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的脸，很像你爷爷” 1991年8月的一天，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在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挽扶下，走进香港的新光电影院，对号入座在中间座位上，全场连他们在内也只有七位观众。 放映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题材影片《开天辟地》。在近三个小时的放映中，这位老者全神贯注，没靠椅背，也没讲一句话，完全沉醉于影片情节之中。 影片放完散场了，他依然坐在座位上凝视着银幕。当影院服务人员催他出场时，这位老者似乎才从沉醉中醒来，无限感慨地对身旁的女士说： “这是我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你爷爷比较公正的形象。不过，你爷爷不太像，丑了点，脸再秀气一点，鬓角高一些就好了。”接着又说，“你看我的脸，很像你爷爷。” 这位老者是谁？他就是陈独秀与第二位妻子高君曼所生的儿子陈鹤年，身旁陪伴的女士是从北京来港探望他的长女陈祯祥。 陈鹤年已有三十年没看过电影了。这次女儿陈祯祥从内地来港探望他，在报纸上看到新光电影院上映《开天辟地》电影的广告，就建议他去看。 陈鹤年理解女儿的心情，同时又经不住女儿的劝说，只得同意去看这部电影。谁知电影一开始，就像一块磁铁一样把他紧紧吸引住。随着情节发展，他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这也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母亲的形象，又是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父亲没有被扭曲的艺术形象。他想起当年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和坎坷、火热的青年时代……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老泪盈满眼角。女儿陈祯祥见老父亲动了感情，温柔地说： “爸，历史总归是历史，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但愿如此，也该如此……”陈鹤年手扶了扶眼镜，无限感叹地对女儿说。 “父亲，我准备组织人劫狱 救你出去！” 陈鹤年，又名哲民，生于1913年，是陈独秀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 陈鹤年呱呱坠地来到人世间不久，父亲陈独秀反袁“二次革命”失败遭难，便随父母和比他大一岁的姐姐陈子美，连夜乘船逃离安庆抵芜湖。父亲陈独秀一到芜湖，就被叛军逮捕，险遭枪决。自此，陈鹤年除1930年随母亲高君曼来安庆为姨妈（即高晓岚）奔丧外，再也没有回过故土安庆。 他的童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父亲陈独秀为了革命四处奔走，他随父母辗转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没有过过安定的童年生活。十来岁时，父亲与母亲感情破裂，他们姐弟随母亲独居南京破草屋，过着凄凉、贫困的生活。童年的苦楚，给他们姐弟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由贫困生活所迫，他们姐弟二人十几岁就半工半读，进了职业学校学习求生的实用技术。姐姐陈子美学妇产科，他学电讯。 1931年冬，母亲高君曼不幸病逝。流离失所的姐弟俩并没有去上海找他们落难的父亲陈独秀，而是走着各自的生活道路。十八岁的姐姐陈子美与在银行、供销社任职的张国祥结婚时，陈鹤年已学完电讯，又到扬州上高中。在此期间，他获悉父亲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关在南京监狱。尽管他与姐姐陈子美对父亲陈独秀的感情存在着某些芥蒂，但毕竟是自己的父亲，于是陈鹤年去狱中探望了父亲陈独秀。这是1930年他与母亲来南京定居后，第一次与父亲见面。年幼的陈鹤年为父亲的安全担忧，深知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于是天真地对父亲说： “父亲，你既入虎口，生命难保，十分危险，蒋介石随时都可能秘密地杀害你。因此，我准备组织人劫狱救你出去！” “胡闹!你个小伢子懂得什么？千万别胡来！”陈独秀听了厉声斥责道。 陈鹤年被父亲厉声斥责后，气得转身就走，再也没有来看陈独秀。这就是他与父亲陈独秀的诀别。 陈鹤年在扬州读高中时，是个穷学生，生活清寒，但他刻苦学习，成绩很好，颇受老师的喜欢。读到高三时，陈鹤年又转到北京。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父亲陈独秀当年任教的北大，在政法系读书。