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界定“中国古代”、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和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等概念，在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比较中阐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在学术立场、目标定位和致思取向诸方面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揭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之“史”的本质特点。 [关键词]图书馆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 [分类号]G259 在从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之前，首先要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做出准确的概念界定和学科定位。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至少涉及到关于“中国古代”的时代断限、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之“史”的本质等几个层次有别而又密切相关的内容。厘清这些相关概念的内涵及彼此关系，无疑是理解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基本前提。 1 关于“中国古代” 历史学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其上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乃至“盘古开天地”之际，而其下限则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我们知道，中国所谓“近代史”正是从1840年开始的。但图书馆学思想之“史”有其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并不完全接受历史学的规约。 首先，从上限来看，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根据这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笔者认为，图书馆从哪里开始，图书馆学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我国的官方藏书早在夏代便已经出现了”，因此，图书馆学思想史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上限应该是夏代。然而，存留于今的最早藏书实物是殷墟窖藏甲骨，因此，我们在现实研究中，只能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中所谓“中国古代”的上限，推源于距今3400-3100年之前的有藏书实物可考的商代晚期。众所周知，殷墟窖藏甲骨是盘庚迁殷到纣辛亡国汁八世十二王273年间(约公元前1395－1122年)商朝晚期(史称“殷”或“殷商”)的遗物。其次，再就其下限而言，中国近代图书馆及其与之同步的图书馆学思想并不是产生于1840年，而是直到20世纪初才真正诞生。 综上，图书馆学思想史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实际包括从殷商到20世纪初近代图书馆学思想诞生前夕约3000余年的时间跨度。 2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 20世纪初的学者们相信，图书馆“是现代新进事业之一”，这一认识事实上否认了中国古代有图书馆的存在。流风所及，一直影响到今人对中国古代图书馆的理解。例如，谢灼华主编的全国高校图书馆学核心课教材《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在述及1840年之前的古代图书馆时均采用“藏书”术语，而拒绝使用“图书馆”一词。台湾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一书以“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冠名而又以“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为副标题，事实上也是默认中国在“清未”之前没有图书馆。笔者相信，应该没有人坚称：衣服就是西装，中国古代没有西装，所以中国古人没有衣服。但中国学者似乎相信：“开放”是图书馆的核心特征，中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各种官私信息机构没有完全开放，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更遑论图书馆学或图书馆学思想。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藏书，无论是就其文献收集、整理还是保存和利用，都完全适应并支持了传统文化的生成、传播和发展，承担着类似library的文献支持和信息保障功能。虽然古代的文献信息机构与西方近现代library有不同之处，但并不妨碍我们认定中国古代有图书馆的存在。这就像中国古人的衣着与西服虽有若干不同，但它们都具有以布料为主要原料，以防寒、遮羞、美感等为基本目的的本质一致性，因而两者都是衣服一样。 3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理论、方法和原则的系统总结。然而，当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存在尚在质疑之中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也就丧失了基本指谓，有关建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努力遂成为无本之末的徒劳之举。由此导致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还只是停留在以历史事实或历史知识的再现为目的的史实描述层次之上，缺乏基本的学科建设诉求。从现有涉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著作来看，王酉梅《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卢荷生《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等著作所涉内容虽然包含古代的图书馆乃至图书馆学，但两者皆没有以“图书馆学”名书，事实上是否认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学”。吴仲强《中国图书馆学史》虽以“学”名书，但在该书所分9个章节中，“中国图书馆学史”只占1章，其余8章则由“中国图书学史”、“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版本学史”等邻近学科构成。并且，和其他八章一样，“中国图书馆学史”这一章再由古代、近代、当代(或现代)三部分组成。这样，我们期待的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内容在全书348页正文中只占了不足16页。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上述尴尬，本质上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前提：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并不是一门具有学科自律性的科学，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有“图书馆”。