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世界史的学者都发现，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大帝国，但多在分裂后，就不再能恢复统一了。例如，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而唯独中国，不论怎么分裂最终都能恢复统一。是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深究中国终能“分久必合”之道理，除了文字外，其实是来自文化的因素，即中国的王道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编者)。什么是王道文化?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和“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尚书・洪范》。因此，王道具有几项性质，一是须自我修养的“克明俊德”；二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和睦和平；三是要无私和公允的“大我精神”。 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产生，根据古史传说，并不是来自暴力的征伐，而是来自重大民生的发明。《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无食果、菰、蟀、蛤，腥臊恶臭，而上海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庖羲氏发明畜牧，神农氏发明农业，轩辕氏发明车子，嫘祖氏发明丝织，仓颉氏发明文字。 至轩辕氏皇帝发生征战，乃因“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成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五帝本记》)。 王道不是没有征伐，但必须是平民伐罪，或者为了和平而“以战止战”。中国的王道文化向来是反对以劫掠为目的的战争，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到唐诗、元曲，充满了反战的和平思想。 有巢氏、燧人氏等，只能是氏族共主，而有经常替换的古代氏主，至夏、商，共主的地位才得以长期化和稳定化，直到周建立宗法封建。氏族社会的凝聚是依赖血缘关系，宗法封建也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团结这样的血缘关系是“亲亲”，要“亲亲”就得“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说：“亲亲，仁也。”(《孟子・告子下》)《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所以，王道的和平还具有“亲亲”的性质，而有孔子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 中国文化对外要和平，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李氏》)故王道是自我要求和自我修养，而不是靠武力征服的“罗马的和平”或“美国的和平”。对内要和平，就要统一，统一就是“太平”。这种追求和平、追求统一的文化，当是中国历经变乱终能“分久必合”的动力。 台湾大都是由大陆移民过来的各族人民，其中以闽粤两省最多，多属汉族，其中占75％的闽南人，又称“河洛人”。台湾汉族代表祖居地的堂号多细水、颍州、汝南之类，不但不是台湾地名，也不是福建地名，而多是河洛一带的地名。“河洛”一词见于《史记・封禅书》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三代乃指夏、商、周，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易经・辞传上》云：“河出图，洛出书。”河洛文化乃是“易”卜筮的文化。“易”经周的人文化而有“礼”，周东迁后，“周礼尽在鲁矣”(《左传・鲁昭公二年》)，而有孔子儒家。 至晋“永嘉之乱”，“河洛萧条”(《晋书・桓温传》)、“河洛丘虚”(《晋书・孙楚传》)，河洛人入闽，所居地称“晋江”。唐中叶，公元676年至678年，陈政以鹰扬将军戍闽，陈政殁，子陈元光继其位，680年，潮州叛变，陈元光平定潮州，请置漳州府，后人感念尊称为“开漳圣王”。唐末，889年至904年，王潮、王审知兄弟任福州威武节度使入闽，王潮殁，弟王审知继之，被封为琅琊王。五代十国时，则自主为闽王，陈元光父子、王审知兄弟皆河南光州固始县人，固河洛人也。南宋朱熹长期在福建讲学，形成闽学，漳、泉、晋江子弟多其门人。至郑成功、陈永华来台，开科举、兴学校，闽学来台。朱熹注《四书》亦随闽学入台，台湾遂为海上中华。 近代中国由于工业落后，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而沦为列强争逐瓜分的半殖民地。知识分子丧失民族自信心，为救亡图存，在尝试错误中摸索前进。改革开放30多年，大陆务实的“摸着石头过河”，依赖自己的条件和方式崛起。“现代化”已不再是中国人高不可攀的梦想而已。但是，至今中国尚未统一，国际上恒有敌意的“中国威胁论”仍存在。考察近代中国历史，似乎只有割地赔款，甚至屡遭列强割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中国牺牲惨重，贡献良多。至今，中国也从未对周边国家作过任何掠夺，只有带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经济，以自己人民勤劳的血汗提供了发达国家市场的廉价商品，更从未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所以，问题不在“中国威胁论”，而在于西方个别国家的价值观，那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霸道文化。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孙中山把地球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物质进化时期；二是物种进化时期，而有物竞天择；三是人类进化时期，当“以互助为原则，国家社会者，互助之体也；仁义道德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孙文学说》第四章)孙中山进而批判这种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为帝国主义张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说：“动物之强弱，植物之荣衰，皆归之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进化学者遂举此例，以例人类国家，凡国家强弱之战争，人民贫富之悬殊，皆视为天演淘汰制公例。故达尔文之主张，谓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后起学者随声附和，绝对以强权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诉诸良知，自觉未敢赞同，诚于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灭于人赋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社会组织之不善，虽限于天演，而改良社会之组织，或者为人为之力尚可处乎?”(《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1912年10月15日至17日演讲) 孙中山在《大亚洲主义》(1924年)的演讲中，也区别了东方王道文化和西方霸道文化的不同。他说：“我们现在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问题呢?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孙中山认为王道就是讲仁义道德，是讲和平的，中国应该把和平的王道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国，并谆谆告诫中国的后人说：“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民族主义・第六讲》) 所以，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的崛起，而是和平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是王道文化的复兴，是道德文明的复兴。 10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正式号召全球中华儿女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努力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并向两岸同胞呼吁：“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振兴中华的宏愿，应该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大陆和台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当今时代，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标。” 两岸同胞本来就是同文同种和血脉涌源来自河洛的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能“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以中华文化统合两岸，完成祖国的统一，重现中国的太平，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复兴中华文化的道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