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25年3月，张闻天在重庆创办了他生平第一份政治刊物――《南鸿》周刊，给当时重庆的保守和反动势力以很大的震动。对于张闻天创办这份刊物的原因，通过对其本人人生经历、思想状况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南鸿》周刊是张闻天早期编辑和写作经验积累的结果，是其思想价值观自我认定的归宿，更是其立志批判社会、试图改造社会的产物。
［关键词］ 张闻天《南鸿》周刊 思想认定 社会批判
1925年3月30日，25岁的张闻天在重庆创办了他生平第一份刊物――《南鸿》周刊。这份以文艺性和社会批判性而著称的刊物，在当时的重庆轰动一时，犹如闪电般划破沉闷的天空，为知识青年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本文拟从张闻天的人生境遇、思想状况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入手，力求破解张闻天创办《南鸿》周刊的最初动因。
一、编辑和写作经验积累的结果
早年的张闻天，可以说与报刊杂志相当有缘，不仅是报刊的热心读者，而且还经常向报刊投稿以抒心意，并曾多次担任报刊编辑。这种人生经历为张闻天创办报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7年，张闻天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当时“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思潮也传到‘河海’校园”。［1］p9在学校图书馆，张闻天经常接触的报刊有《新青年》《申报》《时报》《救国日报》和《每周评论》等，深受影响，尤其是《新青年》。他称：“五四前《新青年》的出版给了我很大影响，我的自我觉醒也于此开始。”［2］p9当然，《新青年》除了在思想上给予张闻天莫大的启迪，其办刊理念对于后来张闻天编辑和创办刊物在潜意识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9年6月23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以下简称《日刊》）创刊，成为当时南京宣传五四运动的喉舌，而张闻天即为该刊编辑科科员和重要撰稿人，“在现存的51期《日刊》中，有15期登载张闻天撰写的30多篇各类体裁的文章，也就是说，近1/3的《日刊》上有他的文章”［3］。这是张闻天首次编辑刊物，也是他第一次尝试写作。《日刊》为张闻天的编辑和写作生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此后，张闻天多次担任报刊和书局的编辑工作，经常与《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郭虞裳书信往来，探讨婚姻、恋爱、人性问题和人生感悟，创作也有很大提高。
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同沈泽民一起负责承担少年中国学会所办两个刊物――《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的校勘、出版事务，为此还结识了《时事新报・学灯》编辑宗白华。其间，他“在《少年世界》《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时论、短评、书评、散文、新诗、通信等，内容涉及劳工问题、农村问题、文化问题、家庭婚姻和妇女解放问题等”。［4］p361921年8月，张闻天经左舜生介绍进入中华书局，当了“新文化丛书”的编辑，左舜生任总编辑。当时同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李达，“对张闻天多有指点、鼓励”［5］p49。这一经历使张闻天获得了相当多的编辑经验。
1922年5月28日，经“美洲中国文化同盟”推举，张闻天被聘请为美国华人《大同报》的编辑，“负责从各种英文报导中编译本埠新闻”。［6］p411924年，张闻天从美国回国，2月应聘回中华书局继续任编辑。而对于在此期间他的创作成绩，程中原在其著作中指出：“从1921年到1924年初，张闻天在《小说月报》《创造周报》《东方杂志》《少年中国》和《民国日报・觉悟》等有广泛影响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译作和评论文章。”［7］p57同时，多本文学译著出版，成为翻译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后“因致力于革命文学创作和翻译而影响所任编辑业务，被中华书局辞退”。［8］p56
张闻天上述编辑经历，为他日后创办刊物准备了相当的业务经验，而他的创作经历则为他奠定了深厚的文学理论基础。
二、思想自我定位的归宿
早年张闻天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一个遍布新思想的年代，尤其是五四后，更是一个主义纷乱的年代。面对这一系列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思想，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定位自己，成为摆在那个年代青年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南鸿》之前张闻天对新思想的选择也经历了一个尝试、探索、迷惘到逐步自我定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最终促成了张闻天想通过创办一份杂志刊物来宣传新思想的念头。