而基于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数千年图书馆实践，中国先贤也产生了关于图书馆的理论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总体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1807年德国学者施莱延格以来的近现代西方科学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并不完全等同，但并不妨碍我们称其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这正像中国古代的哲学或文学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西方哲学或文学并不完全等同，但不妨碍我们肯定中国古代有哲学或文学的存在一样。 承认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并非是为了满足“先前曾经阔过”的狭隘民族自尊，而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基本史实及其相关理论思考的清醒认识。从现代图书馆(而不是古代藏书)的角度对古代藏书进行学科认读，能够超越“整理国故”的史实描述层次，并在古今对读的过程中为现代图书馆提供基于中国先贤智慧的思想资源。毕竟，“古代”藏书的研究主体是今人，其成果也是为今人服务的。 4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 在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对比中，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本质得以突显。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是以古代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发展历程为对象，重在对这些图书馆史实的描述和分析。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则更为强调和重视古代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历程背后的思想旨趣和观念动机，从而从思想之源的角度揭示这些史实存在的精神动力。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所关注的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发展历程无一不是特定“思想”的产物。并且，只有在图书馆学研究成果所揭橥的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史实背后之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分析。因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既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前提。 总之，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研究，但两者毕竟存在学术立场、目标定位和致思路向上的重大差别，值得仔细辩明。 首先，学术立场不同。古代图书馆学是以历史上具体存在的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侧重对图书馆行为、事件、事实的知识构建与描述，是对图书馆现象和事物本身的诠释与分析。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则聚焦于对学科研究所关注的图书馆行为、事件、事实之知识和史实所蕴含的思想依据(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其核心是对某些或某种特定图书馆模式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深层动因予以阐明，从而揭示具体的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背后的文化观、价值观、社会观、历史观等。显见，思想研究以普遍性和深刻性为基本特点，以一般性的观念和理论系统的逻辑成因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为探索对象。总之，思想研究致力于向图书馆行为的底部和深层的挖掘，是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某环节或全部链条中的精神和文化表达。 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转变，也就是从重视直接的关于文献行为之历史经验的描述，转向探讨这些经验意味着什么。因此，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怀，而不只是纯粹的知识建构。例如，古代书目中有关文献的具体分类原则、排列方式等是古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而如此分类或排列的精神旨趣则是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内容。如果说图书馆学研究重视史实和知识，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图书馆学思想研究则重视史实和知识背后的精神活动，是关于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之意义的认识、定位及其可能的解释，着重解决“为什么是”的问题，因而更接近于对图书馆事实和行为背后的内在本质和深层规律的探讨。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关于“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对图书馆史实的认识既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深刻的。 其次，目标指向不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以古代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总和为对象，一方面要对古代的图书馆实践所折射出来的认识进行理沦总结，例如，将刘向的文献整理工作总结为“广罗异本”、“校勘文字”、“条别篇章”、“撰写叙录”等步骤。另一方面，又要对古人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总结再行总结，分析其是非得失和特点规律。例如，“通纪有无”、“类例详明”、“泛释无义”等是宋儒郑樵结合自己的文献工作实践而形成的理论总结，“古代图书馆学”研究需要对这些理论再行分析。然而，无论是对于古人实践的理论总结，还是对基于实践的古代理论的现代理论分析，都是紧扣古代图书馆实践的，都与古人的具体文献操作具有直接对应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古代图书馆学的学术旨趣是对历史实践的理论提升，并期待对当下的实践有所借鉴。例如，“广罗异本”是今人对刘向文献实践的总结，并对今天的文献整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类例详明”是郑樵对自己文献分类的总结，今人对该理论的再行分析，最终也将落实为该理论对古代图书分类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对今天图书馆文献分类实践有什么具体的借鉴价值。