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功勋卓著的战将。在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先任红四团团长，率部担任前卫，斩关夺隘，屡建战功。遵义会议后，他任第一师参谋长，在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战斗中所向披靡，声威显赫。有位学者这样评价耿飚：忠诚、勇敢、智慧，多才多艺，品德高尚，集菩萨与金刚于一身。若在古代，他就是智勇双全的常山赵子龙！
带病转移
1934年10月16日，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前卫团――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涉过于都河，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耿飚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月亮又大又圆，正是阴历的月半。
在此之前，经过将近一整年的艰苦战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耿飚奉命集结于江西于都一带。当时并不知道要进行长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走过两万五千里艰难的征程。但种种迹象表明，红军要有大的行动。
其时，耿飚正害疟疾，一发作就是高烧、打寒战。卫生队的姜齐贤给他做了检查后，向陈光师长建议把他留在地方养病。耿飚十分着急，部队要行动，自己是指挥员，怎么能留在后方?于是他就给姜齐贤打电话，直截了当地问：“姜胡子，你搞的什么鬼嘛?”
姜齐贤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连忙解释。耿飚不管那一套，说：“不管病重不病重，我反正不能留在后方！”之后，他趁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前来检查出发前准备的机会，软缠硬磨，终于得到批准，带病参加转移。
在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红四团到达了位于湖南省南部临武与道县之间的天堂圩。在那里，耿飚请一位老郎中给战士们疗伤看病。这位老郎中十分和善，看到红军战士病成那样还坚持行军打仗，目光中饱含惊讶和敬佩之情。那天晚上，他让耿飚住到自己家里，细细为之切脉配药，又亲自煎了汤药，让他服下。
耿飚问：“老人家，能不能把病一下子治好?”
老郎中哈哈大笑：“年轻人，那就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
“可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耿飚诚恳地说。
老者拈着银髯，沉吟良久：“也罢，在下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祖宗传下话来不许轻易使用。待我为你炮制出来，保你一服见效。”
耿飚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老者认真地说。
“要得!要得！”
老郎中仍然认真地说：“脱发毁容，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湖南方言，老婆的意思)，我可是断人香火的罪过哟！”
耿飚笑道：“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谁知，第二天一早红四团就奉命出发。老中医不违诺言，虽来不及配药，却将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耿飚。在民间医生看来，秘方比生命还重要，现在却给予一个过路的红军，足见他的诚心。他将耿飚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减了药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调理，仍可再生。”
耿飚将药方揣入里衣。老中医又说：“大军所到，非深山即老林，每有瘴气、风霜，易染时症，可用‘七叶灵芝草’驱之。有病可治，无病亦防。日啖一二，无不灵验。”所谓“七叶灵芝草”者，大蒜也，味辛辣，有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的功能。老中医的这个偏方，耿飚后来在长征途中试用，果然有效。
由于战事紧张，直到到达贵州黎平时，耿飚才配齐了老郎中秘方中的中药，一剂共三服。只用了一服，严重的恶性疟疾就基本消除。正如老先生所言，服药后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并不十分严重。
耿飚也信守诺言，终生没有公开那个药方。
血战湘江
如果说,长征是震惊寰宇的壮举,那么,湘江之战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在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当晚,刘亚楼率领的一军团二师抵达湘江后发现，此段防线并无敌人主力，全州空虚。但由于李德指挥延误，扼守湘桂走廊的全州古城终被先到一步的敌军占领。
红军陷入绝境，一场惨烈的血战无可避免地到来了！
其时，耿飚的疟疾又发作了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战过后，他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地上指挥。当时上级通报，当面敌人兵力是九个团，而战后才知道，实际是十五个团。一个团居然狙击了整整十五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政委杨成武当时仅二十岁,在恶战中身负重伤。后来,杨成武在《忆长征》中描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