对于张闻天初次尝试新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河海工程学校学习期间接触《新青年》的时候。而当时的张闻天也是抱着“科学救国”这一理念进入“河海”专修工程的。他称：“1917年在学校中看到《新青年》，我的思想即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对中国旧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9］p18-19但因最终感觉“学工程不是出路”，张闻天离开河海工程学校，准备留法勤工俭学，“未成，留上海”，并“开始阅读一些西洋哲学书籍，一心想找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与宇宙观”。［10］p33
1920年7月，张闻天留学日本，在学习日文的同时自学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结识了很多友人。半年的东京生活，使张闻天的志趣“从哲学逐渐向文学转移”，［11］p41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救国”之路，但道路却是曲折的，思想认同也游离不定。从日本回国的张闻天，其思想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主张无抵抗主义的泛爱哲学。之后，张闻天留学美国，美国的生活成为他人生的一大历练。
关于张闻天在美国的感受历程，我们可以从他不同时期分别给好友郁达夫、汪馥泉和胞弟张健尔三人的信中一窥端倪。1922年11月11日，张闻天在致郁达夫的信中，表达了他初到美国时的孤独、苦闷、失望，对未来目标的渺茫，以及无法改变社会状况的无奈心情。他在信中写道：“在美国一样的无味，一样的孤独！”，“我在这里实在太冷静了，虽是中国学生不少，但是差不多没有一个能讲得来话的”，不过最后他还是称：“我们要永远做少数的人，我们不要怕我们是被群众抛弃的人，因为我们是早抛弃了群众的人，我们，这少数的我们，那倒不可不携着手在黑暗中摸索！”［12］p223-224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张闻天在探索未来之路过程中的迷惘。可喜的是，他虽失望但却又透露着些许希望，可以说是消极情绪中仍带有积极的坚强因素。
1923年1月6日，张闻天在给友人汪馥泉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当时的心情。他说：“我现在的生活是无‘过去’‘现在’‘未来’的生活。王尔德说悲哀的人不知时间；我说悲哀的人，知‘过去’，知‘现在’，但不知‘未来’。”“我不日将抛弃报馆的生活。虽是我要生活，但是我不能做机器。”“这里的朋友，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终交不惯。他们以愈虚伪为妙，像我这样当然和他们‘交’不起来的了。我要找像你和泽民这样的人，检（简）直找不到。我恐怕在美国是永远孤独的人。”在信的末尾，张闻天有些近似歇斯底里地喊道：“狂人，狂人，像我们这种人在社会上是狂人，是不为大众了解的。我要去了，到黑暗无声地方去，或者到鲜红的海浪中去。”［13］p228-229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张闻天仍未摆脱初到美国时的孤独感和对未来的不知所措，还有就是自己的想法无法被现实接受和认可的苦闷。
但是1923年11月，张闻天在给其弟张健尔的信中却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乐观和向往以及对于人生意义的感悟。他说：“人生不过是不断的奋斗，战而胜固然光荣，战而败也没有什么。贫困与痛苦都是上天有意造成我们的表示，我们不应该恨它，而且还应该向它表示谢意哩。我们生有这样健全无缺的身体，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过活，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使我们的人格为无上的发展，我现在相信美的存在，精神的存在与人生的有意义了。在任何苦痛的中间，我们都可以找出人生的意义；这种意义在快乐的中间是永远找不到的。”另外，他还提到：“我大约今年年底就想回国，人家都厌恶中国，而我却不是这样。我想从中国的社会中搜出种种我所要的东西，种种我要以之表示我自己的东西。”［14］p296-297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张闻天摆脱了以往的那种被疏离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呢？原来是他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撰写文学评论中找到自我，并开始关注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生活逐渐变得充实起来，对未来的人生也充满了希望。由于心系祖国、挂念亲友，最终产生回国之意，立志观察中国社会现状，创作新小说。
