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狱之灾 余彭年，原名彭立珊，1922年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蓝田镇的一个普通商人家庭。 由于生活艰苦，1942年，大学尚未毕业的余彭年便跟着父亲，在长沙等地学做小本生意。他什么生意都做，但赚到的钱少之又少。
1949年，余彭年离开故乡孤身一人来到上海。虽然此时的余彭年朝气蓬勃，干劲十足，但要在偌大的上海滩挣得一席之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在上海街头拉黄包车、摆地摊、做脚力。1954年12月，几经坎坷的余彭年在上海刚刚站稳脚跟，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一无所有――他被人诬告“有海外关系”，是“逃亡地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是致命的，于是他以“逃亡地主”的罪名被抓，之后被判处三年徒刑，辛苦赚来的积蓄也被全部没收。
服刑期间，监狱领导见他表现良好又有文化，便不再让他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安排他拆阅犯人的监外来信，并加以归类、分发。通过阅读这些来信，余彭年看到了从前无法了解的人性深处的秘密，他的内心一次又一次激起波澜。天长日久，他从这些监外来信中看透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也悟透了人生。
“当一个人真正倒霉了的时候，所谓的友情、恋情、夫妻情，原来都是那样的不堪一击。要想保护自己，最重要的武器是自强，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强者，才不会被人抛弃，任人宰割！”因此余彭年发誓：出狱之后，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强者！
1957年10月，离三年刑期还有两个月的时候，余彭年“逃亡地主”的身份经查证纯系“莫须有”，于是，他被提前释放了。经过这次的牢狱之灾，上海已不是安身立命之地。一开始余彭年想回湖南老家去。但此时他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当初设想的衣锦还乡已成泡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如何面对江东父老？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他选择了当时正值战乱过后悄然崛起、与上海滩齐名的东方之珠――香港。他要去那里，寻找他的强者之梦。
千万资产一夜跌光
１９５８年，出狱后的余彭年抛妻别子，在朋友的帮助下，几番曲折从上海来到香港，开始了白手起家的艰难人生。
初到香港，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没有背景，没有亲戚。除了身上那张通行证和破旧行囊，余彭年有的就是满腔热血。为了能在香港出人头地，为了衣锦还乡回报乡亲，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彭立珊改为余彭年，立志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来。
在香港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所有的一切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打拼。由于余彭年不懂广东话，英语水平也有限，刚开始找工作十分艰难。尽管他抱着什么都可以干的卑微心态，到处求职，但由于他跟当地人存在语言沟通上的障碍，走了无数地方，连最简单的拖地、洗碗之类的体力活都没有找到。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去教堂和慈善机构要碗稀饭填肚子，困了就睡在公园或海边的长椅上，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个月。期间，余彭年有过被误认为是小偷而遭到殴打，也有过被视为偷渡者而被关押。但这些并没有使他丧失斗志，余彭年一如既往地找工作、学广东话。
不久，余彭年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酒店里擦洗厕所。工作很苦，很累，工资却只有一百元港币，吃饭、交通等所有的花费都靠这点儿钱。即便工作的时候可以戴棉布口罩和橡皮手套，但厕所里那股刺鼻的臊臭味，还是时常熏得他头晕恶心。刚开始干的那段时间，他一想到厕所里的那股味道，就吃不下东西。但余彭年坚韧的性格让他挺了过来，他常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句话来激励自己。虽然干的是洗厕所这样卑微的活，但他一样要做到最好。
尽管地位卑微，但胸怀大志的余彭年在从事洗厕所工作期间，每天晚上都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点儿钱买当天剩下的报纸看，他一方面了解外界信息，增长见闻，一方面寻找更大的发展机会。余彭年在酒店里洗了整整一年厕所，同时也掌握了纯熟的广东话。消除了语言这个最大的障碍，余彭年离开了酒店。余彭年绝非池中之物，那个小小的酒店已经盛不下他心中狂热的强者之梦了。
接下来的日子，余彭年做过扫马路的清洁工，做过建筑工地的勤杂工，到报社做过印刷工。每一份看似不起眼的工作都让他懂得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让他了解一些行业状况。
在报社做印刷工时，余彭年了解到一个小小的报亭可以养活一家三口。于是他省吃俭用，常常是一杯白开水就着两个馒头就算是一顿饭。这样有了一点积蓄之后，他便也租了一个报亭，卖些当时香港畅销的报刊和流行的书籍，一天所赚的利润相当于他打好几天工的收入。可是，余彭年并不满足，凭着他敏锐的市场嗅觉，利用香港人喜欢猎奇的心理，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中国内地、台湾等受禁地区出版的刊物。因为这些是受管制的刊物，物以稀为贵，自然利润也就比较大。就这样，靠卖管制刊物，余彭年攒下了不少资金。
