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视剧《幸福来敲门》的热播，为婚姻家庭剧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范式。本文以该剧的创作模式为切入点，探讨婚姻家庭剧创作模式在新的传播环境下的创新。 【关键词】婚姻家庭剧 创作模式 《幸福来敲门》
电视连续剧《幸福来敲门》于2011年2月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后，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具有了持续的话题性。该剧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继母》，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大龄未嫁的杂技团化妆师江路与中年丧妻的出版社摄影师宋宇生之间的爱情和婚姻故事。剧集演绎了两个普通人有些另类的爱情故事，对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娓娓道来，通过本真化的演绎，抒写了真挚的感情，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婚姻家庭剧。
家庭始终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婚姻家庭剧探讨了婚姻生活中的道德指向，虽只描写了婚姻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却超越了婚姻剧的题材，折射出了社会的风貌与思想观念的变迁。婚姻家庭剧通过对婚姻生活的本真展示来探寻婚姻的和谐之道，对于当前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具有宣传、教育和导向的作用。
婚姻家庭剧一直都是电视剧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由于贴近生活而广受受众的推崇。近年来，婚姻家庭剧的制作数量和播出数量呈上升的趋势，并且该类型剧的创作模式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固化下来。在此类型剧的创作模式趋于同质化的时候，《幸福来敲门》突破了固有的创作模式并演绎出了独到的精彩之处，这也是该剧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陌生”叙事：对特定程式化叙事模式的突破
以往的婚姻家庭剧在叙事中，总是通过设置复杂的内力和外力来作用于男女主人公的婚姻生活，往往沿用二元对立模式来设置剧中的人物关系，婆媳对立、姑嫂对立，甚至是夫妻对立、双方家庭对立，这种先入为主的单一的二元对立模式造成了叙事视角的呆板与滞涩。其叙事视角多从“第三者”、“婆媳矛盾”和重病灾祸而引发的家庭变故出发，来反映当今家庭中的诸多婚姻问题和情感危机，从而导致情节的编排日渐陷入程式化，情节的套路式沿袭使观众渐渐摸清了对婚姻家庭剧的情节安排规律，因此婚姻家庭剧的剧情设计很难吸引人，无法使观众“出乎意料”。
而《幸福来敲门》选择了从“继母”和“半路夫妻”的叙事视角介入，虽然也是老题材，但是采用了完全“陌生化”的叙事策略。特立独行的继母、多方受气的丈夫、一心想为前女婿找一个贤淑妻子的前岳母，以及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女儿和因胖而自卑的儿子，这些人物的组合本身就完成了情节上的纠结，增加了看点。
叙事视角的“陌生化”处理意味着电视剧的人物设置依据发生了变化。《幸福来敲门》之前的婚姻家庭剧多是以血缘关系作为情感生成点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设置是符合人伦常情的。夫妻、子女、父母、公婆甚至小姑子是婚姻家庭剧所必备的人物要素，这些都是故事得以展开的基础。但是《幸福来敲门》打破了以血缘为基本条件组建家庭而展开叙事的常规模式，在该剧中，男主人公宋宇生的前妻已亡，但是他带着两个孩子同前岳母一起生活，其身份已经发生了转换：由老人的女婿变为了老人的儿子；在江路进入这个家庭之后，与宋宇生一起奉养老人，自然的成为了老人的儿媳妇。从现实观念来看，江路这个“儿媳妇”的身份与宋宇生的前岳母之间存在着尴尬和隐在的对立。那么江路能与丈夫的前岳母和谐相处，真心实意的管老人叫“妈”，所依附的不再是血缘，而是纯粹的感情。这种奇特的人物身份的组合和家庭成员的安排，打破了常规的人物关系设置的依据，冲破了原有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婚姻家庭剧的情感平衡模式，使亲情的联结纽带从血缘关系上升到以爱作为情感的联结纽带。这种人物结构方式在无形中也升华了“情”的伦理意义，同时侧面表现出了男女主人公善良、坚忍和奉献的美好品格，有助于深化主题，使电视剧更具有感染力与说服力。
二、简洁温情：对高度戏剧化叙事风格的突破
以《新结婚时代》为代表的前期婚姻家庭剧具有高度的戏剧冲突性，剧作集中了现实中可能遇到的尽可能多的矛盾，并且在展现这种矛盾时不遗余力，以使冲突性更强。剧作把婚姻与家庭之中的矛盾集中起来并加以放大，给观众以高度密集性的感官刺激，带给观众以负面的婚姻、家庭方面的信息，对婚姻生活做出了暗示性的不良导向，从而引起观众在情感上生成对婚姻的超真实的对立情绪。前期的婚姻家庭剧所展现的婚姻体中，婚姻的烦恼与痛苦多于婚姻的甜蜜与美好，容易使观众产生哀叹甚至于惧怕婚姻的心理。以《牵手》为代表的婚姻家庭剧等剧作或多或少的表现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个理念，从《中国式离婚》、《双面胶》到《新结婚时代》一路走来，所设置的情节多为夫妻争吵、婆媳争斗、双方家庭水火不相容，哭天喊地充斥着荧屏，剧作多为表现爱情与婚姻、家庭是对立的，使情感与婚姻陷入了断裂式的、无可挽回的模式。观众观赏电视剧的过程成为了体验痛苦的情感煎熬，致使戏里戏外都身心疲惫，久而久之使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与情感压抑。