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以历史上具体存在的图书馆为对象，围绕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具体文献实践而形成的理论总结或再总结，是一门关于图书馆实践的理论知识之学。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则超越了直接回应实践的操作层面，致力于在实践及其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对当时总体文献文化的观念或设想。例如，刘向“广罗异本”、“校勘文字”等所有努力的深层动因是要纠偏“不复仲尼法度”的文化现状。这一“思想”既是刘向对当时社会文化总体认识的集中表达，也体现在具体的文献集藏和整理的实践操作之中。换言之，刘向表面上的“广罗异本”、“校勘文字”等文献实践，最终要服务于纠偏“不复仲尼法度”的文化理想，从而将图书馆学成果运用到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领域。由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也从基于实践提炼而来的知识真理走向意义和价值层次的深层表达，尤其强调图书馆在社会文化重塑过程中的作用。 再次，致思取向不同。图书馆学史把图书馆的历史视为人类文献实践的结果，侧重于描述图书馆现象本身。它虽然也要考察社会历史背景，但主要还是在“图书馆学”自身的学科视野下，以学术分科或专业分工的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论框架和价值观念来分析问题，因而往往局限于事实实证，就图书馆自身的学科特点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具有十分明确的学科本位意识。而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把历史上的图书馆现象视为人类文化的自觉选择行为，致力于揭明现象背后的观念，并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把握和解释历史。因此，思想史研究固然要关注历史上的图书馆现象，但更应侧重于从思想之源的角度查找支撑这些现象的精神观念。 “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提出学术命题，这决定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史之间具有深层的统一关系。这就需要结合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思想史资源，在总体文化思想背景中考察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尤其要重视各个历史时期积淀为理论形态的图书馆观念，并将之整合到文化史的整体研究中，从而展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深层内涵及其历史演进的全貌。例如，据《汉书・艺文志序》可知，汉武帝曾“大收篇籍”、“置写书之官”。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角度来说，应该重点研究武帝此举的藏书建设内涵(如“大收篇籍”的具体方法和手段)、现实功效(如“大收篇籍”对官府藏书规模的现实影响，比如导致“书积如丘山”)、对今天文献资源建设的意义等方面的内容。而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角度来说，则应该重点研究其藏书建设背后所反映的文教政策及其所表达的行政目标(诸如以藏书建设为起点，宣示“稽古佑文”的政教动机)，从而揭示藏书建设这个“纯粹”图书馆学问题是如何影响社会文化的以及影响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因而不再是“纯粹”的图书馆学问题，而变成了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问题。正如许纪霖指出：“思想史与一般的知识史、学术史不同，它涉及的对象并非知识领域的一般或专业的知识，而是曾经或者能够对社会和时代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潮、观念和公共意识，换言之，它也是一部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同样，图书馆学思想本质上是社会思潮、观念在图书馆文献活动中的反映。立足于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把握是思想研究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因而需要一种跨学科视野，具有相对于学科研究的思辨色彩。 综上，古人的全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都是根据某个目标而进行的，而该目标又是由支配全部行动的价值系统所决定的。这个价值预设就是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它作为一种意义模式决定了图书馆全部认识和操作的目标、取向、知识和态度，并导致古代图书馆认识和操作中应该努力追求什么而又刻意避免什么的倾向性选择。 5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之“史”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是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生、发展的演变历程。尽管，与图书馆有关的历史活动是图书馆学思想产生的动因，自然的历史遂成为思想史的必要条件，但思想史并不等同于思想的历史，思想之“史”本质上指抽象的时间矢量或思维构造中的时间意向，具有“变化”、“演进”的涵义，因此，自然的历史不是思想史的充分条件。所以，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既有广义历史演进的内涵，又有图书馆学思想自身演进的特征。思想史研究必须在阐述个别思想家相对独立的思想的基础上，揭示图书馆学思想观念的历史演化过程和谱系变革的动态特征。 总之，如果说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重点是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图书馆学思想家的个别思想的具体内涵及其特点，那么，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之“史”，则需要在个别思想家的个别思想的基础上，梳理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传承关系和异同关系，并总结出整个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基本走向、总体规律以及整个思想史研究体系的学科建构和意义揭示等问题。因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内容远远大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家的个别思想的简单叠加，思想“史”意义上的思想发生、发展的完整历程，可以呈现出思想的走向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可以揭示现在和未来图书馆学思想何去何从，从而具有现实意义和未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