耿飚身为团长，也挥舞马刀与敌混战, 以一当十，如入无人之境。青少年时，耿飚曾跟父亲习练武术，南拳、气功、单刀、点穴都曾练过，只有双钩没有学会。习武数年，他体格健壮，身手不凡，即使赤手空拳，四五个壮汉也无法近身。尤其是轻功卓绝，上楼梯都是用脚尖一次跳四五级。
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一身功夫帮助耿飚屡建战功。升任团长后，耿飚仍然习惯手持利刃，冲锋陷阵，可谓现代战争中的奇才。湘江之役，情况万分危急，耿飚又一次与敌人展开肉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作掩体，直接蹿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一场恶战，历时五天五夜，直至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红四团才撤过江去。
关于这场不堪回首的血战，耿飚在回忆录中写道：“经此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为不足四万人，有的部队被整团整营地打散，还有的未能过江。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败，促使红军指战员考虑党的领导权问题了。”
乌江架桥
1934年12月，毛泽东参与了军委的领导，他极力主张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肯定，于是有了强渡乌江的决定。红军突破乌江，是从江界河渡口、龙溪回龙场渡口和岩门老渡口三个地方同时打响的，其中最著名的一战发生在江界河渡口，而这一任务是由红四团担任的。
1935年的新年刚刚过罢，耿飚与杨成武就率红四团赶到乌江，只见滔滔江水翻着白浪，呼呼的吼叫声回响在两岸刀削般的悬崖峭壁间，震耳欲聋，别说渡过去，就是站在岸边也会给人一种眩晕的感觉。从侦察得来的情报知道，对岸有当地军阀侯之担的一个团防守。
作为开路先锋，耿飚十分清楚突破乌江的重要性。当时，被红军甩掉的敌军主力部队数十万人已经紧追上来了，中央红军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都集结在乌江西岸，因此能否突破乌江，关系着全军的生死存亡。
形势严峻，时不我待。耿飚与杨成武一面指挥部队强渡，一面组织人员架桥。
红军突击队不怕牺牲，英勇机智，渡过了乌江天险。这段故事，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初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突破乌江》，给人以深刻印象。
突击队强渡成功，为渡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大部队要过江，就必须架桥。在这样一条水深流急的大河上架浮桥，是一项既危险又需要较高技术的艰巨任务。为此，军委决定派工兵连协助红四团，归耿飚、杨成武指挥。
耿飚与杨成武急忙赶到江边，看到工兵连几个干部正在那里犯愁，显然，架桥方案还没搞出来。是啊，任何器材、设备都没有，架桥确实很困难。
正在这时，刘伯承来了。耿飚向他汇报了架桥的情况。
刘伯承非常冷静，考虑了一下，指示说：“一定要发动群众，依靠战士、依靠老乡解决材料和技术问题。”耿飚回到团里，让各连把入伍前当过木工、篾匠、铁匠等有专长的战士挑选出来，协助工兵连，群策群力，出主意，想办法。
工兵连一排长李景富提出：可以用大量竹排渡江。李景富参军前是个渔民，经常在赣江里放排子用鱼鹰打鱼。
另一个战士说：“若把竹排都连在一起，不就可以成为浮桥了吗？”
“太妙了！就这么干！”耿飚当场拍板。
耿飚是红军中少有的自学成才的架桥专家。参加红军前，他当过矿工，懂得一些机械原理。在中央苏区时，为了给部队架桥，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硬是啃下了一本《工程学》。理论加实践，使他成为架桥的行家里手。
耿飚一边走，一边思索。用竹排架浮桥，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使几百个竹排固定在激流中，必须有大量的锚；二是要拉两根缆绳横贯两岸，以作桥的轴线并辅助作业；三是解决竹排与竹排之间的连接问题。
耿飚向刘伯承报告了这个方案，便组织力量实施。第一项工作是扎竹排。江边有大片的竹林，可以砍倒做竹排。他们扎了三百多只竹排。第二项工作是编缆绳。让参军前当过篾匠的战士用竹篾编竹绳，这种竹绳在水里越泡越结实。
准备好竹绳与竹排，就可以架设浮桥了。耿飚与工兵连的指挥员一起确定了浮桥的位置，决定以两岸的两棵树作为轴线。用树木确定桥轴线，既结实，又简便。然后放一只竹排过去系竹绳，把两棵树连起来。接着拉第二根竹绳，有了第一根可以攀扶，拉第二根就方便多了。
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困难的工序，就是把竹排固定起来。开头是没有锚，就用大石头代替。后来越往河心，水流越急，两千多斤的大石头都被冲得乱滚。于是有人提出用铁匠打铁的砧子，两个捆在一起做成铁锚。这一招果然灵验，可是砧子太少。红军战士又想办法，编大竹篓子装上石块，里面交叉着两根削尖的竹子，然后投下去。因为江底礁石多，竹子一下去扎到石缝里，就把竹排牢牢地固定起来。
经过三十六个小时紧张的工作，横跨乌江的浮桥终于搭建起来了。
1935年 1月3日黄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着中央纵队来到浮桥边。这时，江对面的敌军已经被红军赶出很远，江面上晴空白云，江水在桥侧涌起一道道翻腾的浪花。当毛泽东走上桥头那用做跳板的门板时，耿飚的心“通通”地跳了起来。毛泽东一边听刘伯承介绍架桥的经过，一边点头称赞。这时，周恩来看见了耿飚，便拉了毛泽东一起朝他走了过来，微笑着问：
“团长同志，可以过桥了吗?”
