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的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以基尼系数表示的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以对外贸易依存度表示的贸易开放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中国的贸易开放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贸易开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和途径。
关键词：贸易开放；收入不平等；协整；Granger因果关系
作者简介：王进（1975-），男，河北曲周人，现就职于中石化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11.1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1-25-04
一、引言
中国开放型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浪潮的强大推动下形成并发展的，中国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的历程是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映。自1992年起，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开始加速。至2009年，世界银行每年计算并公布的中国所有产品、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关税相比1992年已分别下降了79.8%、77.6%和80.1%。此外，中国还实行了一系列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大幅度削减了非关税壁垒，并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
在国家经济贸易总体战略和不断深化对外贸易具体战略的指引下，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9年的4064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40507亿元。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对外贸易额从1979年的570亿元，增至2009年末的150648亿元。与此同时，中国外贸依存度即对外贸易额占全国GDP的比重迅速增加，于2006年达到65.2%的历史高点，较1979年的11.3%提高了53.9个百分点。对外贸易无疑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深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与之同步的是，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国际上通常以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的水平，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之间表示比较合理，0.4－0.5之间表示差距过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当达到0.6时表示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88增长到1995年的0.388，到2001年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5。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93年的0.407上升到2004年的0.47，接近拉美地区水平。而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城乡入户调查数据估算出2005年、2006年、2007年3年中国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45、0.5、0.5，皆处于“差距过大”区间内。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凸显，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逐渐低迷，使得富人阶层的资产性收入骤降，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较之前两年微降到0.47。尽管这些研究在中国基尼系数估计方面有些差异，但基本上都能得出一个结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收入分配水平关系到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贫富差距扩大将会影响到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甚至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了对中国的贸易开放和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都认为目前中国国内收入差距问题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但这些研究较少涉及从实证角度分析贸易开放程度对中国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贸易开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中国贸易开放是否导致了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在理论界，贸易开放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一直受到国际经济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重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日渐高涨，此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经济学家的关注。Edwards（1997）是较早研究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学者之一，他以一国黑市汇率超过官方汇率的程度和平均关税水平作为表征贸易自由化的虚拟变量，然后用虚拟变量对1970到1980年间的基尼系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并不能显著地影响国内的收入差距。然而，Barro（2000）用进出口贸易额来表示开放程度，发现对外开放程度和国内工资差距正相关。Spilimbergo、Londono 和Szekely（1999）则认为贸易开放和工资差距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如何选择表示贸易开放的变量。在他们的实证分析中，一国国内工资差距和工人人均资本禀赋、人均可耕土地、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技术水平、贸易开放程度等都有关。Harrison 和Hanson（1999）研究了墨西哥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和该国于1985年开始的贸易改革的关系。他们发现贸易改革的确对收入差距扩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外国直接投资、出口导向政策和技术革新同样是重要的因素。Robertson（2000）发现墨西哥的贸易开放导致以前受保护行业的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对非技术熟练工人的需求减小，此外，大量外国投资流入墨西哥的同时带来了先进技术，从而增加了对技术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这两种效应共同扩大了收入差距。Beyer、Rojas和Vergara（1999）发现智利技术密集型、依赖资源投入的工业随贸易自由化而扩张，贸易改革导致工资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的下降。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了对中国贸易开放和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Shang-Jin Wei&Yi Wu（2001）借鉴了Frankel&Romer用地理位置作为工具变量的方法，以中国城市与主要出海口距离的远近作为一个城市贸易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比较了100多个中国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发现城市的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相应的城乡收入差距就越低，但文章没有解释为什么全国的总量统计数据反而呈现相反的变动趋势。何璋和覃东海（2003）同样比较了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回归方程中设立了城市是否为沿海城市的虚拟变量，论证了以贸易依存度表示的开放程度和收入差距不存在线性关系，当开放程度较低时，对外开放有利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而开放到一定程度之后，对外开放则会拉大收入差距。赵莹（2005）则发现贸易开放程度和中国国内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而且贸易开放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推动力之一。
