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是我们的国粹,梅兰芳让中国京剧艺术走出国门,在跨文化传播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一个闪亮的坐标。 梅兰芳曾带团赴日本、美国、苏联访问演出,开创了京剧艺术对外交流的先河。
过去的历史还没有走远,梅兰芳在京剧领域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探索,依然有着现实意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跨文化传播中,于两种文化交汇的地方寻找生长点。
梅兰芳赴日本演出广受欢迎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任帝国主义宰割。与此同时,西方一些文化界人士也将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盛行“欧洲文化中心论”,对东方文化不屑一顾。这种“欧洲文化中心论”也影响到中国,以至有人撰文认为西方戏剧才是人类真实生活的反映,抨击京剧表演粗俗不堪,是远离真实、自欺欺人的造作。
然而,1915年美国驻华公使偶然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为其演技的高超而惊讶,因而在他离任前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要使中美人民更加友好,最好请梅兰芳去美国一次。”正是这句话打动了梅兰芳。梅兰芳开始酝酿将中国的京剧带往国外,使外国人也能欣赏到这种艺术,使海外能了解中华文化的广博与深邃。
梅兰芳到美国演出前,为了取得海外演出的经验,同时也由于筹备访美资金需要更多的时日,便于1919年,应日本东京帝国剧场的邀请,赴日作了一次旅行演出。梅兰芳演的剧目有新编的《天女散花》、《御碑亭》等。《御碑亭》这出戏引起一般妇女观众的共鸣,原因是日本妇女和从前中国妇女一样,受尽了封建制度的折磨。之后梅兰芳又到神户、大阪演出。在梅兰芳赴日旅游演出之前,恰逢日本发生大地震,东京帝国剧场遭到严重破坏。梅兰芳当即进行义演,捐赠一万银元作为修复资金。后来有日本朋友提及此事时,梅兰芳则说:“救灾恤邻是人类应尽的责任。”
1924年10月东京帝国剧场重新修复,该院经理大苍喜八郎便在开幕之际,再次邀请梅兰芳赴日演出。梅兰芳于10月20日至23日与日本歌舞伎演员同台献艺。梅兰芳回忆起这次演出时说:那一次旅行演出,我觉得除了使中国京剧能够为日本人民理解和欣赏是我的光荣和愉快之外,给我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日本人民最喜爱的一种戏剧,日本的主要国宝之一――日本歌舞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不但不觉得陌生,而且很亲切,很熟悉。我的看法是歌舞伎和中国的古典戏剧共同点很多,尤其是京剧。例如歌舞伎剧中人的一切举止动作都不是从生活当中直接搬上舞台,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典型的精美的原料,经过艺术手法加工,适当地加以夸张提炼而成的。他们的唱和舞,是一种与韵律高度结合的艺术,对于身上的肌肉能够极精确的控制。尤其是他们表演战斗的故事,简直和京剧的武戏差不多,当战斗告一段落时,即配之以音乐节奏,作一个英勇的静止姿态,节奏非常鲜明,和我们看京剧名演员武戏的“亮相”有同样的感觉。
梅兰芳在赴日本进行访问演出后,便开始积极筹备赴美的演出了。
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引起轰动
梅兰芳在美国演出之前,空气中弥漫着喝倒彩之声。
1930年美国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这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邀请梅兰芳先生赴美演出。
梅兰芳刚到美国时,媒体认为梅兰芳“男扮女装”是种“怪现象”,带有一种好奇心理。美国媒体有预先报道的习惯,而这种报道由于对梅兰芳的一无所知,一切都只凭猜测,因而发出的声音大都是质疑:难道一个男人扮演女性能引起大家的趣味吗?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国粹?人还未到,喝倒彩之声却已弥漫空间。可以想象这种情况对梅兰芳演出的压力会有多大,要知道这是把京剧带往一个同中国的文化、历史、环境完全不同的国度啊!以至一位美籍华人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是梅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把握的演出,其境况如履薄冰。
张彭春成为梅兰芳和美国观众之间的桥梁。
1930年1月,梅兰芳剧团乘坐的“加拿大皇后”号轮船抵达美国,受到当时中国驻美公使的欢迎,并在华盛顿为梅兰芳举行了招待会。会后梅兰芳演出了《晴雯撕扇》,观众反映非常热烈。但一位叫张彭春的人,曾任南开中学校长对梅兰芳说:“这出戏恐怕美国人看不懂。《晴雯撕扇》的故事是发生在端午节,外国没有这个节日,由此而发生的一些细节,也就不会理解。至于‘扇子’,因为美国人并不使用,对撕扇会感到莫名其妙。”梅兰芳意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说:“张彭春先生,您一定要帮我挑选剧目,如果我失败了,中国文艺界也没有光彩啊!”于是,中国京剧艺术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一步步改进着。