耿飚举手敬礼，大声报告：“请首长过桥！”
但中央首长们似乎不愿意匆匆地走过去，他们这里站站，那里看看，仿佛欣赏一件从来没见过的艺术品，还不时用手抚摸一下，慨叹一番。毛泽东连声说：“了不起啊，了不起啊！除了我们红军，世界上哪里有人架过这样的桥呢？”
突破乌江天险，中央红军打开了通往遵义的门户。
兵贵神速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消息传来，耿飚兴奋地说：“还是毛主席出来领导好啊！我们红军又要打胜仗了！”不久，耿飚调任红一师参谋长，参与指挥再克娄山关，再取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为了扩大战果，耿飚率部乘胜追击。红军追得快，有如天兵天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又完全没有战斗力，因此，俘获极多。耿飚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班的红军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敌人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逃来，连累带饿，分散到百姓家里抢东西吃。这个红军班长灵机一动，站在大街上吹起哨子，高喊‘集合了！’这些‘双枪兵’们就昏头昏脑地出来集合，足有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的战士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敌人傻了眼，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俘虏抓多了，不好看押，红军也有一绝招：只要没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大烟鬼就乖乖地跟着走。”
过金沙江也是长征中的关键一役。耿飚参与指挥，并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中央干部团首先找到了合适的渡口，抢占并控制了皎平渡。上级决定，我们从龙街渡迅速开往皎平渡，从皎平渡渡江。我对部队动员说，必须准时赶到。行军时要跑，跑不动就走，走不动就爬，总之，一定要赶到。就这么几句话，几分钟就动员完了。
从龙街渡到皎平渡有一百多里，简直没有路。我们是沿着江岸走。金沙江与南方许多河流一样，两岸斜坡，有滑溜溜的石头，再就是白沙子，能走，但非常困难。急行军中，每人找根棍子，拄着棍子走。夜行军，则规定每个人右手拿棍子，左手扶着前面人的肩膀，不扶不行。因为假如前面的人走到岔路上去，后面就都要走错。每走四五十里，部队就休息几分钟。号一吹，大家原地坐下来。有的还没有坐下来，就拄着棍子站着睡着了。脚底走起了泡，唯一的办法就是拿根针，点火烧一下，把泡捅穿，用点盐水涂上去，第二天又能走。时间急迫，吃饭也顾不上，行军时，肚子饿了，就抓一把炒米，在嘴巴里嚼。
我们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及时赶到了渡口。渡金沙江时，一船可以装三十多个人，大家都在划水，过得很快。红军过江后，尾追的敌军全都被甩在金沙江以南。”
失骡得马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就在红军整装待发的时候，耿飚的那匹从瑞金骑来的骡子突然走失了。这匹骡子在耿飚看来，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战友”。耿飚当即带警卫班四处寻找，却没有找到。后来，他一想，各部队马匹甚多，可能是牲口恋群，与别的马匹混在一起了，但不管在哪里，反正都是为革命服务，于是决定不找了。但是征途遥远，还要过水草地，没有坐骑怎么行?耿飚便带上几个战士，到附近找马。
翻过几座山，他们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发现了好几个马群。一问当地群众，才知道是汉人寄养在这里的，有的马好多年都无人问津了。草原上水草丰美，这些马膘肥体壮，很适合做战马。
耿飚看中了一匹遍体雪白、四蹄黑色，很像《三国演义》里说的“的卢”马，就决定驯服它。但是这些马在草原上放任惯了，不好靠近，又没有套马工具，要想降伏它是很困难的。耿飚徒手穷追，好不容易追上那匹白马，抓住了它的尾巴。白马由于负痛，后半部下沉，耿飚便飞身骑了上去，那马毫不客气地把他甩了下来。耿飚的倔脾气也上来了，再追，再骑。就这样折腾了一天，耿飚滚成了泥人，那匹马终于被“治”服了。
从此以后，抓住尾巴上马的技巧就成了耿飚的绝招。后来长征抵达陕北后，在部队举行的体育运动会上，耿飚还表演过这种绝技。
这匹被驯服的马是匹领头马，耿飚骑着它回到驻地，后面就跟来一大溜，有十几匹。战士们给这些马配上鞍子，正巧朱总司令要到四方面军去，路过这里。他也没有马，只有一头小骡子。耿飚问：“总司令，这小骡子能骑吗？”
朱德苦笑一下：“哪里能骑呀，我不过用它驮驮东西。”
耿飚说：“我送你一匹马，你来挑吧。”
一看有那么多好马，朱总司令高兴地摸摸这匹、拍拍那匹，然后把耿飚拉到一边：“你有这么多，干脆给我两匹吧？”
