治国,大干快上。在农村,继续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1977年冬天,中共中央发出四十九号文件,明确提出“今冬明春要把百分之十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省委《六条》许多内容都涉及了“原则问题”,可以说是跨越了红线,突破了“禁区”。
  在凛冽的寒风中,《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以安徽省委的名义下发了,这如同南方吹来的一股暖风,温暖着广大农民群众的心。人们奔走相告:“看样子政策要变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开始酝酿。
  几乎与此同时,万里接到了中央的开会通知:各省的第一书记都要参加全国“普及大寨县”的现场会议。
  会议通知放了好几天,中央来电催报名单。万里思来想去,认为还是不去为好。
  多年后,他回忆说: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抛弃了“学大寨”的那一套,而且开始用行动批大寨了。我们认定,大寨那一套办法不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是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不能继续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前的农业生产力主要是手工工具,靠农民的两只手,而手是脑子指挥的,农民思想不通,没有积极性,手怎么会勤快呢?生产怎么会提高呢?我们不能按全国这一套办,又不能到会上去说,说也没有用。怎么办才好呢?按通知,这个会应该由省委第一把手去,我找了个借口没有去,让书记赵守一代表我去。我对他说,你去了光听光看,什么也不要说。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你就是不发言、不吭气,回来以后也不必传达。总之,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继续坚决贯彻“六条”。
  在万里的眼里,大寨本来是个好典型。特别是周总理总结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那几条,应当认真学习,发扬光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事情就走到另一面去了。
  万里曾经私下和一位省委书记说过,中国这么大,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只学一个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经”,这本身就不科学,就不实事求是。
  这样一来,万里也就必然和那些主张继续学大寨,搞“一大二公”的同志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和压力有来自中央的,也有来自外省的。万里和省委的几个老同志说,反正我们是凭着良心,硬着头皮走下去,大不了第二次被打倒。
  
  冒 险
  
  万里抬头看看天空,刚刚遮住太阳的那片云彩又被干燥的北风吹走了。他叹口气:“老天真是不肯帮忙啊!”
  这是1978年的秋天,安徽遇到十个月没下雨的严重干旱。万里到凤阳等地看到的是河水断流,塘库干涸,土地龟裂,在最严重的地方,可以看到找水的野兔渴死在公路边……全省有六千多万亩农田受灾,四百万人口的地区人畜吃水困难。
  用心急如焚来形容万里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他抓起电话说:“给我接北京市委――”
  他利用自己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关系,向北京市的有关部门求援,请他们调打井队,支援安徽抗旱救灾。同时找军区,请他们调集部队汽车拉水,解决农户和牲畜饮水……
  部队的送水车很快出现在江淮大地上。北京来的七十多个打井队很快立起高耸的井架,一百多眼机井也出水了……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面积的干旱问题。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何把麦子种上,成了当务之急。而大集体的秋种速度十分缓慢……万里召集常委会,研究对策。他说:关键是把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我们几个就是天天不睡觉,麦子也种不上。就是在这个会上,安徽省委迈出了冒险的一步――“借地度荒”。借一部分土地给社员种麦。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鼓励社员多种“保命麦”。
  省委的这一举措,和肥西山南地区的群众想到了一块儿。肥西县山南区柿树公社九百九十七人的黄花大队,以抗旱、“借地度荒”为名,将九百九十七亩小麦和四十九亩油菜的种植任务,分别落实到各个承包户主名下。
  而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则把全队的农田全部包到农户头上。他们的做法,很快收到成效。田地里一片繁忙景象,大家各显身手,地干了,牛耕不动,社员们就日夜用铁锹挖,用榔头打,跑几里路挑水点种小麦;缺劳动力的人家,就请亲戚朋友相助。结果是秋种的进度很快,质量很好。据统计,山南区在较短的时间内种植小麦八万亩,大麦二万亩,油菜四万七千亩,超过正常年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种植面积的两倍多。
  “借地度荒”推动起来的是一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即将集体的土地分别承包到农户,变集体统一组织劳动和集中管理为由农户分别承担不同地块的劳动和管理。但是,整个生产的经济核算和收益分配仍然由集体组织统一进行。
  与肥西山南区包产到户有所不同的是,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搞的是“大包干”。
  借地种麦,这个口子一开,就如长江之水天上来,再也收不回去了,借地给农民的决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连锁反应,它直接诱发了全省农民“大包干”的浪潮。
  ――有些地方不只是让农民包了三分地,而是五分六分,有不少地方像小岗一样,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土地分光了。
  ――被外省称为“盲流”的农民听说每人分了地,一传十,十传百,不约而同地赶回了久别的家乡,屡禁不止的外出讨饭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面对这种局面,省委《六条》中明文规定的“不准包产到户、不准联产计酬”显然要被突破。是遵循“六条”,还是让群众的实践来丰富和调整自己?万里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表态:“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他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而这时,肥西等几个县的领导却慌了。有人说:你们这么搞,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吗?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谁不怕这罪名落到自己的头上?有人打电话到省委来询问怎么办,还有的干脆开会,发指示,要求分了田的农民把田交给集体,要农民再重新组织起来。
  这时,万里出现在山南公社的会议室里。他召集座谈会,请农民和基层干部讲真话,说实话。有基层干部说,过去负债累累,包产到户后生产队基本上不借债了。万里非常高兴,说:“这好嘛 !”有的群众问他,包产到户能搞多久。万里十分干脆地回答说:“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你们要搞多久就搞多久。”
  老天不负有心人。这一年,肥西县山南区获得空前大丰收,仅夏季小麦总产量就达三千万斤,比1978年增产了两倍,上缴国家一千九百八十万斤。而没有包产到户前,该区每年夏季只上缴国家一百万斤左右小麦。1979年,全县全年向国家净贡献粮食是1978年的三倍。这一年,肥西县向国家贡献粮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被国家商业部评为售粮百家先进县和百名油脂销售大县,荣获金质奖杯。
  小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一年大翻身,由原来远近闻名的“乞丐村”变为名副其实的“冒尖村”。
  
