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发表复旦大学肖佳灵副教授的文章《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此文在学界引起热烈反响，京沪等地学者对该文提出的问题观点不一。本刊编辑部特选取在这一讨论中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在本期刊发，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和思考。
摘要作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创始人和具体领导者，周恩来总理以十分宝贵的外交实践和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还有一系列有关外交工作的精辟论述，为外交学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成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重要现实、理论渊源。
关键词 新中国外交 周恩来 外交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24-30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当代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他不仅亲自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实践，而且十分重视外交工作的理论建设。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他首先及时地提出：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新中国在外交上一开始就“另起炉灶”，同时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和处理对外关系与国际事务，因而能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引领中国从一个原来的半殖民地国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大国。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76年，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周恩来同志“以决策人、指导家和实践者三位一体的身份，以惊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1] 他虽然没有留下系统阐述外交学中国化的著作，但是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外交实践和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还有一系列有关外交工作的精辟论述，实际上已经为外交学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教导，所谓外交学中国化就是要把我国对外斗争的经验，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他还明确指出：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作为借鉴，取得一些政治上的参考。[2] 周恩来同志具有非凡的外交才能、高超的斗争和谈判艺术，以及突出的人格魅力，后人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他的外交思想和已经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化外交学基础应该是大家刻苦学习、予以继承和发扬的珍贵遗产，并要使之世代相传。
关于周恩来总理奠定的外交学中国化的基本内容，根据自己一些外交实践的粗浅体会和学习，我认为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现在提出进行探讨。
一、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服务是新中国外交的任务
中国化外交学的第一要义是新中国外交的性质和基本原则，与旧中国外交有着根本的不同，和西方资产阶级外交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源自已经站立起来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具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崇高精神。新中国进行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珍视和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争取人类进步。
1949年11月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明确指出：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他多次阐述外交工作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工作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
他同时又要求：我们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3] 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但他又指出，可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进一步提出反对美国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并且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他反复向外宾表示：“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强盛国家，但我们声明：无论如何我们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我们决定了一条原则，不称霸，不管中国将来如何发达、强大。”
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外交的光辉成就，就是按照这个基本原则执行的，今后它仍然是我们外交的基本原则，虽然每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来确定。例如早在50年代，周恩来就提出中国的外交应该服务于中国建设，为中国的建设开拓广阔的空间。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中国外交的灵魂
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国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是新中国外交的灵魂。
独立自主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特征，也是新中国新型外交的本质特征。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有着更多的阐述。他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4] 。之后，他同爱国民主人士交谈时说：现在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不向别人低头，不依靠别人，但是，我们也不盲目排外。他认为：我们如果不是坚持贯彻独立自主的立场，就会成为卫星国，仰帝国主义的鼻息，就会成为从属国家，因此在坚持独立自主上不能放松。
热爱和平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外交的本质特征，它既是新中国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周恩来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他提出：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革命经验在外交事业上的引申，是我们在总结被压迫民族屈辱外交的基础上而制定的新型外交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国策。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对具体内涵进行调整、丰富和发展；但是这个基本国策一直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出发点。
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
学习运用辨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观察和分析复杂而又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站在战略高度，通览全局，审时度世，密切注意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实事求是地正确制定各项具体政策，这是新中国外交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事务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法则。研究国际形势，必须善于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矛盾运动，掌握全局，追踪变化，了解事物各方面的内在关系，从而把握时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我国国家利益服务。周恩来同志论述总体国际形势，经常首先突出国际上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他在处理我们对外关系特别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总是深入研究这些国家，在对国际形势进行具体和深入地分析后，指出：是和平与战争的问题。[5] 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周恩来同志在工作中经常强调“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周恩来同志善于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历史地分析问题，从全局上把握形势，从发展中预测未来。
