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时期，开明人士或因个人谋生或因国家派遣走出国门，去看看西方世界。他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通过日记、游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付梓印行，这其中就包括对西方新闻传播事业的记录。这些记录不仅有对西方报纸的种类、形态、内容、发行网络进行描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开明士绅对西方新闻思想同样有所评论。通过这些早期出国考察的学人、士绅、官员的传播，中国传统新闻传播事业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吸收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新闻思想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晚清 出洋士绅 西方新闻传播事业
今日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在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地球上各地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人们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地球村时代随之到来。其实不仅仅是今日，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看到张骞使西域、马可・波罗游中国、哥伦布环球航行等等，这些名字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它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中国曾经一度闭关锁国，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问，鸦片战争再一次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林则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编写《海国图志》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他们二人都未出过国门，但是毕竟也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先河。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黄遵宪和严复等人，算是最早的。①之后政府派出了外交使节，如志刚、郭嵩焘、黎庶昌、曾纪泽、薛福成等；考察外国政治、法律专使，如戴鸿慈、载泽等；这些人既然去了西方就不能不接触近代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②这些人都在游历、考察、外交活动后，留下各种著作，这在当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钟叔河先生将晚清这些出洋士绅所记载的见闻汇编成《走向世界丛书》，现在看来，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本文以《走向世界丛书》为线索，分析晚清出洋士绅对于西方的新闻传播事业有何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在这些士绅出洋之前，他们就已经接触了报纸，这里包括中国传统的宫门抄、邸报、京报等，还包括洋人在中国办的报纸，因此他们对报纸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认识是对封建制度下的新闻事业的认识。尽管洋人在华办报开启了中国报业的近代化，但是“作为社会变迁的产物，近代报刊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和制约。传教的功利目的，驱使早期传教士把近代报刊引进中国，但出于传教的便利，传教士却没有直接移植代表时代先进水平的报纸形式，应当说，这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国人对近代报刊的认识。”③因而当士绅们离开中国，到西方接触到真正的近、现代化报纸后，对西方的新闻事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新闻言论“自由”
19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其新闻事业非常发达。薛福成于1890年到1894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他记载：“泰西各国日报，德国有五百六十种，英国一百六十九种，法国一百二十八种，意大利一百五种，比荷二国共四十九种，其余各国公二百五十种，美国日报九百六十二种，南美洲共一百十五种。”④其中最为发达的当属当时的头号工业强国――英国。仅在伦敦就有新闻纸局大小三十余处，以伦敦带画新闻，太木斯（《泰晤士报》）、尤宁司丹达（《旗帜报》）、京报最著。⑤台湾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先生曾言，有三个制约新闻传播活动的因素：“交通的发达”、“传播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及“思想言论的自由”。⑥相对于前面两个器物层面上的因素来说，“新闻言论自由”这一制度上的因素对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影响更为重大。清廷驻使欧洲第一人的郭嵩焘当时就认识到了西方新闻言论自由对其新闻事业甚至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辩，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新闻言论自由”保证了人们的知情权，同时可以有效防止独裁的发生以及保证政治决策的正确性。郭嵩焘还认为英国的这一政策与“《周礼》之讯群臣、讯万民”具有同样的意义。虽然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一个是资本主义下的言论自由，一个是封建制度下的治国之策，但是这也表明了开明士大夫郭嵩焘赞成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新闻言论的自由。这与当时中国的新闻专制是背道而驰的。在新闻言论自由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英国新闻纸已经具有了评论政治，抨击时弊的功能。正如刘锡鸿所记载“伦敦新闻纸，乃清议所系。国主每视其臧否，为事之举废弛张。有曰‘戴唔士’者，才识特优之绅士主之，朝野所共览者也。次则曰地哩牛士。次则曰地利家其。曰司丹达者，则官授之意者也。曰磨棱卜士者，则备载仕宦往来与其升黜，无异中国之宫门抄、辕门报者也。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有所伸辩，皆于是乎著。”⑦报纸的这一功能的介绍对当时中国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客观上“加速了封建正统思想地位的旁落趋势，导致意识形态的失范”，这就促使一个独立于官方舆论空间的形成。⑧晚清后期开始的知识分子、文人办报的兴起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其影响。