然而这样并非长久之计，余彭年也不满足于此，他有更大的野心和梦想。在继续报亭生意的同时，余彭年不断地学习、积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努力、上进得到了一位房地产老板的赏识。他跟随这位老板进入台湾房地产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历练。随着时间的流逝，余彭年的经验、身价也跟着提高。后来，那位老板以单独出资、利润双方平分的方式放手让余彭年组建公司进行经营。至此，人到中年的余彭年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世纪60年代，香港股市基本上与经济发展脱了节，工业成就举世闻名，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制衣、钟表、玩具、假发、塑料花等的出口王国；旅游业亦享有盛名，有“购物天堂”之称。就业情况良好，失业率几乎接近零。60年代开始高涨的港台房地产业在造就一大批富商的同时，也培植了一个持续升温的股票市场。
1964年7月成立的香港恒生指数最初为一百点，由于股市一片向好，香港恒生指数一度涨到了近两千点。整个香港都沉浸在炒股发财的狂热中。
不赌马、不沾麻将、勤俭节约的余彭年为了让口袋里的钱更多，决定以金生金。不谙股票投资之道的他，也跟风选择了股票投资，将全部资金投进。他没有料到，灾难正在向他逼近。
1965年，香港发生银行挤提风潮， 1967年香港发生暴动，恒指连续三年下跌，从一千七百点高位狂跌至三百点，最低达五十八点。在这场股灾中，余彭年损失两千万，几乎将他在房地产市场赚到的钱赔个精光。股灾过后，余彭年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房地产界，伺机东山再起。
买下李小龙的豪宅后重新崛起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67年，著名功夫巨星李小龙因病在香港猝然离世，留下了近一千平方米的豪宅。很多香港人迷信，认为李小龙之所以会死，因为和自己居住的地方――九龙塘相冲，很不吉利。因此，在李小龙死后，他的豪宅也就成了灾祸的象征，不仅李小龙的家人不敢住，其他人也无人敢买。风水相术之类的东西，迷信的香港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结果李小龙的豪宅售价一降再降，还是无人问津。
当李小龙的豪宅售价降到一百万的时候，余彭年过人的胆识显现了出来。他想，这栋豪宅是福是祸难以预测，但命运是掌握在强者手里的，不敢放手一搏的人，永远不会成就大业。于是他果断出手，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再从银行贷款数十万元，买下了李小龙的豪宅。
买下李小龙的豪宅后，余彭年做了些简单的改造，而后把它租给外国人居住。由于房子豪华漂亮，地段安静优雅，生意出奇的好，很快就被全部租出。就这样，八年后余彭年仅靠租金就还清了银行贷款。
接下来，香港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增长很快，房价也随之不断上涨。到了1996年，这套房子的市面价值已达到七千万元。三十年时间，这套房子的价格在他手中几乎飙升了七十倍。
1975年，寓居香港的某国领导人的情妇去世，余彭年也同样花二百五十万元港币接下她的豪宅重新装修。1995年，这套房子升值至八千万元港币。
此后，余彭年审时度势，将两套房子都转手卖了出去。充满机遇的香港房地产界造就了余彭年的东山再起，他在东方之珠这片土地上收获了成功。余彭年在这两起交易中所表现出来的商业判断力，让他成了香港商界的传奇人物。有人说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如炬，鼻如悬胆，两耳垂肩，是天生的大富大贵之相。说来也巧，凡是拉余彭年入伙的商家，不论是做房地产，还是搞酒店服务业，或是搞图书出版、影视娱乐、旅游开发等，余彭年进哪家就发哪家，慢慢地，“余彭年是财神爷”的说法就传开了。于是，不少商家使出浑身解数，但求与余彭年合作经营。从此，余彭年的生意开始踏入正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深圳去”的口号响彻了神州大地。在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少商家也对特区的未来充满了憧憬，这其中也包括余彭年。1991年，福华（深圳）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由余彭年在香港的香港祝康公司独资运营，注册资本二百六十万美金，公司董事长是余彭年，总经理为高慧兰（现为余彭年的秘书）。通过福华公司，余彭年在深圳开放之初，就获得了大笔利润。
1994年3月8日，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由福华公司和香港富得公司（成立于1992年10月22日）合资经营。余彭年实业公司经营范围是在深圳经营余氏广场大厦。
1997年10月，楼高五十八层的“彭年广场”完工。彭年广场基本完工后，余彭年实业公司设立分支机构―――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万豪彭年酒店，用来开发建设彭年酒店。同年，万豪彭年酒店工程启动，共投资五亿元，其中基建投资一亿，装修投资两亿，由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出资五亿。据称，为了建成高五十八层的彭年广场及彭年酒店，余彭年开始收缩分布在香港、台湾及海外的投资，将巨资调集到深圳。
到目前为止，据粗略估算，彭年广场、彭年酒店及其物业的市值在二十亿元以上。投资深圳房地产和建设彭年酒店被余彭年视为自己的得意之笔，地位丝毫不亚于当年倾己所有买下李小龙的豪宅。
早在1990年，余彭年就在香港《文汇报》题为“台资财团投资福田，逾亿港元购六幅地――余彭年料深圳楼价两年后增五倍”的访谈中预测，深圳是整个中国最具房地产投资价值的城市。事实证明了余彭年的超前目光，如今的深圳房价比当初不知翻了多少倍，并且还在继续上升。
三十多年前，孑然一身、流落香港，从洗厕所的清洁工开始，余彭年做过印刷工、勤杂工、建筑工，有过台湾房地产市场的大丰收，也有过在香港股市一败涂地。中间曲折跌宕，但凭借勤奋苦干，余彭年终于在地产建筑、酒店业闯出了一片天地，成为今天坐拥三十亿元身家，纵横房地产和酒店服务等数个行业，业务遍及中国内地、港台地区和海外的大富豪。
