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揭露了新闻场的本质和真相：一个在“看不见的审壹”下，受象征暴力和商业制约的他律的新闻场，随着网络媒体时代的到来，以新媒体为特征的新闻场呈现出与传统新闻场不同的新特点，其实践活动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关键词 场域 资本 习性象 征暴力 自律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根据1996年3月18日录制的两次电视讲座内容修改、整理而成，属于法兰西公学院系列课程，这是布尔迪厄的一次尝试，希望突破学院限制，面向普通听众。因此《关于电视》简约易懂，这与他其他论著的深奥专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因为这是本大众读物，所以受到了广大记者和学者的猛烈抨击，也促使更多人对新闻场的象征暴力和商业逻辑等新闻实践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一、《关于电视》：新闻场的象征暴力和商业矍辑
当其他学者拒绝上电视时，布尔迪厄则认为学者有责任在电视上讲话，他利用电视来为电视除魅，这是他的一种批判策略，也称为“参与性对象化”。他走进了媒介内部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更为彻底，让人们能清楚地观察到新闻场的本质和真相：一个在“看不见的审查”下，受象征暴力和商业制约的他律的新闻场。
1.“看不见的审查”下的象征暴力
布尔迪厄认为，新闻制作过程受“看不见的审查”的影响，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在新闻场中充斥着政治审查和经济审查，记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操纵别人的同时也受别人操纵。而布尔迪厄认为，这一切的根源则在于整个系统的结构的腐败，促使电视行使了象征暴力，这“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这种象征暴力的一个后果是，选择无关痛痒的“公共汽车式”的新闻(即服务全体大众)，最终导致人们只关注社会新闻而忽视重大新闻或政治新闻，最终扼杀公众的民主意识。
在电视播制时，当电视人戴着特殊的“眼镜”去选择事物并进行建构，电视行业的职业眼光和自我审查制造出媒介问的“镜子”。记者总和同行、竞争对手进行比较。信息的取舍不以受众而以同行为标准，对细微差别斤斤计较而忽视重大差异，容易造成目光短浅和自我封闭，新闻同质化现象由此产生。
此外，电视通过有选择性的报道新闻，能造成动员性的社会效果，它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世界。人们慢慢觉得这个影像世界就是自己生活的真实的世界。
2.受商业制约的新闻场
为阐释新闻工作者实践活动的机制，布尔迪厄引入了“新闻场”的概念。他指出，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他认为。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新闻场，首先新闻场存在一系列关系。包括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等，只要这个空间存在不平等的关系，那么它将永远是权力斗争的战场。其次，在新闻场中的行动者都有特定的位置，各人的实力决定其在新闻场的地位以及采取何种策略改变自己的地位。最后，新闻场其实也是权力的场域，而且权力是不断转移的，并受经济场的制约。而且越来越控制其他场域。
布尔迪厄指出，新闻界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基于收视率的压力，记者如同被结构操作的木偶一样工作，在紧急情况下以“固有的思维”来快速思维，甚至出现了“快思手”(快速思维的专家)，以为“随大流”的公共话题来迎合公众的思维，以此提高发行量。而当商业因素和公众思维逐渐控制电视时，电视不再成为民主的阵地，而丧失了自主性，成为受到箝制的蛊惑民心的场域。
让人担忧的是，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新闻场的经济力量影响到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甚至渗入最纯粹的科学场，传媒通过在场中寻找同谋而对该领域施加影响，布尔迪厄鄙视那些为商业因素吸引而投奔媒体，危及场域自律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批判和揭露他们与记者“互搭梯子”的把戏。
(三)建构自律而民主的新闻场
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对电视实践的批判与反思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他在《关于电视》中不止一次提出，他的讲座的初衷是希望能给所有在影像行业工作的人们提供某些工具或武器，有助于他们的战斗。使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他希望记者们能从无意识中清醒过来，认清新闻场域及其结构的本质，并摆脱象征暴力的束缚，以营造良好的传播条件，建构一个高度自律的纯粹的新闻场。同时，布尔迪厄也号召“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通过集体协作，将电视真正作为表达公众民主呼声的手段和条件。