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具有深远的洞察力和科学的预见性，并且能够适当地把握时机，对外交工作进行及时地调整。例如对中美关系，早在1969年初周恩来就看到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和战略图谋，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他们的预见性和正确的决断来源于他们善于运用唯物辨证思维和事实求是的精神，高瞻远瞩地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能果断决策。他们平时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因此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
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外交的核心
周恩来同志创造性地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之成为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它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国际合作的全面政策，是外交学中国化的核心，是对世界性外交学的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十分重视同邻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周恩来总理经常讲，考虑国际关系问题最主要的是要把左邻右舍的关系搞好，也就是要亲善四邻，安定友邦。印度和缅甸都是我们的重要邻邦，因此周恩来首先在中印、中缅关系上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他又引伸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当时周恩来同志就表示：它也可以运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当成为指导各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合乎时代的需要，终于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立足于争取和平，基础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根据国际法，国家主权在国内是最高的，在国外是独立的，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具有自主性，并且具有防止侵犯的自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直接由国家主权原则引伸而来的，平等互惠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然发展。周恩来同志认为：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整体，只有实现前四条才能和平共处。他认为：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不往这方面走是不行的，不然就是战争。”国家间一切争端要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是用武力。
历史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上最行之有效的政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这也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贡献。邓小平同志后来一再高度赞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具有强大生命力，最经得住考验，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
五、联合与斗争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
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目的是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结成广泛的外交战线，以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争取世界和平。
建国初期，周恩来同志在论述外交工作时，就指出它包括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他说：在没有发生战争和破坏的时候，对内对外都要进行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对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线工作。他要求我们外交战线的同志，尤其是出国的同志，头脑必须灵敏些，到国外去做争取和平和防止战争的工作，揭露帝国主义一切破坏和平的阴谋诡计。这种在国外的工作，就是一种触角。[6]
对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敌视中国的美国，周恩来为维护国家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同时他也多次表示同美国发展正常外交关系的愿望。1954年10月，他表示：“美国如果愿意和平共处，我们也欢迎，我们并不排斥美国”。1963年12月周恩来在开罗同纳赛尔会谈时，介绍了中美关系，他说：“要美国改变政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们已经等了14年，还可以再等14年”。恰好在15年后，中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对于苏联，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贯彻一边倒的战略时，丝毫没有放松维护新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后来在反对苏联领导集团企图控制中国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也一直希望改善中苏关系。1969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柯西金，就中苏关系中一些带有紧迫性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由于周总理的“冷处理”，使当时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
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都通过外交形式出现。
六、求同存异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周恩来同志以他十分丰富和富有成效的外交实践告诉我们：求同存异是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和进行外交谈判的基本方针，是维护独立自主、实现和平共处的最佳途径。
1954年8月，周恩来同志在同外交干部一起探讨如何打开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就阐述了求同不求异、不争论的方针。接着他在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阐述我国外交政策时，强调指出：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凡是属于立场、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属于挑拨性的话，要挡回去。[7]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大力宣传和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端正了会议的航向，保证了会议的成功，同时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参加会议的虽然都是亚非国家，但是与会的29国社会制度不同，政治立场各异，加上美国在会外竭力进行挑拨与分化，情况相当复杂。就在会议能否开成功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同志镇静地发挥了非凡的智慧，发表了著名的即席演讲，系统地阐述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出色地体现了新中国的和解精神，驱散了笼罩在会上的乌云，赢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8]
凡事必调研，这是周恩来同志的基本工作方法。他在处理涉外问题时，总是坚持亲自理解有关的历史和现状。他一再强调处理外事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他要求外交人员要多活动，广交和深交朋友，增进相互了解，扩大我们影响，也吸取别人长处和意见。周恩来同志言传身教。在万隆会议等国际场合，他更是活动频繁，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建交还是未建交的，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他结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并且同西哈努克、纳赛尔等人结成终身的朋友。周恩来平等待人，诚恳热情，他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对于所有的攻击进行了明确的答复，可是没有谩骂。他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同时积极寻求共同点，终于使会议就主要问题达成一致。
七、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策略
外交工作特别是外交谈判不仅要有战略头脑和明确的政策，而且需要针对实际情况而采用灵活的策略。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这是周恩来同志为我们外交制定的基本策略方针。
毛泽东、周恩来历来讲究运用策略为实现战略服务，甚至把策略思维当作生死攸关的大事。周恩来高超的谈判艺术和随机应变的本领，世人周知。他经常强调政策和策略与力量之间的辨正关系。他认为：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灵活，以求达到成功。他明确指出，原则性与灵活性必须巧妙地结合，才是完整、正确的策略方针，才能取得预想的成功。原则是前提，放弃原则就意味着丧失立场。他曾在一份对使馆工作的指示中写道：原则性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一些外国领导人也赞美周恩来对他的国家无比忠诚，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令人尊重和敬佩。