穿着补丁衣服的慈善富豪
因为早年经历过艰辛，余彭年深切体验到贫穷所带来的痛苦。从1982年起，事业略有小成的时候他就开始回报社会。
2007年5月22日上午，“彭年光明行动”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正式启动，著名慈善家余彭年先生为这个活动捐款捐物约万元，全省一万名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将因此获得全免费的手术治疗。
当天上午，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彭年老人专门从香港赶到郑州，参加启动仪式。为了感谢余彭年先生的善举，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向他赠送了“光明使者”的金匾。按照安排，一期免费手术在郑州、开封、洛阳三市展开，各市的残联负责筛查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巩义市人民医院、新密市眼科医院、通许县人民医院、伊川县眼科医院作为三市的定点手术医院，将一共完成首期的两千例免费手术。
早在2000年6月，在深圳彭年酒店开业之日，余彭年便对外宣布：将整幢大厦经营所得的纯利润永久性地捐献给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在他有生之年，整幢大厦不出售、不变卖。“我这个人一不赌二不嫖，也不吸毒，我的钱连我儿子一辈也花不完，干脆拿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好了。”
2004年年底开始，在湖南湘潭市的一条普通街道，当地的居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广播：“湖南的父老乡亲，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去找彭立珊。”在湖南老家，大家都知道彭立珊就是余彭年早年的名字。广播声日复一日响彻湘潭市的大街小巷。
2003年11月24日，余彭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隆重的签约仪式，这一天，他向外界承诺，要为西藏、内蒙古、甘肃、湖南等九个省、自治区的贫困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余彭年宣称：“我要用五亿元分五年时间，免费治疗十五万到二十万白内障患者。” 这一举动立刻成为当时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
整个计划将花费五亿元，这意味着余彭年要拿出全部财产的六分之一。为了筹集到这笔资金，他整整准备了两年时间。
彭年酒店有五百多间客房，加上写字间，总共有六百多间房。彭年酒店没有贷过款，没有出售过地产，有固定的收入。余彭年在香港的财产已经委托汇丰银行和瑞士银行监管，今后也会合并到彭年酒店这边。余彭年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资金、足够的能力把“光明行动”做好。
2002年6月1日，余彭年将酒店的管理业务交给希尔顿集团。为了“更投入地做好事”，他辞去酒店董事长职务，成为专职慈善家。
在作出为贫困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决定的三年前，余彭年也患上了白内障，先是看着报纸上的字一点一点地变模糊，到后来，连人走到跟前都看不清了，这种无助的感觉让他至今难忘。
尽管坐拥三十亿元资产，但余彭年觉得，失去光明的痛苦是任何东西都弥补不了的：“失去光明是非常难过的，眼睛比任何一个器官都重要，没有眼睛的痛苦一言难尽。”
从此，余彭年决心帮助白内障病人，而且全部免费，还是全国性的、长久性的，包括他们看病来往的交通费用、住宿费、检查费。为了确保发生意外时使病人有更好的保障，无后顾之忧，他还给病人买了保险。
二十五年的时间，他先后在深圳大火、长江特大洪灾、抗击非典等事件中捐款数百万元，曾设立“深圳社会治安基金”、“彭年科技奖”。
为了将自己的慈善事业长期继续下去，2002年，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提交了财产捐赠意愿申请，表示财产永远不作为遗产由任何亲属继承。由于国家并没有专门针对个人财产捐赠立法，深圳市人大还不能接受他的申请。一年之后，余彭年又想出了另外一招，他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一份慈善资产托管与监督合同，终于如愿以偿达成心愿。
但是，由于某些地方领导不负责任，余彭年掏钱做好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经捐赠给某医院用于救死扶伤的十部进口救护车，竟然被当地某些官员改成了办公用车，而且类似这样的事情并不仅仅发生过一次。
虽然做慈善出手大方，但余彭年自己的生活却很俭朴。
在彭年酒店，余彭年与普通员工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一日三餐都是简单的素菜和汤。食堂的墙上，有他的亲笔字：反对浪费、宁可多盛一次。与余彭年接触的员工，都不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老板。
余彭年的穿着有时候甚至有些寒酸，一年四季就是一套西装，袖口上有几个补丁，一件二十多年前穿过的短袖衬衫，现在还存放在他的衣柜里。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连续两年，余彭年以捐赠二十亿元的慷慨胸怀，两度蝉联“胡润百富慈善榜”榜首。香港《文汇报》把余彭年誉为“中国的诺贝尔”。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余彭年正在履行着他年轻时候立下的誓言。■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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