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鲁迅在教育部供职之初，职务是部员，相当于现在的科员。8月21日，32岁的鲁迅升任为教育部的佥事，5天后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佥事”不是官名，而是一种官阶，一种虚职，享受一定的待遇但不一定掌有实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调研员之类，待遇略高于科长。
自1912年至1926年，这14年间，鲁迅所在的教育部经常走马换将，人事更迭频繁，十四年里总共更换过三十八任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总长最长的干过一年多，最短的还不到十天；有的总长任命后根本就没有到任，有的总长是兼任或代理，精力根本不在部务。鲁迅在这种环境中，职务却一直原地踏步，始终是科长，再也没有得到升迁。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环境的原因，也有鲁迅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
那么官场蹭蹬，郁郁不得志，鲁迅为什么还能恋栈14年，不早生异志，另图他想呢？归根到底，还得说教育部这份工作对鲁迅有一定的吸引力。
鲁迅的志向是要拿起文艺的武器，唤醒国民，疗救国民精神上的创伤。但是鲁迅也是平常人，也需要吃饭穿衣、养家糊口、考虑生计问题。1912年，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开始，靠写作是不可能维持生活的。上世纪20年代初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发展迅猛，但是当时的中国，现代报纸期刊出版业才刚刚起步，有些杂志甚至连稿费也没有，这个时期，专门写作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职业。鲁迅就职于教育部之初，虽然早已有志于文艺运动，但还没有什么文学实绩，读书校书、整理碑帖、辑录古籍、翻译作品属于业余爱好，他真正的白话文写作是始于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是没有稿费的。这之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创作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但稿费、版税的收入也有限，直到1923年他的日记中才有69元稿费的收入记录。20年代前后他的创作处于高峰期，稿酬和版税逐年增多，但是和他在教育部的收入无法相比。
除了写作，鲁迅的第二项专长应该是教书。鲁迅在日本留学7年，除了为文学做了充分的准备，却没有正式的文凭和其他专业特长，在文凭至上的大学不可能马上得到理想的职位和收入。他在北京时期，1920年以后，先后在八所学校兼过课，讲课费的收入并不多，而且这份职业也不固定，最多的像北大，每月18块大洋，最少的像黎明中学，只有6块钱，在有的学校讲课甚至还是义务任教。比较而言，在教育部当一名公务员是他当时最好的选择。
事实说明，鲁迅能在教育部一干14年，不可回避的一个原因是收入高。用鲁迅的话是为了“弄几文俸钱”，以养家糊口。他在绍兴任教期间，每月的薪水只有30多元。当时的教育部的收入并非是“几文俸钱”，而是相对高薪，刚开始“其时一切草创，规模未具，部中供给膳食，每人仅月支三十圆。”(许寿裳语)5月至7月份薪资便增至60元。8月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最初领半薪125元。同年10月月薪即定为225元，第二年即1913年2月增至240元，1914年8月增为280元，1916年3月增加到300元，到离职时一直未变。这时的工资收入是银洋，按现在的币值，壹圆银洋至少要在人民币100元以上。我们姑且不论以鲁迅当时的学历文凭能否在大学聘为教授，即使是当上教授，收入也不比公务员高。1919年前后即使是北京大学，六到一级教授的薪金为180到280块银圆，他的二弟周作人当时在北大当三级教授，月薪是240元，而毛泽东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每个月的收入才8块钱。
官场虽然乌烟瘴气，令人憎恶，但公务清闲，时间宽裕，鲁迅这才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写作和教书，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至于鲁迅1926年辞掉教育部的工作，也是“另谋高就”，林语堂邀他到厦门大学教书，开出的是每个月400元的高薪，当然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为了逃离北京这个是非之地，暂避北洋官僚和帮闲文人的迫害，更是为了追求爱情，和许广平奔向新的生活。
正是有了教育部这一份体面、清闲而又高收入的稳定职业，才让鲁迅在一个科长的职位上坚持了14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