回国后的张闻天开始致力于新小说的创作。针对中国文坛自五四后的贫乏状况，1924年春以来张闻天的文学创作，比如《旅途》和《青春的梦》，带有非常明显的革命色彩，“是早期共产党人倡导的‘革命文学’的最初实践，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继往开来的作用”。［15］p93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一窥张闻天当时的思想状态，开始了由“文学救国”到“革命救国”的转变，这为以后他创办政治刊物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对此，张闻天曾称：“此时，因沈泽民等的关系（当时沈已加入共产党），我开始同共产党人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董亦湘、沈雁冰、俞秀松、杨贤江等接近起来了，我开始阅读《向导周报》及《中国青年》等刊物及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籍，我很快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及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16］p94
三、社会批判意识的产物
提到对社会的不满，早年张闻天有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就是家庭包办婚姻。这让年少的他认识到封建传统礼教对人个性的束缚，想要挣脱，但最终没有成功。而他以后很多的评论文章和文学创作都是围绕着人人平等、恋爱自由、追求个人幸福这一主题展开的，比如《读杂感》《离婚问题》《赞成的对呢？还是反对的对呢？》《告彷徨歧路的青年》《青春的梦》《旅途》《恋爱了》等。
除此之外，张闻天也开始关注社会问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闻天积极参与其中，显示了他对政治的兴趣；8月，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提出要用马克思唯物史观观察社会；1920年1月，发表《农村改造发端》，开始关注农村问题；6月，发表诗《心碎》，开始关注工人问题；1922年9月，发表《知识阶级与民众势力》，称“二者犹之肉体与灵魂，缺一不可”，［17］p217等等。
而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最能促使张闻天产生创办一份刊物想法的，莫过于当时新闻界和出版界的一些不尽人意的问题。1919年8月13、14日，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45、46号上发表《随感录》，描述了当时新闻界和出版界存在的问题。在文章中，他指出：“上海某报馆一方面提倡新思潮、新文学，一方面广告上登甚（什）么‘香草美人’等广告。这是什么原（缘）故？难道因为他是国货吗？”“看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界（物），眉头就皱起来了。不是甚（什）么‘指南’、甚（什）么‘精华’，便是代数、几何……教科书，但是这尚不至害人，最可恶的……《灵魂学》《因是子静坐法》《长生不老法》……还有某生某女士‘聊斋’式的爱情、言情、苦情……肉麻小说，薄薄的一本，面上很美观，又很贱。哎！这是中国文化所寄吗？”“报纸是舆论发表所在，何等尊贵，可以封闭？何等重要，可以买通？《京报》不是北京报界的明星吗？现在什样？凡报界败类愿与众共弃之！”［18］p18-19
文章针对当时报刊界和出版界的一些劣行，比如对封建迷信和“香草美人”的宣传，欺骗大众等，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这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张闻天创办刊物的信念，以对抗之。而文中提到的《京报》，其创刊人是邵飘萍，1918年10月创办于北京，后因揭露军阀黑暗统治，支持群众斗争，于1919年8月被段祺瑞勒令停刊。对于这样一种进步报刊的最后结局，张闻天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从中可以看出在早期张闻天的心目中，报刊是大众发表自己意见的独立阵地，是神圣、尊贵的舆论场所，是不能被任何政治势力所左右、控制和收买的。
当然出版界也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这让张闻天看到了希望。1920年1月，中华书局决定要设立《新思潮社》。对此，张闻天相当关注，并提出自己的疑问和建议。他首先发问中华书局：“对于新思潮是否彻底的了解”，“是否真心的提倡新思潮，实行新文化运动，而不仅仅于金钱的关系？”他说：“假使中华书局对于新思潮并没彻底的了解，而拿提倡新思潮当为投机事业，那末不必多此一举。假使果真是出于彻底的觉悟，那末吾有几种意思，想提出讨论。”接着他提出了中华书局以后应该做的三件事情：“整顿国故”“有系统的翻译欧美丛书”和“有系统的整理近代有价值的文字”。［19］p36从中看出，张闻天的建议还是比较中肯和全面的，兼顾中外和古今，眼光比较长远。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张闻天对社会现实问题是相当关注和感兴趣的，对现实的一些黑暗面经常持批判的态度，尤其是到重庆后，对重庆当时的保守面貌非常不满，希望改变之。他称重庆为“死人之都”，指出：“没有生命的精神文明与东方文化又主宰了全中国”，“全中国就是一个‘死人之都’呵！”［20］p522
