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工业时代来临开始，“现代性”成为一个时髦的概念，“快些！再快些”也随之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哲学，甚至也成为许多国家的发展哲学。然而，面对精神压力过大、“过劳死”等现象，如何选择发展速度和生活节奏，才能使社会更健康地发展，使人们更幸福地生活，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慢生活”是一种技巧，同时也是一种健康、积极和自信的态度。
怎样过“慢生活”？
首先必须予以澄清的是，“慢生活”并不是支持懒惰，也不是要拖延时间，更不是一味地不讲效率，或为竞争力低找借口；“慢”是为了确保发展的方向和平衡。
从个人生活质量的角度考量，“慢生活”是一种应该上升到哲学高度认识的生活主张。约翰・列侬说：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如果一切以速度至上，以效益为第一，唯恐机会和金钱稍纵即逝，这样的“快”,使人们变得麻木，将对周围的事物失去探究的兴趣，失去鲜活的体验，乃至失去好奇的能力。而对生活的感动和体验，才恰恰是生活本身。列侬所谓“为生活疲于奔命时，生活便会远去”的逻辑正在于此。
因此，就当前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国人的普遍生活状态而言，或许我们应该以相当大的勇气抛弃对“快”的崇拜，甚至从根本上颠覆“以快为先”的社会哲学。比如，某座建筑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我们不应再感叹真是“深圳速度”，而应该多考虑一下“这建筑是否质量过硬”；比如，对某些教授学者几年内出了多少著作，我们也不必忙着惊叹于其“多产”，也应该多去想想“这些著作到底有多少影响力、多大的社会价值”；再比如，地方发展的纲要也不要再一味以“快”为核心，更应该制定营造出如何提高民众“慢生活”质量的指标和效果。如适当地把“阅读书籍量”、“人均每周运动小时”、“某种‘慢生活’活动参与人数及比例”、“民众的生活压力指数”等作为地方政绩的考核重要标准。
“慢生活”是一种技巧。
“慢生活”是一种技巧，同时也是另一种健康、积极和自信；“慢”下来一些才能获得生活的真谛，整个社会的节奏才会有效地放慢下来。当然，单就个人而言，中国人之所以越来越崇尚“快”，甚至习惯于“疲于奔命”，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说，这与传统有关，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所崇尚的读书人要“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庄稼人要“黎明即起”、“昼出耘田夜绩麻”，官员要“夙兴夜寐”、“周公吐哺”等，便可视为“快生活”的基因。再譬如，这也与当前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对未来的不安甚至恐惧心态，牢牢地将许多中国人绑在了全速前进的列车之上，形似一个个因高速旋转而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的“陀螺”。所以，要真正让人们接受“慢生活”的状态，或许需要一种哲学的启迪，一种文化的熏陶，一场全社会的反思。
“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昆德拉曾经在书中的追问。他感慨道：“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里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确实，大工业的浪潮让“慢”成为一种奢侈，然而其所带来的“快”却又让人们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慢下来，让工作真正变成一种享受，让感情真正进入心灵成为一生一世的追求和慰藉，改变因为太快而身不由己、来不及思考的“陀螺”态，是在这个浮躁时代保持一份清醒、一份独立和一份幸福的重要秘诀。也许，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首先，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其次，“慢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更稳固、更妥帖、更持久的发展；“慢生活”是一种技巧，同时也是另一种健康、积极和自信；“慢”下来一些才能获得生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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