由于年幼就受父亲的影响，接触的大都是地下党的领导人，尤其哥哥陈延年、陈乔年的光荣牺牲对他影响很大，在北大读书时，陈鹤年就以一颗火热的心，继承两个哥哥的遗志，加入了地下党，成了预备党员，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遭通缉迫居香港 1935年，日本向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指使汉奸在冀东和察哈尔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陈鹤年同千千万万爱国青年一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义愤填膺，积极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蓬勃发展的学生救亡运动中，陈鹤年认识了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许桂馨，两人一见钟情，由热恋而结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此时刚读到大学二年级的陈鹤年与许桂馨的爱情结晶――长女陈祯祥出世了，这给他们这对年轻夫妇带来了无限幸福和欢乐，但也给他们从事革命和抗日活动带来了不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面抗战。大批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纷纷响应中共的号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陈鹤年夫妇由于女儿出世的拖累，未能如愿去延安，后来由地下党分配到北京西山抗日游击队。在这里，夫妇俩全身心地投入抗战工作。陈鹤年学过电讯，在西山游击队负责收发报，并培养收报人员。那时，游击队的电讯设备很差，都是从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由于他认真负责，技术熟练，排除了敌人的电波干扰，干得非常出色，受到游击队领导的表扬。许桂馨则在西山做群众工作，积极宣传抗日，发动和组织妇女做军鞋、军用手套，支援抗日前线。那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既没有工资，更没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经常随着游击队四处奔波，出没于农村和山区。这一切都没有难倒他们，他们在艰难的斗争中锻炼成长。 由于陈鹤年工作出色，党组织又派他到广西桂林地下党创办的抗日报纸去工作，妻子也随同去了广西。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抗日报纸，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和破坏。1938年的一天，地下党获悉国民党特务要来捣毁抗日报社，通知工作人员立即疏散转移。陈鹤年在报社小阁楼上收发完最后的电讯时，国民党特务已荷枪实弹包围了报社，他凭着机智侥幸从地下室逃了出来。之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一家人去了香港，陈鹤年先后在《光明日报》、《立报》任编辑、记者并兼收发报，成了个多面手。 陈鹤年写得一手好文章。也许是受父亲陈独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笔锋犀利，并以“哲民”为名发表过许多宣传抗日的文章。不久，他又奉命回到桂林，仍在地下党办的报纸做编辑和收发报工作，其间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又起，他由于著文反对国民党而遭到通缉。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全家又辗转到了香港，在《星岛日报》工作并正式定居香港。自此五十多年间，陈鹤年再也没有回过内地。 陈鹤年为人厚道，对工作一丝不苟，对技术精益求精，尤其译电技术高人一筹，所以，他在《星岛日报》一干就是几十年，期间升为译电室主任，包揽了一层楼的电讯工作，直至2000年去世前，他仍在辛勤工作。升为译电室主任后，工资提高了，手中有了点钱，但他并没有追求高消费，而是用来开办少年出版社，像他父亲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一样，把出版社的宗旨和对象定为面向青少年，先自办、出版月刊《学生文丛》，后改为《青少年》。1978年，为配合内地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大形势，他把刊物由社会科学调整为自然科学类科普读物，更名为《科学模型》，仍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自写、自编、自办发行。在香港办这样严肃的刊物是赔钱的事，而他还是矢志不渝坚持办下去。女儿陈祯祥在香港探亲时，不解地问老父亲： “爸，你已八十高龄了，苦了一辈子，何不享享清福？