与此同时，其他文化生产场域要抵御传媒的渗透和控制力量，维护自身的自主性，布尔迪厄认为有两种可行性策略：其一，必须建筑一种象牙塔，人们在塔内互相评判，互相批评，甚至互相斗争，但相互都知根知底。明明白白；在塔内尽可以对阵，但用的武器应是科学工具、技术和方法。“其二，必须提高媒体进入文化生产场域的入场券，要分清场域的界限，推行场内的价值标准，必须捍卫文化生产场研究的奥秘性和靠自主性而获得的研究成果。
二、以新媒体为特征的新闻场的实践
笔者认为，网络媒体中的新闻传播也属于新闻场的传播活动，而且随着技术的革新，以新媒体为特征的新闻场呈现出与传统新闻场不同的新特点：
1.创造表达自由和媒介自律的公共空间
现实社会的媒体一方面以发行量、收听率和收视率为王，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受到其他权力场影响，无法实现一个去他律的客观公正的媒介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媒体轻易就走进了人们的世界，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媒体开辟了新闻传播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中，人们已不再如面对传统媒体那般，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安静地等待反馈。而是能迅速及时地对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有冲击力的回应和反馈。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人们掌握了话语权，能相对自由地对新闻事件发表评论、表达看法，这一定程度上帮助改变了新闻和言论同质化的倾向。同时，在民众高涨的呼声之中，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发出声音的百姓的“民意”，能在新媒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继而推动传统媒体能更为客观、公正地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这为新闻场的自律赢回了一些空间。虽然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也不可避免面临市查，且审查标准几乎与传统媒体相同，但网络媒体的交互特性有利于受众的审查抵制和意见的表达。
2.在习性影响下的虚拟新闻场的实践
布尔迪厄在《实践理论大纲》的脚注中曾经对习性有过解释：“性情倾向一词，非常适于表达习性概念(定义为性情倾向的系统)所涵盖的内容。首先，它表示出一种组织化行 动的结果，带有类似结构之类的意思；它还指明了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习惯性状态(尤其是身体上的)，特别是，一种倾向、脾性、资质或嗜好：”
习性是在场域的社会位置上形成的，实践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习性最能显示出主体性，而且在位置等级和社会出身的等级，即习性的等级之间，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一致。“布尔迪厄认为，社会阶层不是只依据一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界定的，而是依据与那个位置具有正常关系的阶级习性界定的。”对大众来说，通过新媒体的新闻场来维持或改变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以便获得权力或部分权力。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生活在社会中低层的年轻网民，其阶层习性决定其在新媒体新闻场会采取积极主动而带有批判性的行动，来争取在新媒体新闻场域的位置，以期能改善现实社会相应场域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的新闻场不同于现实场域，相对而言是个虚拟世界、虚拟场域，网民容易受虚拟身份以及虚拟阶层的幻觉干扰，习性会出现短暂的伪装和改变。其中一个结果是随着幻觉的消失，真实的阶层习性回归，在短暂地占据一个较优的位置后一切恢复常态，行动者回到与习性相一致的位置。还有一个结果是，行动者有可能造成角色混同和心理错乱，即分不清现实场和虚拟场，分不清楚现实和虚拟的阶层和习性，甚至丧失了在现实场域的位置。
3.虚拟新闻场成为现实社会权力场的延伸