由于指标的选取、数据来源以及实证方法的差异，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贸易开放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仍未达成共识，但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对一国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多方位的，经典的要素禀赋理论恐不足以解释收入不平等的全部原因。
三、理论模型
根据经典的赫克舍尔－俄林定理，一国出口的是那些比较密集地使用在本国较为丰裕因而便宜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进口的是那些需要在生产上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因而昂贵的要素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本文讨论的是中国贸易开放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因此将赫克舍尔-俄林定理中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要素组成的2X2X2模型中的要素设定为技术熟练劳动和非技术熟练劳动。
假设生产两种产品y1为非技术劳动密集型，y2为技术劳动密集型，需要两种生产要素，非技术熟练劳动(Li)和技术熟练劳动(Hi)。以产品2为基准，其价格为1，且保持不变，而产品1的价格为p。w、q分别表示非技术熟练、技术熟练工人的工资 ij是要素j在投入品i中的成本比例（i＝1，2；j＝H，L），且 ij=1。根据产品1，2生产的零利润条件，得到：
对（1）、（2）进行全微分，将它们写成是进口价格和要素价格百分比变化的函数，得到：
将（3）、（4）两式相减可得，
假设产品1、2的生产中劳动力的成本比例相等。即 那么，（5）可以改写成 由于产品1是非技术熟练劳动密集的，是出口商品，所以(?兹1L-?兹2L)>0。若产品1的价格上升， >0，那么 0，将导致出口部门密集使用的要素（非技术熟练工人）的报酬相对上升，而进口部门所密集使用的要素（技术熟练工人）的报酬下降。
中国作为一个非技术熟练劳动力丰裕的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出口更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非技术熟练型的产品，进口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本国非技术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应该上涨，而相对稀缺的技术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应该上升，最终技术熟练工人和非技术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差距将会变小。
四、中国贸易开放和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实证角度，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验证贸易自由化和我国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性。在数据处理上，收入差距用基尼系数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基尼系数（GINI）；衡量贸易开放的指标采用中国历年的贸易依存度（DR），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基尼系数和贸易依存度的取样时段为1983－2009，为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两个变量取自然对数，为LNGINI和LNDR。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都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虚假回归的问题，必须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1、单位根检验
对序列LNGINI、LNDR、?驻LNGINI和?驻LNDR做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检验，?驻表示一阶差分。检验结果表明LNGINI和LNDR的ADF检验值大于0.05显著性水平时的临界值，所以LNGINI和LNDR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而?驻LNGINI和?驻LNDR的ADF检验值小于0.05显著性水平时的临界值，序列?驻LNGINI和?驻LNDR都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
有些时间序列，虽然它们自身非平稳，但其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如果平稳，则这种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成为协整关系。通过上面分析，LNGINI和LNDR序列均为一阶单整，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故可考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可以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对LNGINI和LNDR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首先，估计LNGINI对LNDR的回归方程，得到LNGINIt=-0.5456+0.3181 LNDRt+ECMt，计算OLS估计的残差，得到序列：
ECMt=LNGINIt+0.5456-0.3181LNDRt
其次，检验上述模型的残差项是否为平稳序列。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的时序图表明时间趋势项和漂游项都非常不显著，所以ADF采用不包含常数项和线性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方程。ECM的ADF检验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时的临界值，因此可认为估计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这表明LNGINI和LND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1，-0.3181）为协整向量。
根据Engle-Granger两步法原理，上述协整回归方程不仅揭示了贸易依存度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度，而且反映了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协整方程式可以看出，贸易依存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会使基尼系数增加0.3181个单位。
3、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Granger原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具有误差修正的表达式存在。反映LNGINI和LNDR之间短期动态均衡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驻LNGINIt=0.02747-0.07038?驻LNDRt-0.3896ECMt-1
其中ECMt-1=LNGINIt+0.5456-0.3181LNDRt-1
误差修正模型描述了均衡误差对基尼系数短期动态的影响，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值，符合相反修正机制。从误差修正模型来看，二者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是，贸易依存度在本期相较上一期增加一个单位，基尼系数将减少0.07038个单位，这一数值远远小于长期协整回归方程的系数0.3181，对基尼系数的作用方向相反，说明贸易依存度对基尼系数的长期影响远远超过了短期影响。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3896，说明长期均衡趋势误差校正项对基尼系数的调整幅度为38.96％，具有非常强的调节作用。