你又明知办这个刊物是赔本的事，我看不要再办了吧!” “阿祥，当年你爷爷提倡‘科学与民主’，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同样需要这两样东西。办这个刊物，旨在向青少年传播科学知识，也算是我这个海外赤子对祖国尽了一点微薄之力。”陈鹤年对女儿陈祯祥意味深长地说。 陈鹤年独居香港五十多年，但他一直深深热爱着祖国。1949年12月广州解放后，他就把十二岁的长女陈祯祥和九岁的次女陈祯荣送回大陆读书，希望自己的子女在新中国接受教育，长大成才，更好地为祖国建设服务。为此，对祖国充满希望的陈鹤年1952年与夫人许桂馨商定，由夫人带着他们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回内地定居。他万万没想到，与妻儿这一别，近四十年没有能再相聚；他更没想到，妻儿在大陆几次政治运动中因“陈独秀”这三个字遭受厄运和灾难…… 女儿成右派妻子被“逼”离婚 1937年陈祯祥出生时，爷爷陈独秀还被关押在南京监狱。她出生后，就随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失去了童年的幸福和欢乐。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母便把十二岁的她和九岁的妹妹陈祯荣送回祖国怀抱，就读于北京的学校。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正在北京读初中的陈祯祥刚满十三岁，热血沸腾的她瞒着父母，也没听从师友的劝阻，毅然报名参军，要去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结果未被批准，为此，她还哭了鼻子。 数年之后，一场整风反右的风暴无情地席卷神州大地。正在北京某大学读书的陈祯祥，怀着帮助党整风的天真愿望，在院领导的再三动员号召下，鼓足全身勇气，总算“鸣放”了一炮――学校图书资料少，新老师多，教学质量不高，建议院领导采取措施，边整边改。她万万没想到，一条意见成了自己的“弥天大罪”，反击她的大字报四处贴满，批判会一个接一个： “陈祯祥给教学质量提意见是假，否定党的教育事业是真!” “陈祯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企图在教育战线上打开向党进攻的缺口！” “陈祯祥，你必须老实承认，你是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的孙女。你父亲在香港，你反党是有意识的，你是天生的右派!” “陈祯祥对党不满，对党怨恨是有阶级根源的！你爷爷陈独秀如果不开除出党，你父亲至少是中央的一个部长，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不会来师范学院的，所以，你早就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 …… 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一齐打，压得陈祯祥喘不过气，抬不起头。她偷偷地哭泣，冥思苦想。她连爷爷陈独秀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难道爷爷有问题，后代就一定会反党？难道定居香港的人都不是好人？子女也不是好人？……她怎么也想不通，辨不清。起初，在班上党支部的促帮会上，她还为之反驳，但几次班级和系的批判会把她批驳得“体无完肤”，压下了她的“反党气焰”。她从此沉默不语，听天由命。运动结束，她这个“天生右派”终于落网，被定为二类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以观后效。从此，陈祯祥心中一股热爱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青春之火几近熄灭，她为此痛哭了好多天…… 陈祯祥在学校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处理，起初还瞒着在一家职工医院当司药的母亲，怕母亲承受不了这种意外的政治打击。后来，当母亲从她同学的口中得知消息后，如同晴天霹雳，悔恨当年不该跟陈独秀的儿子结婚，害得自己的女儿成了右派。此时，她才悟出“陈独秀”这三个字的分量及其给儿孙带来的政治阴影。她愁得生了一场大病。在病中，她左思右想，为了使在内地就读的几个子女不再遭受陈祯祥的厄运，摆脱陈独秀的政治牵连，她含着泪水，毅然提出与在香港的陈鹤年离婚，意欲彻底与陈家断绝关系。经北京中级法院和香港代办处联系， 1958年双方协议离婚，陈鹤年每月付抚养费六十元。 然而，在那个极左年代，许桂馨虽然与陈鹤年离婚划清了界限，但她的全家照样被打入另册，子女们依然因陈独秀的问题入不了团，政治上受歧视。1964年，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她的三女儿陈祯庆因写批判陈独秀的材料少，被说成与陈独秀未划清思想界限，立场不稳。