  谋与略
  
  在安徽老百姓心目中,万里这个第一书记的形象是――敢为天下先,敢开顶风船;有胆有识,在全国最早向极左路线宣战。说起这些,万里往往只是淡淡一笑。这笑很平淡,也很意味深长。
  其实,安徽农村改革的每一步,都和万里采取的一系列极富弹性的决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场改革的进程中,万里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 万里的脑海里总是萦绕着这样一句话。
  那时,省农村工作会议正在紧张进行。地、县委书记们正在热烈讨论刚刚起草出来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省委《六条》)。由于当时的观念问题,不少的地、县委书记反对把“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给农民松绑的文字写进去。
  而有些激进的同志则说,这些不写进去,《六条》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要想解决农村、农民的问题就是要有突破,就是要敢于碰硬。
  两种意见摆在万里面前,人们都在看第一书记怎么表态。
  万里左右权衡:要想解决农村问题,就要突破那些束缚农村生产力的东西。但那些政策、条条不都是我们前些年定下来的吗?不都是我们的基层干部努力推行的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同意文件的写法是情有可原的。如果硬性推下去,把矛盾激化,这些同志就会成为改革的对立面。况且上头对这样的变革也有严重的分歧,如果有人把这个文件的精神捅到很“左”的人手里,很有可能使本应进行的改革夭折。
  他决定对草案进行修改,把握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度”。他对负责起草文件的周曰礼说:“有些事情不要勉强!多数领导同志思想不通,要耐心对待,现在他们接受不了,如果硬写进去,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万里和文件起草组的人挑灯夜战,对草案进行了较大修改,删除了明显“违禁”的条文,第二天再次交大会讨论。这一次,大多数县、地委书记接受了。最后,文件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全省各地农村贯彻实行。
  在1978年9月特大旱灾时,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作出了一个上下兼顾、既不公开违背中央精神又满足了群众利益的高超决策,那就是借给每一个农民三分地用于种麦,对超产部分不计征购,归自己所有,利用荒山湖滩种植的粮油作物谁种谁收。
  这一“借”字,让我们看到了万里的智慧和良苦用心!中央文件明令不准“包产到户”,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当然知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不可能、也不应该和中央的文件对着干,这是他坚定的党性原则;而借地又帮助了危难中的农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和农民心连心、拯救农民于困顿之中的强烈愿望和权宜之策。
  1979年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下达后,万里派周曰礼带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在“借地度荒”中早已把土地分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宣讲文件。群众听到文件传达后,当然很失望,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两个不许干”、“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这次一炮打不响,就没有希望了”。
  周曰礼急忙赶回合肥,当晚就向万里汇报,反映群众对包产到户要求强烈,请示这件事情怎么向农民表态。
  万里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明天我们开常委会再说,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先让周曰礼做了汇报。这一次常委们意见不一。
  万里一边听大家的意见,一边思考。他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都要用实践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最后他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的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
  与会的同志也先后都表态同意,最终形成一致决议:在山南公社搞试点,实行“三不”的九字方针,即:不宣传、不推广、不制止。
  事后证明,这一做法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英明的。不仅使“包产到户”责任制免遭夭折,而且健康地发展了起来。如果在这时候推行“包产到户”,势必失败。所以,万里的做法既使“包产到户”责任制免遭极左政策的摧残,又尊重了农民的首创精神,巧妙地保护了农民的创造性。
  “包产到户”、“大包干”的成果显而易见,这时,万里的工作发生重大变动。不过这次不是被打倒,而是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4月2日,邓小平在与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要解放思想,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点。“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邓小平说。
  万里抓住机会,将有关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意见,报告给最高决策层。
  到了槐花飘香的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为什么争论那么激烈?主要是一些领导思想不解放。”“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消息传出,安徽农民奔走相告,甚至有的人欢呼:“邓大人为我们说话了!”
  万里后来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光我们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管什么用,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上了户口还是很可能被‘注销’。”
  于是,中国农村历史的大转折开始定向。
  万里调到中央工作后,很快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主管农业工作。
  万里说:“我虽然住进了中南海,可老百姓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睡不好觉!”
  到了9月,万里向胡耀邦建议,召开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专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通一通思想,讲一讲包产到户”。也正是在这个会上形成的《纪要》使“包产到户”从独木桥变成了“阳关道 ”,同时为后来出台“天字第一号”――中共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奠定了基础。
  自此,中国农村改革的动作势如破竹。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焕发出了无限的活力。在万里的主持下,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相继出台,从而创造了用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的奇迹。■
  (责任编辑/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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