为此，他先后在重庆担任二女师和川东师范教员的时候，利用课堂和报刊积极投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引起学生和社会的强烈关注，同时也受到了反动势力的打压。但张闻天并没有屈服，而是同反动旧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为了更好地、更广泛地宣传新思想，以应对反动势力掌控的舆论阵地，张闻天萌生了创办一份政治刊物的念头。于是，《南鸿》周刊应运而生，张闻天亲自担任主编，并撰写了发刊词。
发刊词中，张闻天不仅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批判思想，而且还阐述了创办刊物的目的。他称：“我们几个人都切身的感觉到重庆这地方的空气实在太闭塞，太干燥，太腐败，并且太沉闷了。我们生活在这种含有毒质的空气中如若不取一种积极反抗的态度，我们的意志只有一天一天的销（消）沉下去，我们的头脑只有一天一天的昏乱下去，我们的情感也只有一天一（天）的冷淡下去，到末了我们都将一个一个变成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我们为得要冲破这种闭塞的，干燥的，腐败的与沉闷的空气，我们为得要鞭策我们自己的生命不使他们朝着死的路上走去，所以我们创办了这个小小的报纸。我们反抗一切压抑青年清新的思想与活跃的行动的旧道德，旧思想与旧制度。我们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的新文艺与新生活。每一个人都应该表现他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这个小报的标语！”［21］p529从中可以看出，张闻天创办《南鸿》周刊不仅仅是出于对社会的不满，对旧势力的批判，还包含着对新青年的鞭策和期望，而创刊后的《南鸿》周刊也是沿着这两个方向发展的。
综上所述，1925年张闻天创办《南鸿》周刊可以说是他早年编辑和写作经验积累的结果，是他思想逐步成熟、自我价值定位的归宿，更是他立志批判社会、试图改造社会的产物。《南鸿》周刊创刊的时候，张闻天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张闻天是以一个新文化战士的身份单身奋战的，主编《南鸿》可以算作是其个人奋战的最高峰，但毕竟个人力量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太过于渺小。1925年5月中旬，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勒令巴县知事会同警察厅将所办《南鸿》《爝光》两种出版物封禁，并勒令萧楚女、张闻天、廖划平三人，两周离渝”。［22］p665月24日，张闻天被迫离开重庆返回上海。此后的《南鸿》虽然曾以《夜鹰》的名义再次出版，但也只是出了4期就宣告结束。
从《南鸿》的创刊到最终的停刊，使张闻天认识到要对抗一个旧的社会，单靠个人和一个刊物是不行的，必须加入一个以反抗社会旧势力为志向的组织。虽然之前张闻天也加入过一些社会团体，比如少年中国学会、文学研究会等，但是毕竟它们的“科学救国”和“文学救国”等主张无法拯救当时处于民族危机的中国。后来张闻天也在其1943年12月《整风笔记》中提到：“在重庆时期，我同共产党人萧楚女、杨�公（杨尚昆的哥哥）、廖划平等熟悉，他们到处动员青年团员支持我的斗争，同我结成了反对反动学校当局的统一战线。我们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斗争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使我思想上又起了新的变化。我深深觉得要战胜这个社会，必须有联合的力量，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是做不到的，而共产党是反抗这个社会的真正可靠的力量。此时，我有了加入共产党的动机。”［23］p671925年6月初，经由董亦湘、沈泽民介绍，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此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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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学恕.张闻天早期的出版和宣传活动(上)［J］.新闻出版交流，2000，（05）.
［4］［5］［7］［9］［10］［11］［15］［16］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本）［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12］［13］［14］［17］［18］［19］［20］［21］张闻天.张闻天早期文集［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万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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