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卿：1924年12月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少年因家贫失学，到上海谋生。1946年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从事学运、联络、交通等秘密工作。解放后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曾任总编辑等职，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3年了。 1971年，周总理创议召开了全国出版会议,并对出版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当时我刚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被派去参加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得以有幸三次聆听周总理的谈话。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使我亲身感受到了总理对出版工作的焦虑和关怀。他为了挽救濒临灭顶之灾的出版事业，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冲破重重阻难，作了全面而周详的安排。当时的一些情景，总理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如在眼前，使我终生难忘。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出版界作为首当其冲的五界(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之一，横遭摧残，出版园地一片荒芜。已出版的几乎所有图书，都被当作封、资、修毒草受到批判，有的甚至被销毁。大小图书馆都遭关闭，图书被封存，不得借阅，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无书可读。林彪、“四人帮”的文化禁锢政策和经他们煽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 的极左思潮在全国泛滥，造成了极大的祸害。1967年全国图书只出版了2000多种，除了大量印行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毛主席的著作、语录、诗词之外，还有不少是所谓“两报一刊”社论的小册子。全国的期刊也只剩下了27种。1969年8月，陈伯达在出版口一次会议上宣布：“出版社都要撤销，只留下人民出版社几十个人主要出版毛主席的书就行了”。这年的9、10月间，首都出版界绝大多数的编辑、出版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统统被驱赶到了远离京城的“五七”干校。各地出版界人士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
1970年8月下旬至9月初，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迫不及待想夺权的林彪一伙自我大暴露，会议结束时中央点了陈伯达的名。毛主席把陈伯达称为“假马克思主义者”，并指示：“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就在这个时候，面对全国思想极度混乱的局面，周总理首先想到了整顿和恢复出版工作。他于1970年9月17日第一次召见出版口的领导小组成员(多数是军代表)，要他们制订一份出版计划，把图书出版业务恢复起来。1971年2月11日又第二次召见他们。在审阅了他们拟订的出版计划之后，总理很不满意，认为“太简单，不行!”“不能只出这几种”。经和他们谈话总理发现，出版界受破坏太严重，干部余悸未消、顾虑重重，依靠出版口的领导根本无法打开僵局，必须由国务院直接出面，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出版会议，以便排除各种干扰和阻碍，全面部署和安排出版工作。为此，总理派了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来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全国出版会议定名为“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于1971年3月15日正式召开。除首都出版界的代表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派了代表参加，共有200多人，很多人是从干校刚调回来的，还有不少是军代表。会议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行，吴庆彤同志任会议领导小组组长，自始至终主持并掌握会议的进程。当时在国务院工作的王维澄同志担任会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还有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齐速和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编汝晓钟，连我共四个人。在吴庆彤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起草小组一开始就拟订了一份《汇报提纲》，《提纲》说明当前出版工作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现象，系统地列出了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各类问题，以便向周总理汇报。
4月12日，总理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各方代表，一面听汇报，一面作指示、谈意见。从凌晨1点一直进行到5点多钟，对出版工作作了全面细致的指示和部署。他着重谈了马恩列斯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出版问题，谈了要积极组织出版各类图书，特别是历史、地理和青少年读物的问题，谈了封存图书的处理开放和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谈了出版队伍的问题，还谈了图书的封面设计、定价、稿酬、发行、印刷等许多问题。总理在谈话中有针对性地一再强调要用历史观点看问题，“不能否定历史，不能割断历史”，涉及了出版工作中一系列的政策性问题，使我们深受启发并耳目为之一新。
在总理的谈话中，我感到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关于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次序、提法问题。因为“文革”以来，林彪一再鼓吹所谓“顶峰论”，以及“一句顶一万句”、“走捷径”、“立竿见影”等等，并强调要“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意思就是说，其他的书，包括马列著作在内，只占百分之一而已。于是出版发行毛主席著作成了天字第一号大事，不仅出版部门要全力以赴，其他一切部门也都得为它让路。林彪作序的那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印行了10亿多册，一至四卷的《毛泽东选集》则印了2亿多套，还不包括由各地和部队的造反组织自己编印的不计其数的各类“红宝书”在内。当时全国成了一片“红海洋”，“表忠心”、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成风。在这种气势下，谁要是胆敢把马列著作放在毛主席著作的前面，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那将立即会被指认为“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遭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悲惨命运。