《幸福来敲门》选取了平视视角来进行叙事，在生活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与创新，做到了既能本真展示生活图景，而又避免陷入一味的“生活流”之中，杜绝了以往婚姻家庭剧对生活的过度渲染与过火的艺术再处理，使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幸福来敲门》摆脱了婚姻家庭剧必演的争斗戏和苦情戏的桎梏，摒弃了以往婚姻剧中通常出现的婚外情、婆媳争斗以及复杂的情感纠葛等符号化套路内容，不再追求繁复的故事情节，叙事节奏简洁明快，这是对婚姻家庭剧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一个回归。
循着温情主义这条叙事主体路径，《幸福来敲门》在叙述故事时没有大张大阖，没有大起大落，在叙事脉络上，所依靠的不是矛盾的刺激性的张力，而是通过人物的情绪起伏来推动情节发展的白描式的叙事。该剧的人物关系十分简单，情节也明了清晰，没有悬疑与猜忌、明争暗斗，剧集用细腻的笔调独具匠心地勾画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情感故事，整部剧荡漾着温馨从容的情感气息。能把一个简单的故事拍得如此吸引人，这就是该剧的高明之处。
三、丰富立体：对脸谱化人物形象刻画的突破
婚姻家庭剧在塑造人物时容易使人物性格趋于两极化，或大善大恶，或大悲大苦，多为表现单一层面的表层性格而少于挖掘更为深层次的人性内涵。《幸福来敲门》在这方面有了突破，该剧成功塑造了一个非典型的继母形象。正如剧中所说“后妈都是妖精”，古往今来，这一对“后妈”的刻板印象已演化成为符号化概念，深深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成为社会对继母最普遍而又最平常的定义。而江路的“继母”身份的被认同过程是带有风趣甚至是俏皮的喜剧色彩的，她计算食物的卡路里含量，用科学的方法帮助儿子减肥，让他重建自信；她巧妙的自导自演，用“泄洪”的方式解决了女儿的早恋问题。江路的这一继母形象与我们头脑中固有的继母形象大相径庭，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赢得了尊重与爱，而不是依靠传统的忍辱负重式的矫情与“完美”做派。
《幸福来敲门》通过对女主人公江路的塑造，刻画了一个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勇于追求自身幸福的女性形象，颠覆了人们对那个时期女性的固有印象。演员蒋雯丽对“江路”角色的二度创作，打破了婚姻家庭剧中人物脸谱化的定性模式，在刻画人物性格的同时展现出了更为丰富与多面的人性层面。江路对宋宇生这种“奋不顾身”、不求回报的爱对于当今社会中在感情和物质之间权衡婚姻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反映了当下社会对于“纯爱”的呼唤和珍视，代表了一种向往美好的美学理想和生活信念。该剧通过艺术化的刻画江路的本真与率性，展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性解放潮流和乐观积极的人性之美，剧集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和理想信念，这些都是当今社会所缺失的。在当今这个充满着竞争的快节奏时代中，这部剧体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脉脉温情，是打入当下浮躁和焦虑的生存状态下的一针清凉剂，从而使观众得以有机会重塑对婚姻、家庭的观念，具有现实的引导意义。
总体而言，《幸福来敲门》的热播带给了我们丰富的思考与启示。迎合受众的心理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是电视剧创作模式发生渐变的根本原因，创作倾向的改变预示了市场需求已然发生了变化，而市场需求的变化归根结底是源于受众的收视需求的变化。《幸福来敲门》的收视热潮表明，创作模式的渐变反映出电视剧创作具有时代性，在创作实践上应不断突破，如一味的墨守成规、不搞创新，只满足于跟风与仿效，便会遭到市场与观众的抛弃。
《幸福来敲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近年来婚姻家庭剧在创作模式上的文本和表演套路化的弊端，在叙事策略和叙事手法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没有陷入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创作模式中，在表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因此，《幸福来敲门》无疑可以成为婚姻家庭剧创作的可借鉴样本，在当前婚姻家庭剧题材泛滥的背景之下，探求创作模式上的新的突破应该成为电视剧创作者们的共同目标。
（作者单位：刘杰，河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陈晓光，保定学院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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