世人认为周恩来作为世界政治家，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一位具有高超技巧的外交家，一位伟大的谈判家，他总是为正确、最理想的结果而努力不懈。周恩来同志曾经说：国际间的问题总是要靠谈判、协商来解决的。对任何复杂的问题，只要双方都有诚意，能互相谅解，就能找到解决的途径和办法。这就需要有灵活性。灵活性从属于原则性，反过来又服务于原则性。在谈判中始终要把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原则同必要的让步、妥协结合起来。周恩来同志曾同埃及朋友专门谈了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他提到：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这四方面。周恩来同志最后说：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9]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经常运用的重要策略还有：善于区别对待和求同存异；在斗争中注意把握“有理、有利、有节”；“见机而作”、“细水长流”、“见缝插针”、“水到渠成”等等。
八、自信、自尊、自强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风格
新中国外交应该根据独立自主精神具有独特的风格，基本态度是不卑不亢、彬彬有礼、以诚待人、以理服人。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在新的外交风格上树立一面旗帜” 。
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同志就对外交部全体干部说：我们要打破旧的外交传统，即不盲目排外，也不媚外，否则不是狂妄便是自卑。不卑不亢才是我们的态度，在这方面必须掌握得体。[9]他又说，要不卑不亢，便不得不有一套统一的礼节。注意形式并不是迷信形式，而是为了完成外交任务。有时，形式是起很大作用的。他认为礼宾改革首先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礼仪传统，同时适当吸取国际上一些好的做法与习惯，创建独具特色的礼仪风格。他主张待人接物要彬彬有礼，就是要态度热情、举止得体。不亢就是尊重人家，不骄傲，不感情用事；不卑就是要有自信心、自尊心和自强的精神。
周恩来同志善于做人的工作，他与人相处时坦诚相见，真情感人。他曾对日本朋友说：我们要以诚相见，要怎么说就怎么做，我们绝不搞阴谋。旧时代的阴谋诡计的办法行不通，用新的办法才能共存。他多次表示：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一位曾经被周总理两次会见的日本朋友感慨地说：“对于世上一般政治家或外交家们常带有的斗心计、耍花招等一类令人讨厌的阴谋东西，总理是一尘不染的。他总是堂堂正正，诚心诚意地待人。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体现文明古国的君子气质。
九、发展对外贸易、文化、科技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工作
重视发展对外贸易、文化、科技关系，善于向一切国家学习长处，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和开展国际合作，周恩来同志为在我们处于封闭的环境下推行开放政策指引了道路，对外开放终于在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发展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外交工作是门综合性的科学。周恩来同志早就关注经贸关系对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在他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商贸关系。他经常对外宾说：“世界上经济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
关于外援，周恩来总理1956年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我们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但要去掉依赖的思想”。他同时强调：“我们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不过，“我们应该批判地学习，不是盲目地学习” 。“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 “在学习中，我们还要防止自卑。” [10] 他还明确地说：“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的”。1966年2月他同部分使节谈话时，具体指示：“要抓紧科学技术考察”。“有些使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抓紧科技调研。” [11]
1964年4月周恩来在同日本朋友谈话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是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他认为为了实现国际合作，就需要确立几个比较长期有效的原则。他首先提出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相互关系不应该是一方依靠另一方，而应是相互的，根据彼此需要进行合作的关系，过去殖民主义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周恩来论述和提出的这些原则仍是我们今天“引进来”、“走出去”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也是构建国际经济关系新秩序的基本原则。
十、外交干部队伍建设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保证
政策制定之后，干部队伍的素质如何成为关键问题。周恩来同志对外交干部的素质高度重视，并且提出一些基本要求，这也是中国化外交学的重要内容。
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注对外交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他对外交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1951年他明确提出外交干部必须“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也是通常所讲的“十六字方针”。
立场问题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外交涉及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者来说，必须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周恩来同志告诫大家：立场不稳就有可能倒向外国人怀里。凡事我们要独立地去思考，讲原则，维护真理。
外交工作面对的形势、国别、人物十分复杂，政策性很强。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对外事干部进行政策教育，不仅使干部“知其然”，还要使干部“知其所以然”。他强调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他认为外交工作相对其他工作是困难的，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要联想一些问题，要培养思考的能力。[12]
纪律是执行政策的保证，由于外事工作的特殊性和机密性，遵守组织纪律就特别重要。周恩来同志经常教育外事干部：“外交工作一切有关的政策问题必须请示报告” 。对外工作只有高度集中统一才能形成力量。他告诫大家：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他强调，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13]
这四句话是个有机的统一体，关键是要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认真学习。他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他特别重视外事干部政治理论学习，非常注意加强干部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要求干部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摒弃各种名利思想，克服个人主义，向着更高的精神境界奋进。[14]
周恩来同志认为看形势不能一成不变，国际形势和外国的局势是经常起变化的，要看大局，要看大趋势。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情况的发展，我国的外交工作自然也相应有着新的发展与创新。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继周恩来同志之后成为我国又一位世界知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近三十年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很大成就，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我国的外交工作有着新的辉煌和进展。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我国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沉着应对，根据时代特点和科学发展观，更高地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宏伟倡议。这三十年我国外交有着更加丰富的实践，积累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应该在周恩来同志已经奠定的中国化外交学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科学化、系统化地整理，使外交学中国化得到更多的充实和重大的发展，成为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学科。
注释：
[1] 参见钱其琛同志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
[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3] 同上，第54、55页。
[4] 《周恩来文选》（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
[5]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8、62页。
[6] 同上，第2、15页。
[7] 同上，第81-82页。
[8] 即席演讲，全文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1-125页。
[9]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页。
[10] 同上，第327-328页。
[11] 同上，第172、158-162页。
[12] 同上，第458、459页。
[13] 同上，第5页。
[14] 同上，第56页。
（作者简介：原中国驻埃及、土耳其等国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收稿日期：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