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一片化祥云]华丽威容慈祥云,丹心侠骨根聪照

     他是一位跋涉者,历经人生七十年的风风雨雨。   他是一位耕耘者,在寄生虫病防治领域奋斗了五十个春夏秋冬。   他在国内率先提出肝吸虫病的流行呈点状、片状和线状分布特点,国内流行区分布可分为以儿童、青少年感染为主和以成年人感染为主两种不同类型。
  他成功研制出治疗肝吸虫病的特效药物血防846油滴丸及油丸,既提高了药物疗效,又方便了儿童患者服用,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
  他在国内首次经过整理、分类、甄别,总结出肝吸虫病第二中间宿主鱼类已达十二科三十九属六十八种,打破了既往教科书中认为第二中间宿主仅有鲤科淡水鱼一种的说法,这一成果被相关专业书籍及教科书广为引用至今。
  他在国内率先发现绦虫卵进入宿主体内后,六钩蚴至囊尾蚴在宿主体内发育是不整齐的,有的六钩蚴有滞育现象,长者可达二百七十天以上,这一结论颠覆了传统的六十到九十天的说法。
  他还率先将CT应用于囊虫病诊断;率先用吡喹酮治疗囊虫病,被卫生部作为基层适宜项目向全国推广……
  五十年来,他发表了一百多篇专业论文,出版了十三部著作,荣获全国医药科学大会奖、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奖、国家科委科技进步奖等二十多项科技成果奖,被卫生部授予“全国寄生虫病防治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者”光荣称号。
  卫生部寄生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原主任委员、著名寄生虫病防治专家宋昌存教授称赞他具有治学严谨、正直敬业的品德,无私无畏、勇于创新的精神,处事公正、宽以待人的品质,为我国寄生虫病防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老领导、河南省卫生厅原副厅长高海修对他的评价是:风风火火四十年,防病灭病功占先;科研立论成果著,扶危济困解倒悬。头顶烈日走村户,身披雪雨民心连;人生如水飞流逝,清风两袖为政廉。
  他就是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寄生虫学会原主任委员、卫生部寄生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英国皇家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会员、著名寄生虫病防治专家、主任医师马云祥。
  
  严父
  
  1938年6月5日(农历五月初八),在郑州郊区红沟村的一间破窑洞里,随着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那一刻,那间窑洞,只是马云祥家一个临时的避难所。
  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像许许多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马云祥家在艰难中寻求着生活的曙光。
  在马云祥的记忆里,生母牧氏慈祥、善良、勤劳,事件虽已烟消云散,但那份情真意切确也深入骨髓,而生母的病逝,更让他刻骨铭心。
  