正是由于上述背景，会议文件起草小组在起草《汇报提纲》时，在提到马恩列斯著作的地方，很自然地把它放在毛主席著作的后面，而提到“毛泽东思想”时，则不敢同时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当向总理汇报到“要出好毛主席著作、马恩列斯著作”时，总理马上纠正说：“马恩列斯著作要放在前面”，当时大家思想都为之一震。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当第二次又提到“毛主席著作、马恩列斯著作”时，总理又说：“把马恩列斯著作写在前面”，这时我们才回过神来，感到十分振奋。接着汇报到“要突出毛泽东思想”和“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地方，总理又立即指示：“要提全，前面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要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强调说：“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根，不能割断根嘛!”周总理在会上还特别指示，要尽快重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两个四卷本，并陆续出齐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集》已出21卷，尚有29卷还未出版)。此事很快被列入全国出版计划。其他各类图书，包括一些工具书在内，都在出版计划中一一列入。
这次由国务院直接主持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自3月15日开始一直进行到7月29日，共开了130多天，是当时所有会议中开得时间最长的一个，和比它晚开一个月的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同时闭幕。周总理亲自接见会议代表共三次，4月12日是第一次，第二次是6月24日，第三次是在7月29日会议结束时和其他六个会议的代表一起接见。在这次会上，总理首先对出版会议作了总结性发言，要求大家回去立即行动起来，要多出一些书；还责成各地的第一书记要抓一次出版工作。
周总理在三次接见谈话中，对出版工作当时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和分析；会议文件《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总理曾亲自修改，字斟句酌，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6月16日又参加中央政治局讨论报告的会议，为抵制极左思潮的干扰，争取出版工作有一个好的局面，他呕心沥血，不遗余力。《报告》最后形成了经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中央(1971)43号文件，于1971年8月13日下发到各地执行。
尽管文件最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把持下，和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文件(中央[1971]44号文件)一样被硬塞进了周总理并不同意的所谓“两个估计”，即一是出版界长期来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专了政，二是出版界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或还没有得到很好改造。但无论如何，这次会议、这个文件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给出版工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并使它从此走出了低谷。
文件中贯穿的基本精神，应该说是周总理心血凝成的结晶，如文件明确提出:“要把出版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要大量出版普及的读物，也要努力出版高级的作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要出版政治读物，也要出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历史、地理等图书;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吸收，有选择地出版；在反对崇洋复古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止盲目排外、一概否定和割断历史的倾向”等等。这些都是和当时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极左思潮针锋相对的。要知道那时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林彪反革命集团虽然行将倒台，但“四人帮”权势依旧，他们倒行逆施的活动仍很猖獗。而这次出版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拨乱反正的行动。没有周总理的大无畏倡导，没有周总理的奋力坚持，是根本不可能扭转当时出版工作的衰败局面的。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和落实会议制定的出版计划，会议以后，全国各出版单位很快动作起来，各项出版业务得以恢复和展开。由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并校订了译文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和《列宁选集》四卷本。在1972年一年内全部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也相继迅速出版。
除了马列著作和其他图书得以大量出版外。中央一级和各地方出版部门的大批出版编辑干部也从“五七”干校陆续调回，出版战线的基本队伍终于没有被打散而保存下来，继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同时为了完成马列著作的编译任务，中央编译局的大批干部也在国务院的过问下，摆脱在江西“五七”干校的繁重体力劳动调回京城，使这个难得的马列著作的编译班子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这些都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为我国宣传文化出版事业造福的鲜明例证，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