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媒介社会，大众传播媒介颠覆了现实和形象的关系。因为媒介的存在，真实（日常生活）与非真实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了，在媒介叙事中，非真实甚至可能超过了真实。新媒体技术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共同影响着媒介叙事，虽然使叙事的主体更加平民化、个性化，但是一些消极现象也随之出现。
【关键词】媒介 叙事 日常生活
每天，我们一睁开眼睛,“信息”就蜂拥而至。承载这些超量信息的媒介无处不在――电线杆子、公共汽车站牌、交通主干道两旁的墙面、城市的街道、立交桥、厕所、文化衫、女性的身体……此外还有占据主流地位的媒介――数百家官方电视台日夜不停地播放的娱乐节目、访谈节目、影视剧节目等；数千家官方报纸日益增多的版面；数十万家官方的和民间的网站铺天盖地的信息等等。我们的确有一种被媒介和信息围困的感觉。①媒介在给我们传递这些“信息”的同时，也在担负着其“叙事”的功能，我们的一生都被叙事所包围着，尽管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
有关媒介叙事与日常生活的讨论可以说是和叙事学同时出现的，那何为叙事，何为日常生活？“叙事是由在一段时间里展开的故事组成的；日常生活是真实的，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中基本的东西。日常生活或多或少地自动发展，直到我们死去，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看到顺序和叙事因素，但是这和说它们是叙事不是一回事。”②虚构的叙事是闭合的：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其间出现的各种纠葛在结尾里得到了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总是（或者也许并不经常）有闭合的因素――也就是在死亡之前没有。我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中间”，我们在其中工作、娱乐等等。叙事也比日常生活集中得多：叙事谈论的是特别的人和特别的冲突、问题、威胁或使生活变得复杂的任何东西；另一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对平凡，而我们的体验一般也不如叙事中的人物的体验那么紧张和令人兴奋。
既然叙事和日常生活有着如此明显的区别，那为什么在当代媒介社会，人们还会混淆它们之间的界限，自然而然的把媒介叙事与日常生活画上等号？这就需要我们用传播学和叙事学的原理来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我们或许还会发现一些潜在已久的问题，需要我们对此做出解答。
一、日常生活与叙事的界定
“日常生活”是相对于社会活动，特别是相对于工作而言的。在人们的约定思维中，日常生活在空间上主要指向家庭，时间上指向工作以外的时光。匈牙利学者阿格妮丝・赫勒说：“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它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作为个体的自身。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③家庭便是个体再生产的主要集中地了，因而，人们的家庭生活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它包括生儿育女、抚养老人、婚丧嫁娶，甚至买菜做饭等琐碎、平庸、重复的活动，其目的在于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
所谓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就是以日常生活为核心，围绕日常生活进行文本构建、意义阐释和审美表达，在这里，琐碎的、人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时间与生活空间成为叙事、审美、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体现与挖掘的对象。日常生活叙事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写实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展示日常经验和日常琐事，将日常生活作为叙事的主要对象。在《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一书中，阿瑟・阿萨・伯格为我们清晰的展示了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区别（其中通过中介叙事在本文中特指媒介叙事）：
伯格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叙事’即故事，而故事讲述的是人、动物、宇宙空间的异类生命、昆虫等身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④也就是说，故事中包含一系列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即叙述在一段时间之内，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段时期间发生的事件。
二、媒介叙事
在《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的叙事》一书中，伯格将各种媒介和叙事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构成了关于媒介的叙事，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媒介进行‘故事’的讲述。”而这个媒介可以是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也可以是以声音、图像等形式出现的。