梅兰芳在美国的首场演出是1930年2月17日晚,在纽约的百老汇第49街剧院。观众很踊跃,座无虚席。第一个剧目是《汾河湾》。剧情是薛平贵回到自己的窑洞后,看到柳迎春床下有一双男人的鞋,从而疑窦丛生。观众听完翻译后,哄堂大笑了起来。灯光逐渐暗淡,管弦乐声随之而起,幕布徐徐拉开,灯光忽明忽暗,从幕后闪现出来一位东方女性,身着蓝色长裙,随着欢快的曲调一阵旋转,吸引住了观众的目光。这位美丽姑娘纤细的身腰,滑腻的肌肤,就是西方少女也望尘莫及。梅兰芳高超的演技,使美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汾河湾》之后,依次演出的是《青石山》和《剑舞》。最后压轴戏是《费贞娥刺虎》,其音乐悠扬,唱词婉转,舞台的灯光聚在梅兰芳身上,显现出他所扮演人物高贵、雍容、优雅的风采,令观众唏嘘不已。剧情愈来愈紧张,以至许多观众都站了起来,一阵锣响,幕布落下,演出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暴风雨般的掌声,此起彼伏,夹杂着欢呼声,直逼得梅兰芳谢幕五次才勉强收场。
中国京剧在美国的轰动使美国派拉蒙公司纽约分部想为梅兰芳拍摄一部京剧电影,但梅兰芳在纽约的日程已排得很满,没有时间。尽管如此,梅兰芳还是答应在他演出结束后,利用剧场随便拍一点。正是这一“随便”,成为梅兰芳舞台艺术最早的一部有声影片资料。
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大获成功。而梅兰芳也为中国京剧艺术得到西方人的理解非常欣慰。一位老太太看了《打渔杀家》后,跑到后台问梅兰芳:“这么一位可爱、孝顺的小姑娘,闹了这么个大乱子,就逃跑了,她跑到哪里去了呢?”梅兰芳告诉老人:“小姑娘去了另外一个城市,遇见了自己的未婚夫,两人就相亲相爱地生活着。”老太太明白了以后,十分高兴。
对于梅兰芳的演出,一位美国评论家写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对孪生子从未相遇过,但现在他们相遇了。这一情况体现在梅兰芳的身上。”有一家报纸评论道:在美国社会――将所有各界,无论政界、工商界、学术界等等,都包括在内――每隔几年必定出现一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一次获得此殊的便是梅兰芳。
梅兰芳赴苏联的演出备受赞赏
1935年3月梅兰芳在苏联演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获得巨大成功
当时观看梅兰芳演出的,几乎囊括了当时苏联所有著名导演,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洛维奇・丹钦柯、梅耶霍德、塔依罗夫、爱森斯坦等,甚至还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艺术大师,如布莱希特(B・Brecht)、格果戈(G・Graig)、皮斯卡托尔(E・Piscator)等。梅兰芳不仅会见了他们中的最具代表性和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师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而且还结识了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等著名文学家。他们对中国京剧艺术和梅兰芳的艺术成就,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誉。
由于梅兰芳的青衣和刀马旦的艺术造诣都达到极至,对京剧旦角中的唱腔、道白、舞蹈、音乐、服装、化妆等都有创造性的发展,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到苏联演出的这些京剧剧目都是有唱有舞,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能够使西方人通过欣赏梅兰芳高超的演技,理解戏剧的内容,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C・特列基扬科夫说:“关于我个人,我可以说,7年来没有一种戏我看得如此之多,全部演出我都看了。应该说,一次比一次获得更大的享受。”
1935年4月4日,梅兰芳演出结束后,苏联的戏剧界人士举行了一次座谈。与会者对京剧艺术和梅兰芳的表演均给予由衷的赞美。戏剧家丹钦柯说道:对我们来说,最珍贵的是看到了中国舞台艺术最绚丽多彩、最精湛完美的艺术体现,也就是中国文化给全人类文化所带来的最高雅、细腻、精美绝伦的艺术。
苏联艺术家们从梅兰芳戏剧中也注意到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的区别,如A・塔依罗夫说道:当在梅戏的舞台上,动作转化为舞蹈,舞蹈转化为语言,而语言又转化为咏叹――从音乐和声乐角度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咏叹,同时在多数情况下完成得无懈可击――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梅戏的有机特点。
著名电影导演C・爱森斯坦说道:我们总言必称莎士比亚时代。我们想象中认为自己代表这一美好时期的戏剧――带象征性剧目的戏剧,有时甚至是在没有黑暗的黑夜的舞台,但演员却充分地表现出黑夜的感觉。我们在梅戏中看到了这一点。大为引人入胜的是《虹霓关》这出戏。它如此神奇地表现了黑夜,表现了如何角逐,表现了如何在漆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
梅兰芳戏剧的对外交流,确立了中国京剧艺术在世界戏剧中的地位。
1986年在苏联上演了描写梅兰芳的话剧《大师和他的学生们》,两年后再次与观众见面。该剧的作者是瑞典人克莱贝尔格先生。他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苏联攻读戏剧博士学位,后在斯德哥尔摩教授戏剧,90年代初期任瑞典驻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参赞。他为编写这部话剧,收集了大量资料,非常了解梅兰芳的京剧艺术对欧洲带来的影响。他的《大师和他的学生们》剧本已被译成9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