  1943年农历八月十三,望子成龙的父亲决定送马云祥上私塾。那天,马云祥早早起了床,穿上了过年才穿的新衣,在小院里又蹦又跳,兴奋异常。
  学校报名结束,父亲非常高兴,就带着马云祥到市区玩耍。那时,郑州最繁华的地方是位于二七广场附近的老坟岗。唱皮影戏的、耍猴的,还有名目众多的小吃:豆腐脑、胡辣汤、花生饼、糖葫芦……一边吃小吃,一边看热闹,马云祥快乐得像个小天使。
  邻近黄昏,在父亲的一再催促下,马云祥才恋恋不舍回家。但一进家门,他们惊呆了,早上出门时还好好的生母,此时脸色苍白,抽搐不停,已病倒在床上起不来了。
  原来,就在马云祥和父亲出门后不大工夫,生母就开始腹泻呕吐,找中医看了,药抓回来也早早服用了,但病情仍不见好转。到了下午,生母又开始高烧抽搐,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时,郑州正流行霍乱,生母感染的可能就是霍乱。” 马云祥分析说,“在那个兵荒马乱,缺医少药的年代,有时连常见病、多发病都难以控制,更别说是这种烈性传染病了!”
  孩子的啼哭,丈夫的哽咽,最终没能感动上苍。就在农历八月十四的凌晨,马云祥的生母最终没能抵挡住病魔的黑手,撒手人寰,年仅三十七岁。而马云祥则刚年满五岁。
  祸不单行。马云祥还没有从失去生母的撕心痛楚中走出,死神却再次伸出了他那冰冷的魔爪。就在生母去世不久,马云祥刚出生几个月的妹妹也夭折了。
  新坟陪旧坟,马云祥长跪在坟前发誓:“妈妈,妹妹,将来我一定要当一名医生,当一名好医生……”
  只是几个月的时间,马云祥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读书!读书!读书!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一直铭记着父亲的谆谆教诲。只有读好书,学好真本领,才能救治像母亲和妹妹那样的病人,才能救治多灾多难的国家。
  父亲马忠良,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忠厚、善良。每天天不亮,父亲就推着一辆破旧的货车,走街串巷,靠卖小吃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到了傍晚,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晚上,父亲还要加工烤枣等小吃,一直忙到深夜。
  马云祥的生母去世后,父亲又娶了继母马仙,继母生了四个妹妹(马秀荣、马秀枝、马秀菊、马秀玲)、两个弟弟(马留柱、马云峰),加上姐姐马秀琴,一家十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卖小吃、继母和姐姐在资本家烟厂当工人的微薄收入维持。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其艰难可想而知。
  一天,父亲又像往常一样出外卖小吃,在一条臭水沟旁的小市场,突然走过来几个地痞无赖,光天化日之下,竟把一车花生饼抢了个精光。回到家,父亲双手抱头,一声接一声叹气。马云祥回忆:“父亲那痛苦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恍若眼前。”
  然而,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父亲总也忘不了小云祥的成长,一有空就督促马云祥学习。
  尽管家庭贫困,父亲仍然坚持供马云祥上学。小云祥也特别争气,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马云祥成了父亲心中的希望。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隆隆的炮声,郑州解放了,空气中开始弥漫着花的芬芳。不久,马云祥的父亲被安排到一家运输公司上班,继母到国营烟厂工作,姐姐成为郑州国棉二厂一名正式工人。有了这些固定的收入,一家人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
  转眼到了1955年,马云祥中学毕业了。面对众多可以报考的学校,马云祥在报高考志愿时毫不犹豫地填写了豫北医专(现新乡医学院)。那一年,尽管面临着激烈竞争,马云祥仍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良师
  
  精神矍铄,步态稳健,思维敏捷,博学多识。初见马云祥,笔者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马云祥坦言,他本没想到一辈子与“虫”打交道,起初最希望的是当一名外科医生或眼科医生。可1958年从豫北医专毕业时,他被分配到河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当了一名寄生虫病防治医生。
  当时,河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在开封,苏寿�教授担任所长,黑热病专家李季孝担任副所长,业务骨干有寄生虫病专家金德章、刘建侯、徐一如等。单位不大,但管理得井井有条。
  报到的第二天,马云祥就同老同志们一起下乡了。从开封到新乡,再辗转到安阳,来回一趟就是二十多天。回到所里没休息两天,就又到商丘、信阳等地,走村串户,深入农家,开展寄生虫病防治工作。
  在马云祥的一生中,有两个元旦和春节是在信阳地区的农村中度过的,一个元旦和春节是在商丘县的村庄中度过的。
  “只有亲身接触了病人,才会真正感受到寄生虫病对人类的危害是多么大!” 马云祥说,“那时,在一些丝虫病高发区,微丝蚴阳性率占10%~20%,有些村庄甚至高达30%以上,许多病人下肢或阴囊形成了象皮肿,腿肿得像冬瓜。真是惨不忍睹!”
  看到备受寄生虫病折磨的群众,马云祥被深深触动了。他说,每当目睹那些痛苦不堪的病人,心灵就会受到一阵强烈的震撼!每当看到一些老专家对寄生虫病防治的执著,心灵就有一阵抑制不住的感动!
  “同样都是做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为什么老同志那样热心去做,而自己却不安心呢?” 马云祥说,“我是党和人民培养的医生,既然组织上分配我来搞寄生虫病防治研究工作,就应当把它干好。”
  马云祥心里的阴霾驱散了,对工作的热情如火山爆发,喷涌而出。
  马云祥曾两次到原中山医学院学习。当时,在全国医学院校中,中山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实力最强。
  1962年,马云祥在此进修学习了五个月,得到了著名寄生虫学专家陈心陶、徐秉锟教授及传染病教学教授朱师晦的指导和帮助。
  1975年3月,马云祥参加了卫生部委托中山医学院举办的全国传染病高级师资班学习,全班仅十一位学生,由后来曾担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的彭文伟教授任班主任。国内外驰名的热带病专家朱师晦、周庆均、彭文伟、徐雅琴等教授亲自授课。一年埋头学习,马云祥的专业水平突飞猛进。
  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学术会议上,马云祥听说有许多知名专家与会,其中就有南开大学著名鱼类学专家顾昌栋教授时,他喜出望外,抽空找到顾昌栋教授入住的房间,当面请教。
  不久,在顾昌栋教授的帮助下,马云祥的研究有了结果:肝吸虫第二中间宿主的鱼类已达十二科三十九属六十八种。1977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动物学术会议上,当马云祥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时,立即引起了与会代表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之后,这一研究成果相继被相关专业书籍及教科书引用至今。
  五十年来,马云祥发表了一百多篇专业论文,出版了十三部著作,荣获全国医药科学大会奖、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奖、国家科委科技进步奖等二十多项科技成果奖。他说:“我的每一点儿进步,每一项成果,都得到了一些老师的无私帮助。”
  
