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型时期的中国以不同于以往的开放姿态吸收外域思想精华，逐步完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使之更加具有兼容性。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现代公共领域恰恰契合了政府的执政需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学界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现状的粗略描述，引发出对公共领域理论植入与实践上的技术支撑两个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以期沿此路径持续学术追问。
【关键词】公共领域 社会民主 虚拟现实技术 互联网
一、公共领域概念与国内学界对公共领域的本土化解读
1、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探讨
“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贝马斯所创,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学者熊彼特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过这一主题,英语世界的德裔犹太女学者阿伦特（Aerndt,1958）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①而哈贝马斯则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洞察了公共领域的诞生发展过程，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寻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②
哈贝马斯继续前行，继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之后，90年代初他又对“公共领域”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和解释，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艺转到了政治。③这样，公共领域的生命线便被清晰地梳理出来，获得了一种结构性意义，使得学界对于政治民主进程的探讨不断具体化。
2004年，哈贝马斯在《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我的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历史根源》一文中向人们介绍了自己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实际生活来源。他强调：只要把握住政治公共领域的脉搏，我们就可以诊断出民主政体的实际状况。④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可以用来监测民主政体的实际状况。那么，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自然也将从中获益。
2、国内学界对公共领域的本土化解读
在《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中，哈贝马斯说：中国现在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个人的自主性正在增强。那么,“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是可用于分析和批判中国社会的概念,还是也可作为社会实践的目标模式?⑤
哈贝马斯坦言：任何一种以更广泛、更知情和更主动的参与（我们在西方仍在为之努力的目标）为目标的改革,均依赖于某种健全的公共交往,它可以发挥某种敏感过滤器的功能,用于体察和解释“人们的需要”。⑥
而今，中国社会发展处在关键的转型期，正需要发展理念的不断与时俱进，博采众长，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和完善。因此，学界对公共领域的争鸣解读有着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
当前学界对公共领域的解读各自有着不同的切入点和关注点。
罗贵榕在《公共领域的构成及其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一文中对公共领域产生的土壤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公共领域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三个相应条件：（1）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应是公众。“公众”更准确地应表达为“理性公众”。（2）公共领域应具备充分的交往空间。只有建立起相应庞大而灵敏的交往空间,才能满足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交往需求。（3）公共领域应具有相对独立性。⑦在该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公共领域已悄然发生并发育着,但尚未定型；它将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⑧
与此同时，有人从推进社会进步的角度探讨了公共领域的社会批判功能，认为公共领域既是17―18世纪欧洲历史发展中的历史实在，更是一种理想模式，是哈贝马斯用于进行社会批判的工具。⑨然而对于这种工具的功能发挥，有人表示了担忧：随着公共领域发生结构和功能的现代转型，其批判的公共性逐渐被操纵的公共性所排挤，在这样情况下需要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以化解其内部的紧张关系。⑩
在这种情况之下，重建公共领域被一部分人提上了议程。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述评》一文中，焦文峰认为恢复批判精神乃是重建公共领域的惟一出路。⑾
随着民主进程的不断深化推进，来自于民间的声音急迫地需要一个平台借以表达呼声，并且这个平台要求政府不是看客，而是互动的参与者与建设者。
正如史云贵所言：以公民社会为底蕴和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提升无疑会进一步彰显执政党和政府决策、管理的公共性、人民性、民主性、科学性，巩固和提升执政党与政府的合法性，从而在稳定、和谐的发展中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现代化的步伐。⑿
另有两股力量集中在对技术化因素的关注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余建清和强月新在《我国当前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现状与反思》一文中批评道，技术主义的倾向使得部分学者为新技术的诞生大声喝彩，这些乐观的观点背后透露出浓厚的夸大新技术好处的色彩。⒀对此,他们援引小林恩・怀特的比喻，明确指出了技术应“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它的领袖有没有想象力，同时也要看到技术项目本身的性质”。⒁
无疑，这种冷静的认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对执政党的执政实践来讲，尤其是在积极利用交互性很强的互联网搜集民意、执政决策时避免了技术霸权，显示出了领导者的睿智。
另一方则撰文认为虚拟现实技术是在信息意义上对实体属性的实现，为现实公共领域提供了虚拟论域平台。⒂
蒋艳芳在《两会博客与公共领域的建构》一文中对此作出了充满希望的预测：两会博客使公众真正参与到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中，人们参与政治生活，对国家和民族的政策走向发出自己的声音……两会博客把精英与草根的对抗转为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进程。⒃
如果没有技术力量强有力的支持，那么“民主”只能是一个口号，没有可操作性和可展示性；而要在实践上发挥技术对民主日程的推进作用，任何霸权思维都是要不得的，睿智的执政党应该能够避免之。
二、关于建设中国公共领域的思考
社会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具有一种技术上的或实验上的过渡性质的话，则互联网平台显然可以被认为是这一幕社会进步大剧的预演或者彩排舞台。
2010年2月23日，《华商报》评论版上一篇名为《一个微博折射出一幅进步画卷》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该文以“主席微博”的诞生和消失为由头，鞭辟入里地揭示了此一网络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明进步信息，进而得出了“互联网正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强劲助推器”这一结论。正如作者所说，“利用网络打造政府与民众之间更加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和互动平台，正成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兴趋势”。⒄
2010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通过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并“勾手相约”来年再聊，虽然不是促膝长谈，但是这一次的官民互动显然较之去年2月28日的在线沟通话题更广，讨论也更加深刻，切中民生。
互联网平台的出现是媒介技术满足社会需要而必然发展的结果，但是若仅仅将它的功能局限于民间单层级的交往互动而忽视民间与官方的两层级交流，那么这种建构于网络平台之上的话题领域便容易造成民意与“官意”的交往断裂，而两股意见流必然会从网络流向现实，对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的顺利进行造成或多或少的阻碍。
近几年，在经历了一系列网络事件的洗礼后，民间与官方借助互联网平台一步步走近。互联网这种公共领域的过渡性等价物还能在政党执政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①黄时进,《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对科学传播实践的启示》[D].《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
②⑤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
③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D].《社会学研究》，1999（3）
④哈贝马斯，《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我的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历史根源》[J].《哲学动态》，2009（6）
⑦⑧罗贵榕，《公共领域的构成及其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J].《学术界》，2007（3）
⑨陈勤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特点》[N].《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⑩韩升、谢丽威，《社会批判空间的理想模式及其现实转型――解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J].《兰州学刊》，2006（7）
⑾焦文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述评》[J].《江苏社会科学》
⑿史云贵，《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对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N].《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⒀⒁余建清、强月新，《我国当前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现状与反思》[N].《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
⒂张如良，《虚拟现实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N].《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⒃蒋艳芳，《两会博客与公共领域的建构》[J].《青年记者》，2006（10）
⒄相关报道见2010年2月23日《华商报》A2、A5版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