媒介的叙事与日常生活中的叙事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开篇我们就已经简单介绍过了，在此，引用麦金托什在《1984年电视商业广告――对电视叙事性的研究》中的例子，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随着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强调新的大众传媒将给社会所带来巨大冲击，直至“地球村”的命名出现，西方知识界开始了一个“恐惧世纪”，“1984”和“老大哥”（1984年是由“老大哥”实行寡头政治时期）成了象征性的符号。当1984年到来的时候，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乔布斯出资百万美元，制作了一个只播放1分钟的公益广告：在一个巨大的大厅里，一排排身穿制服、神情木讷的人坐在大厅里，听“老大哥”训话，他的脸被投射在几层楼高的电视屏幕上。忽然一个肌肉发达的女性在警察的追赶下，挥起铁锤，砸向屏幕。屏幕里的“老大哥”被打得粉碎，画面隐去，画外音响起：“‘1984’没有到来。”甚至当1985年元旦到来的时候，世界重要报刊的话题之一也是：“我们安度了1984年，预言幸未成真。”
人们把这则公益广告所展示的画面认为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存在，当画面被砸得粉碎时，人们以为“老大哥”真的因此而消失了。显然，电视媒介的叙事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超越现实的真实，也就是我们在传播学中经常会提到的“拟态环境”或“涵化理论”。
被描述为“心灵的舞台”的广播，作为叙事媒介，同样有着巨大的“叙事”能力。广播依赖人们在心里想象事物的能力，只要有适当的暗示（通过声音、音响效果和音乐），我们就能想象任何事物，所以广播可以讲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对这一点最有力的一个说明是著名的（或者应该说是臭名昭著的）墨丘利空中剧场在1938年10月30日，即万圣节前一夜，开始广播《星球大战》。脚本是霍华德・科克所写，他根据H・G・威尔斯的《星球大战》，为奥森・韦尔斯与他的演员班子的广播节目改写了这部脚本，这出广播剧引起的全国范围内的恐慌可谓前所未有。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社会科学家哈德利・坎特里尔在他的《来自火星的入侵：恐慌心理的研究》（1966）一书中写道：“在广播远未结束之前，全美国的人就已经在祈祷、哭叫、紧张万分地四处奔逃，以逃避火星人带来的死亡。有些人跑去救心爱的人。其他人打电话道别或发出警告，匆匆通知邻居，从报纸或广播电台寻求信息，叫来救护车和警车。至少有六百万人收听了这一广播。至少有一百万人受到了惊吓，或感到了不安。”这是对叙事力量的出色证明，这里的叙事是大众传媒的一次广播，它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人。这出广播剧所造成的恐慌一方面与媒介的叙事力量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与大众之中潜在的焦虑和恐惧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广播剧激活了这种潜在的焦虑，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对自己听到和看到的东西提出质疑。
三、媒介技术进步给叙事带来的影响
今天，媒介技术改变了一切，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是普遍重构。在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中，地球成为一个“村庄”，这一切都是电子信息技术、网络等多媒体这样的媒介带来的，这意味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一新环境中，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随之带来的改变便是来源于新媒介对现实的“叙事”。
说到这里，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示。虽然，“议程设置”理论最初是因总统竞选提出来的，对于其他类型的内容和效果还没有深入研究，但个人认为媒介的议程设置对于使用媒介的受众来讲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塑造方面也变得更加高效。近几年来网络改变日常生活的力量可谓越来越大，很多事件被公众获知都始于传统媒体的报道，但是真正引发公众参与热情的却是网络。网络不仅使人们对社会事务的表达欲望在日常生活里获得释放的机会，同时这种释放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意力量，改变了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轨迹。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网络是作为非官方的方式出现的，无疑对日常生活的塑造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使我们看到了一种趋势――新兴媒介将在更大范围内改变我们的生活。眼下，属于21世纪第五媒体的手机，其点对点的传播方式也更加体现了媒介对日常生活叙事的影响，走到哪里，手机都可以上网，登录微博、跟帖，从而使事件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人们却从不考虑此事件的真伪，只是盲目的去相信这就是事实。
结语
今天，我们身处多元化的媒介时代，传统媒介发挥着并不断提升着自己的传播功能，新兴媒介更是以其超强的能力改变着社会，它们塑造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凸显出来。当我们打开电脑享受网上冲浪的乐趣时，当我们拿着手机打发无聊的时间时，当我们劳累了一天回到家打开电视时，媒介正以其无所不在、无往不胜的姿态进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抱怨媒介内容的媚俗和堕落，让我们以为现实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媒介本身并不能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是与非的东西，所以在考虑媒介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从自身去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阅读“叙事”，以分析的眼光来看待媒介叙事。
参考文献
①蒋原伦：《媒介批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④[美]阿瑟・阿萨・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9、3
③（匈）艾格尼丝・赫勒 著，衣俊卿 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3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