  敬业
  
  1959年8月,马云祥在固始县开展丝虫病防治研究工作,一般都是白天下乡,晚上做试验,一直忙到很晚才能休息。当时,他住在固始县卫生科一间临街的小房子里,屋内有纸糊的天花板,看不到屋顶。因房屋年久失修,逢上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只好用脸盆接雨水,不一会儿脸盆的水就满了。
  那几天,大雨一直下个不停。一天晚上9时许,在住房后面的实验室里,马云祥与几名同志正在用显微镜看微丝蚴片子。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他们连忙跑出实验室,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
  原来,马云祥所住房间的屋顶坍塌了。因年久漏雨,房子的大梁腐烂了。如果再晚会儿,等马云祥回去……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塌下来的大梁正好砸在马云祥的床上。
  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一天晚饭后,马云祥他们几个年轻人决定去游泳,等凉快点儿后再回来做实验。在固始县城南的一个水库里,八九个年轻人“扑通、扑通”跳进水里,嬉戏玩耍着。这也是他们在紧张工作之余难得的娱乐。
  
  当时,马云祥不会游泳,只好在浅水区练习。在这群年轻人中,固始县医院的崔正兴水性很好,一直在深水区游。一会儿,崔正兴游到马云祥身边说:“小马,你趴在我肩上,我带你到中间小岛上去玩吧!”当时,水库中间有一小岛,距岸边约二百米,风景如画。听了崔正兴的话,马云祥就趴在他肩上,跟着他一起往中间游去。
  游了十余米,崔正兴体力不支,马云祥一下子失去了依靠,他本能地在水里扑腾着,一个劲儿地直喊:“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几个年轻人吓坏了,纷纷游过来,大家推一下松一下手,推一下松一下手,总算把马云祥推到了岸边。当大家七手八脚把马云祥抬上岸后,只见马云祥脸色苍白,胃里的水不停地往外涌。
  如果说前两次经历是有惊无险的话,那么1991年的一次车祸就差点要了马云祥的命。大概是9月的一天,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在新乡举办一个培训班,原计划是一名副站长去出席开班仪式,但前一天晚上那位副站长给马云祥打来电话,说临时有事不能出席。时任站长的马云祥决定亲自出席。
  因为早上8时要准时开会,马云祥6时就出发了。当时,马云祥乘坐的是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当车颠簸行驶到黄河大桥附近时,后轮胎突然爆破,车一下子失去控制,重重撞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等马云祥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已躺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的病床上。
  那次车祸,马云祥右侧五根肋骨骨折,右侧面部眼眶处被扎破,一根小动脉破裂,鲜血喷射而出,失血达一千多毫升,面部缝合了三十八针,右侧臀部血肿。他在医院整整躺了四十二天。但出院后,他回家仅休息了一个星期,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义子
  