这样，三女儿从北京某大学毕业后，迟迟不被分配工作，还让她到植物园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为此，全家通过反复讨论并决定，由二女儿陈祯荣写信通知在香港的父亲陈鹤年，每月的六十元抚养费也不要了，以表示彻底与陈独秀划清思想界限，以求安生。如此，许桂馨及其儿女长长地松了口气，似乎解脱了套在脖子上的精神枷锁，扫除了“陈独秀”三个字笼罩在这个家庭的政治阴云，以为从此再也不会受陈独秀问题的株连了。 “文革”中妻儿灾难深重 许桂馨一家人太天真了，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再次受到陈独秀问题的株连，全家五口无一人幸免，遭受了更为深重的政治灾难。 人们也许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烈火燃烧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以显著的标题发表了这样一篇举足轻重的大批判文章――《彻底批判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在这篇大批判文章的烈火燃烧下，陈独秀在北京的儿孙们再遭厄运。 ――儿媳许桂馨。被诬蔑为“特务”、“坏人”、“陈独秀的孝子贤孙”，关进“专政对象学习班”，批斗、逼供信……后又被强迫下放劳动，吃尽了苦头。 ――长孙女陈祯祥。所任教的中学造反派在全校群众大会上勒令她检举揭发陈独秀并交出陈独秀的照片。陈祯祥从来没见过爷爷陈独秀，也没见过陈独秀的照片，她哪里交得出。造反派便把她的档案抛出来，说她是右派翻天，包庇陈独秀，是陈独秀的孝子贤孙。于是对她关押、抄家、残酷批斗，实行专政，致其患下全身病症。与她同在一所学校任教的丈夫刘邵也未能幸免。夫妻俩因教学认真曾受到校长的表扬，造反派就把陈祯祥夫妇俩和校长打成反党“三家村”，还写批判文章在报上发表。她的丈夫刘邵最终被迫害致死，而造反派竟然宣布他为“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还勒令陈祯祥检举揭发丈夫的罪行，划清界限，争取宽大处理。陈祯祥经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而病倒，即使这样，造反派还是不放过她。生性倔犟的陈祯祥不甘心当“反革命”，于是，她瞒着母亲许桂馨接二连三地写信申诉，而这一切不仅无济于事，反而罪加一等――说她“翻案”!接踵而来的，又是拷打、审问、逼供…… ――三孙女陈祯庆。只因买毛主席像章时随口说了一句“六角钱贵了些”，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说是对毛主席的诬蔑。又说，毛主席像章是无价之宝，“六角钱贵了些”是对毛主席的贬低。于是，陈祯庆被戴上了双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加之她又是陈独秀的孙女，罪加一等，四处游斗。此时，正是她第一次怀孕临产，为此吃尽了苦头，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摧残，致使她至今双手痉挛，用不上力气，拿不住东西。 ――孙子陈祯祺。“文革”开始那年，他刚十八岁，因为他是陈独秀的孙子，又因父亲陈鹤年在香港，所以参加红卫兵不到两个月，便被剥夺了参加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利。但他并不气馁，写血书，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8年8月，他被分到内蒙古武川县插队。他吃苦耐劳，事事干在前，又少言寡语，谨小慎微，但却被视为专政对象，连贫下中农的会议都不能参加。1974年，北京派人到内蒙古知青插队的县社招工、招考教师，尽管县社一致推荐陈祯祺，但又因他是陈独秀的“贤孙”而被排斥在外。与他同去内蒙古武川县插队的三百多名知青大部分陆续招工回北京，到1976年时，只有他一个人还在靠挣工分吃饭。他三次参加高考，成绩都不错，还是因为他是陈独秀的孙子而被拒于高等学府大门之外。 噩梦醒来 1979年，中央给陈祯祥一家落实了政策，彻底平反。此时，她的母亲许桂馨已年近八旬，退休在家，与陈祯祥生活在一起安享幸福的晚年。陈祯祥曾在北京某经济学院任教，为副教授。 1984年，陈祯祥及其弟妹们喜出望外地见到了从未见过的三伯父陈松年，使失去几十年联系的陈独秀后裔，又结根攀缘起来…… 1992年5月，陈祯祥自费去了爷爷陈独秀晚年生活并病逝的江津县，探寻爷爷当年的足迹。当她走进爷爷陈独秀石墙院的破屋故居时，不禁哇的一声哭了。她简直不敢想象，当年爷爷陈独秀在这僻静、落后的山村是怎样生活的，又是怎样在这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石墙院破屋度过最后岁月的。接着，她又风尘仆仆地赶到自己的故乡――安庆。在安庆，她又与陈独秀在安庆的孙辈――她的弟妹陈长琦、陈长�、陈长璞相逢，四人又同去凭吊了爷爷陈独秀的墓，他们伫立墓前久久沉默，泪流满面，不愿离去……■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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