布尔迪厄把}十会空间捕绘成一个场，在这个场中充满力量和斗争，并且行动者会不断尝试为保持或改变这个场的结构而行动。其中权力场更能反映出行动者之间的力量关系，尤其当特定负载着权力场再生产要求的场内已经建立的平衡受到威胁的时候，行动者之间就会产生斗争。新媒体的虚拟场其实也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当行动者进行权力斗争时，自然会把日光投到这到这个新型的战场。虚拟场不仅是现实社会权力比拼的战场，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丰富的权力资本，它所创造的象征权力资本，能为现实社会的政治场和经济场的行动者带来增值效果。权力阶层把新媒体的虚拟新闻场作为现实社会权力场的延伸，通过符号暴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位置，并且以此实现自己的权力资本最大化。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这点。其一，新媒体的虚拟新闻场是反映现实社会权力场的一面“镜子”。通过新媒体的虚拟场的权力变化，我们可以看m或者预测出现实礼会权力场的结构变动。其二，新媒体的虚拟新闻场促进现实社会权力资本增值。新媒体的虚拟场成为试图拥有权力的行动者竞争的要地，目前无论是政界要人还是经济巨头，都试图通过控制新媒体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日前新媒体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与官员角逐国际话语权的网络战场，奥巴马2008年选举胜利就是有力明证，此外新媒体虚拟新闻场还成为了企业经营、提升品牌形象和产品效益的通道。
三、反思以新媒体为特征的新闻场
布尔迪厄认为，掩藏在美丽表面伪饰之下的深层结构维持着社会不平等的格局，而且人们会把这些不平等视作合理和常态来维持或追求。新媒体由于新技术的变革，对传统的新闻场域结构进行了冲击，它部分地改变了新闻场与其他场的格局，至少在表面上让人们看见了变化，
最起码地，人们认为网络已成为发出不同声音的平台。但反思这被人们认为是理想之地的场域，仍然能看见不平等的存在：制度审查和把关仍然存在；网站因为生存不得不重视点击率，“率”的商业逻辑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不像传统媒体那么明显罢了；新媒体的新闻场域始终还是摒弃了那些没有受到文化教育。知识层次低，不懂得运用新技术的群体和阶层，那些人因为缺乏新媒体文化资本而被排斥在场域之外；而那些拥有丰裕的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在新媒体场域如鱼得水，甚至有与政治场和经济场抗衡的力量，但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他们在网络上发表批判言论的时候，时常会透露出摇摆不定的立场，这是由其习性所决定的，其实是想通过新媒体渗透到专业场域内部，试图改变专业场域的游戏规则。归根结底只是在衡量并改变自己在权力场域中的位置，并非真的有带领普罗大众追求平等社会的意图，因此可能会整体无意识地受制于象征暴力，并促成支配力量的发展。并且新媒体新闻场实践中面临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虚拟身份与虚拟阶层的幻觉容易导致人们在虚拟场域的习性失常和角色错乱，对行动者的实践产生干扰，这在现实社会场域没有出现过。
同时值得思考的是，在人们获得表达自由的同时，新媒体的新闻场真的能迎来高度自律吗?知识文化场要达到高度自律，需要抬高进入的入场券，对于新闻场来说也是如此。而新媒体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只要是懂得运用电脑的人都能参与信息传播，因此其入场券并不昂贵，它带来了平民狂欢的同时，又在酝酿软暴力。新媒体确实唤起人们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自觉意识，但不乏一些人表面伸张正义，实质搞媒介审判，还有一些人和《关于电视》中提到的一样，先是煽风点火。然后理性批判，而其他一些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则盲从起哄，导致新闻场成为一潭浑水。人们在表达自由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成了符号暴力的施予者，尤其是在网络暴力下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这绝非新闻场自律的表现。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表达自由和媒介自律成为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体：
从《关于电视》不难看出，布尔迪厄自始至终都在追求一个目标：阻止和防备以理性的名义滥用权力，并且传播抵制符号支配的武器：“这个目标也是新媒体实践所追求的。以新媒体为特征的新闻场域虽然比传统的新闻场来说，在声音的多元化上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下象征暴力以及商业逻辑的影响仍然存在，而且大多数受众无意识影响下的网络暴力倾向更需引起重视。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知识分子能发挥社会责任感，成为肩负媒介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领头人，而且还要提高全民的媒介素养以及文化教育综合水平，才能将新媒体的新闻场打造成真正纯净、高度自律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