  在马云祥救治的不计其数的患者中,有一位叫李东方的,今年四十二岁。多年来,只要是逢年过节或者是马云祥过生日,李东方都要驾着车,带上妻子儿女,准时来看望马云祥。不只是因为马云祥是他的救命恩人,而且他已把马云祥当做自己的再生父母,一直称呼马云祥为“爸爸”。
  马云祥第一次见到李东方(小名李银同)是在1973年。当时,周口地区一些县区儿童肝吸虫病流行,甚至发生了一些孩子因此夭折的悲剧。马云祥奉命赴疫区蹲点,开展防治工作。仅在沈丘县,马云祥就组织了三百余人的专业队,对全县六十余万人全部进行了粪检,共查出肝吸虫病人八千余人。
  在沈丘县石槽乡卫生院,马云祥见到年仅八岁的李银同时,差点落泪。小银同躺在病床上,因肝吸虫病引起肝硬化腹水,肚子肿胀得像个大皮球,青筋暴露,奄奄一息。见到省里的专家,小银同的父亲突然跪拜在地,哽咽着说:“马大夫,您救救孩子,救救孩子吧!”
  拉起小银同的父亲,马云祥立即为小银同检查、治疗。一个疗程后,小银同的病情出现好转,脱离了生命危险。又经过两个疗程的治疗,小银同的脸色红润了,笑容绽开了,不久就高高兴兴背着书包上学了。
  在此期间,马云祥发现,用六氯对二甲苯油剂治疗儿童肝吸虫病人时,现吃现配,很不方便。他就尝试着改进剂型,研制成油丸、油滴丸,让患儿服用,结果患儿不但服用方便,而且大大提高了疗效。在周口蹲点五年里,他治疗肝吸虫病人两万余人,挽救了许许多多患者的生命。
  李银同痊愈后,心里一直惦记着救命恩人马叔叔。等他能够写信时,就开始用稚嫩的笔,开始与马云祥通信,从开始称呼叔叔,到后来称呼爸爸。无论多忙,马云祥都要抽空给小银同回信,鼓励他努力学习,苦练本领,将来回报社会。慢慢地,马云祥也越来越喜欢这位懂事、聪明的孩子,从心里接受了这个儿子。
  在李东方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他告诉笔者:“爸爸就是这样一位富有爱心的人,关心病人,爱护病人,体贴病人。可以说,他爱病人胜过爱他自己!”
  “当医生的,要用心去对待病人。” 马云祥说,“有时,医生是要承担风险的,不能患得患失,因为我们是医生,治病救人是我们的职责。”
  1979年的一天,马云祥在翻阅国外资料中,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拜耳药厂合成了一种新药吡喹酮,专门治疗牛体囊虫病,效果很好。他眼睛一亮,联想到河南人体囊虫病很多,因为长时间没有特效药,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患者十分痛苦。他立即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用吡喹酮治疗人体囊虫病。
  这种设想的确需要勇气,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在当时,吡喹酮只是治疗动物囊虫病的药物,尚未用于人体。起初,马云祥也有些犹豫。但他转念一想,如果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螃蟹就不可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那时,国内刚刚试制出吡喹酮,尚未批量生产,市场上买不到这种药。无奈,马云祥只好赴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找到了章元浪总工程师。经章元浪介绍,马云祥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制药厂,见到了宋儒英总工程师。一见面,当宋儒英听说马云祥想用吡喹酮治疗人体囊虫病时,吃了一惊――这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但最终,宋儒英还是被感动了。马云祥带着五十人份的药物赶回郑州后,立即着手用吡喹酮治疗人体囊虫病的研究工作。为保险起见,他们开始仅选择了少量皮肌型囊虫病患者。不出所料,结果证明了马云祥的假设,治疗效果十分理想。
  初战告捷,马云祥和同事们信心倍增。但越是这样,他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就越是小心谨慎。因为,在囊虫病人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病人脑部有囊虫寄生。这种病人痛苦更大,治疗效果更差。如果用吡喹酮治疗脑囊虫病,风险可能会更大。
  “我是人民的医生,不能为了自己的名誉,怕担风险。” 马云祥说,“有风险,有困难,也要迎着困难上!”
  就这样,在短短两年时间里,马云祥他们应用吡喹酮治疗了来自全国十五个省、直辖市六百多例囊虫病人,皮肌型病人囊结消失率达98%,脑型患者总有效率为93.03%,显效率为80%,半年内癫痫得到控制者占65.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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