“行！”耿飚满口答应。
于是，朱德把小骡子上的驮子卸下来，放到一匹马上，自己又骑了一匹，高高兴兴地走了。耿飚有马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都来要马，左权参谋长在电话里也一再要求给他留一匹。后来，连徐特立、董必武几位老同志也写了条子来，耿飚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最后他只剩下那匹白马了。
长征胜利
为了准备过草地，耿飚率一个营朝芦花方向筹粮。一开始，红军就遇到了麻烦。当地的土司、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派欺骗藏民说红军是来杀喇嘛、烧佛庙的，因此，受蒙蔽的藏民便组织起来，不断袭击红军。面对这种情况，耿飚找营长商量对策，认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纠缠在一起。
当天傍晚，筹粮的部队到达芦花，刚刚宿营，藏民便从四面山上向红军发射冷枪，并发出“哇哇”的声音。耿飚只好命令占领一座房子，在周围挖了战壕，把窗口都用一袋袋沙土堵上，做好了自卫准备。
入夜，藏民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围拢过来，“哇哇”叫着发起集团冲锋，但当冲到距阵地不远的地方，又突然惊恐地撤了回去――他们害怕红军射击。
为了执行我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耿飚向部队下达严格的命令：不要开枪，万不得已时，只能向空中开枪，把他们吓跑即可。然而，这种空枪战术用了几次就不灵了。藏民越聚越多，不断向阵地靠近。耿飚借助望远镜看到一个个黑影，蹿向他们所在的房子。打吧，违反政策；不打，又要吃亏。怎么办？
耿飚灵机一动，命令司号班班长发信号弹。
信号弹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在空中徐徐降落，发出耀眼的光芒，就像在茫茫夜空突然升起一个小太阳，把大地照得雪亮。藏民先是一愣，继而发出惊恐的叫喊，接着扭头就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等怪物，当然害怕,一下子逃得远远的，以后再也没来骚扰。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
哈达铺这个小镇，只有一条小街。人口比较密集，绝大部分是回族和汉族。他们讲的汉话虽不大好懂，但三个多月来红军一直在人烟稀少、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地区行进，能听到汉语，即使难懂，耿飚也感到十分亲切。
有人说，哈达铺是长征的加油站。在那里，中央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仅有八千人。耿飚所在的红一师缩编为第一纵队第一大队，仅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耿飚在一纵一大队任参谋长，大队长是杨得志，政委是肖华。
在哈达铺时，耿飚借宿在一户农家，主人腾出了准备娶儿媳妇的新房给耿飚等人住宿。耿飚躺在土炕上，发现墙上糊满了新报纸，便浏览起来。无意中，他发现有张报纸上登着一则消息，说什么“共军进攻直罗镇，未克而逃……”耿飚大喜过望：国民党的报纸报道的消息是否准确且不管他，但陕北有红军，而且与敌人战斗着，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耿飚意识到这条消息的重要价值，马上找来老乡，对他说，用一块银元，买下这张报纸。
老乡大惑不解地收下钱，一再问：“这张纸有甚用？”
“这可比拣个金娃娃还宝贵哩。”耿飚说。
他马上用小刀仔细地把报纸从墙上剥了下来，然后写了一封信，连同那份报纸封在一起，派人连夜送到军团部转报党中央。
正是在哈达铺，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定在了陕北。
耿飚赤胆忠心、足智多谋、武艺高强，在长征中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更不同凡响的是，这样一位赵子龙般的猛将，在长征途中居然每天写日记，写了厚厚的一大本。耿飚还有一架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大多是同志们的生活照，也有战地风光以及俘虏与战利品的照片。到达陕北后，耿飚的一位战友对耿飚说：“我们写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书吧！”
耿飚欣然同意，并说：“我有日记与照片为素材。”
那位战友看了这些资料赞叹不已。可惜的是，这些照片和日记被美国记者斯诺借去，辗转丢失了。否则的话，那肯定是一部传世之作。不过，斯诺对长征的了解和描写，得益于耿飚的日记甚多。其著作《西行漫记》里的照片，有些就是耿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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