二、新闻内容丰富
西方报纸种类很多，并且各有所长，所叙不同。“有官事，有商务，有天文，有地理，有杂学，有教务，有天下各国以及本国本城故事，又有如《子不语》、《解人颐》等书以资人笑柄者。”⑨内容的丰富多样表明报纸的内容逐渐由政论为主向新闻为主转变，这也体现出读者由以往的中上层转向社会大众――这个时期国民教育也开始普及。⑩与西方报纸供人阅读鲜明相对的是，当时中国的官报只供官阅。“‘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⑾这种愚民政策也是使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因素之一。“西人尝谓谋国之要有三，曰安民，曰养民，曰教民……按西国养民最要之新法，条目凡二十有一：……三曰设邮政局、日报局，以通消息……”⑿。薛福成也认为在上通下达、教化民众这方面，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这样才能谋求国家的发展与兴盛。
三、独立的新闻采写
新闻史专家姚福申先生曾说过，古代新闻传播工具与近代报刊有一条明显的分水岭，那就是办报人能不能在刊物上自行采写新闻。⒀蒲安臣使团游历欧洲时，根据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里面的记载：“自闰四月初一到新埠以来，有开安者，系和拉新闻纸局所委做向导，以便游历各处，更为传报新闻”。⒁可以看出，西方新闻记者是一路随行采写重大新闻。除了在本国采写新闻外，新闻局还会派记者到外国进行采访。同样是在《欧美环游记》中记载：“彼系英国新闻局之采访使也，侨居巴里，搜辑新闻，每届礼拜，往伦敦送信一次”⒂。因此当时西方各国对其他国家的事物、形势都非常了解。这种国家间的交流不仅能够促进国际关系的发展，而且还能为本国发展提供资讯。新闻记者除了能独立采写新闻外，还有自己的组织管理机构。在伦敦就有新闻报善堂，“为管理新闻报者，或老病不能自给，敛费以善之”⒃。新闻记者地位的提升是新闻事业近代化的特征之一，这对于中国新闻事业近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先进的印刷技术以及完备的发行网络
工业革命完成后，西方开始实行机器大生产，新闻业也不例外。郭嵩焘等去《泰晤士报》参观时发现：“初用机器制出铅字廿十六字母，列入铁夹中，用机器转动之以成文。每新报一段成，送校对处校之，凡历数次，乃合编入大铁板中，用机器压之，其字皆影入纸上。再置一圆机器中，熔铅关之，随纸高下成字。合四铅板成新闻报一张，置印文机器中……”⒄。机器的运用使得报纸的制作更加方便快捷，并且能够大规模生产，作为伦敦第一报馆，泰晤士报馆日售新闻纸七万份，每年收入一百三十六万九千三百六十五元。⒅这也保证了报馆经济上的独立，而经济上独立又体现为企业化经营，才能维护其报道上的独立。销售数量的激增也就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发行网络。以报纸的寄送为例，当时的英国就制定了专门的寄送新闻纸章程。章程中对新闻纸寄送远近价格、注意事项、寄、收人填写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务必使得新闻纸的寄送严格规范。这也是当政者对新闻事业重视的体现。
我们知道现代新闻事业绝不仅仅只是报道新闻、赚取利润而已，它实际上与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以及现代化事业都是息息相关的。晚清出洋士绅们或许在理解新闻事业的这种强大力量上还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坚持中国应该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因此他们将西方的新闻事业介绍到中国，这对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兴起不能说没有影响，而“正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印书报刊的风行，以往邻里相望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中国人，才可能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声气相通、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也就注定中国不会处于挨打的地位太久，他终究有一天会站起来，会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列。■
参考文献
①②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
③⑧⒀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05、168、61
④⑿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5：401-402、589
⑤⑨⒁⒂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311、312、109、177
⑥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75
⑦⒅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73、98
⑩⒆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11、149
⑾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1
⒃⒄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出版，1984：181、124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