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锦涛同志为中心的党中央历来重视反腐倡廉工作，201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三令五申要坚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明确廉洁从政行为规范，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进一步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
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腐败现象不容乐观。据国际透明组织的清廉指数显示：2010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3.5分，位列78位；丹麦、新西兰、新加坡以清廉指数9.3分的成绩并列第一；香港8.4分，排在13位；台湾5.8分，排在33位。
这些数据警示我们，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任重道远，需要常抓不懈。反腐败既是公民对党和政府的要求，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不可回避的考验。因此，为永葆我党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必须把反腐倡廉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来抓，当做事关我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
近些年，从国内某高校的后勤腐败窝案、国家药监局腐败窝案、原北京国税局受贿窝案和铁路高层腐败窝案都呈现出集体腐败的特点。一群掌了权的腐败分子组成利益集团,依靠权力非法获得利益，他们在内上下联手，实行专业化的分工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使内部监督机制失效；对外则与所谓的老板结成利益同盟，导致外部监督梗阻，并在关键时刻组成高度严密的攻守同盟,步调一致，互相庇护。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某些部门急功近利，而又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使得一些部门借改革的名义集体腐败。
2011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而且也是打击权力腐败的一剂治本的良方。不从体制上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很多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挪用到中国一样会水土不服，甚至根本执行不了，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根据国外成功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但在中国却以缺诚信体系和统计体系为由迟迟难产。究其根由，就是反腐倡廉工作在某些部门和官员那里动力不足，而媒体监督和舆论监督又无法正面介入，如果作为主管部门惰政、不作为，那么整体工作就难以展开。因此，要推进反腐工作的实质性进展，必须改革作为权力运行机制的政治体制。
从每年的两会和年度关键词可以看出，公民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近些年，腐败对公民的伤害常常是以公权力对公民权的侵犯形式出现的，从“我爸是李刚”、跨省抓捕、跨省约谈到“被精神病”，百姓日益感同身受权力腐败的危害。这种感受其实反映了公民对党和政府的期待与热爱。
但目前中国社会出现一种可怕的现象：公民面对腐败行为表现出比较冷漠的态度。在一些典型案件中，我们经常看到腐败分子嚣张跋扈多年，有的边腐败边升官，有的明目张胆进行钱权交易，但很少有公民举报。有些人抱着看客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患得患失，又想举报，又怕受到打击报复。公民对腐败的容忍性越来越大，对打击腐败工作的漠视，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危险信号。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搞好各项事业的基础。反腐败斗争需要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当前，一方面要加大制度建设和惩处力度，以反腐败的新成效取信于民，激发公民参与反腐败的热情，提升公民对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心。另一方面，要进积极探索公民监督政府，法权制衡权力的有效途径，做到“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
中国作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古老国度，其对公务员的选拔任用的某些方法值得我们传承。传统中国“以德治国”，讲究公务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公务员拥有高于普通百姓的道德水准，要大公无私，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在道德层面上，公务员要高于普通民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无私奉献。这与我党的宗旨是一致的。
西方国家在治理腐败问题上也有过人之处，即制约和限制公务员的权力。认为在法律层面上，公务员的法权要低于普通民众。作为公众人物，公务员有责任让公众了解其隐私生活，如个人财产状况，亲属关系等。因为公务员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掌握百姓命运的极少数人，人民有充足的理由期望公务员廉洁奉公，心地无私。按照现在的流行看法，公务员福利待遇颇丰，只要看看2010年破纪录的146万人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事实，就能看到公务员的高福利是多么具有吸引力。其实，薪水高低与腐败的收益无法可比，只有当官员有奉献精神，这个政府才能是真正清廉的政府。权力小了，腐败的可能性就降低了，福利少了，那些为福利而来，而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来的人就会另谋高就。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反腐倡廉工作无疑是加强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一环。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政府一定能给世界一份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