4、贸易依存度与基尼系数关系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告诉我们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Granger（1969）和Sims（1972）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解决此类问题，该检验是确定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其基本思想如下：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变量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原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原因。
根据上述协整检验结果，贸易依存度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即对于贸易依存度和基尼系数之间关系而言，是属于以下哪种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1）贸易依存度显著影响基尼系数；（2）基尼系数显著影响贸易依存度；（3）贸易依存度显著影响基尼系数，而基尼系数也显著影响贸易依存度，两者互为因果关系；（4）贸易依存度与基尼系数之间互不影响，即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本文重点考察（1）\（4）两种情况，试图从中得出贸易依存度收入构成基尼系数变化的原因。
令假设 “LNDR不是LNGINI的Granger原因”、“LNGINI不是LNDR的Granger原因”分别表示为 LNDR≠>LNGINI和LNGINI≠>LNDR。判别标准是，在95％的置信区间下，概率大于5％接受原假设，小于5％则拒绝原假设。
在本文的取样范围下，Granger因果检验的最大滞后阶数为6阶，经过检验，在95％的置信水平下，在所有的滞后阶数下，皆接受原假设“LNDR不是LNGINI的Granger原因”，“LNGINI不是LNDR的Granger原因”，说明以贸易依存度为贸易开放指标的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不是中国基尼系数扩大的原因。
五、结论
从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以基尼系数表示的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以对外贸易依存度表示的贸易开放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因此，中国的贸易开放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不平等受到了不利影响。这个结论显然和传统的赫克舍尔――俄林定理及其推论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预言相违背，理论和现实的差异必然说明了有其他的力量推动了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贸易开放对熟练劳动力增加的需求造成的。而倾向于熟练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外国投资的增长、低成本资本和熟练劳动力之间的互相替代、中间贸易品的生产流向发展中国家构成了对技术熟练劳动的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
越来越多的商品生产并不局限在某一个国家内，由一个国家独立完成，而是多个国家都参与了商品生产的某个过程。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发达国家国内生产，非技术密集型的中间商品流向外部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生产。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说，这些中间商品是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又是熟练劳动密集型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熟练劳动密集程度都随之增加，进而都引起了技术熟练工人和非技术熟练工人工资差距的增加。
在现阶段的中国，大多数的技术并非自己国内创新出来的，而是通过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中国是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的国家，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国际上的最先进技术通过进口高新技术产品、外国直接投资等形式向中国扩散和转移。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资本密集度的增加，对能够运用这些技术的工人的需求必将增长，技术进步要求更多的技术熟练工人和更少的非技术熟练工人，而且跨国资本一般流向中国的可贸易品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往往集中着或正在吸引着技术熟练劳动者。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也能在中国国内造成对熟练劳动的更大的需求，进而扩大了收入差距。
此外，在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充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不断地增加非技术熟练劳动力的供给，而且由于对非技术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下降，他们的工资增长幅度不大，但是对技术熟练劳动需求增多，而且原本就稀缺的技术熟练劳动的供给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教育和培训，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熟练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更加剧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虽然中国的贸易开放和收入差距扩大有(下转33页)(上接27页)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但这是由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促进了要素分配与报酬体制的进一步市场化，所以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要素市场化改革逐渐完善，对外开放将更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丰裕的比较优势，从而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因此，贸易开放对于个人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下是不同的。中国不应该因为收入差距扩大而否定贸易开放，而是应该大力推进对外开放以促进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早日完成。同时，我们也必须同时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以维护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平稳进行。
参考文献：
[1]Edwards, Sebastian.Trade Policy,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J].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1997,Vol 87,No.2,May pp.205-210.
[2] Barro, Robert.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0,vol.5,pp.5-32.
[3] Spilimbergo,Antonio,Juan Luis Londono and Miguel Szekely.Income distribution, factor endowment and trade opennes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vol.59,pp.77-101.
[4] Harrison, Ann and Gordon Hanson.Who gains from trade reform? Some remaining puzzl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vol.59,pp.125-154.
[5] Robertson, Raymond.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Lessons from the Mexican Experience[J].World Economy,2000,vol.23,n6(June 2000):pp.827-49.
[6] Beyer,H.,P.Rojas,and R.Vergara.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vol.59,pp.103-123.
[7] Wei,Shangjin,Wu Yi.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Within China[J].NBER Working Paper 2002,No.8611,November.
[8] 何璋、覃东海.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以中国为例[J].世界经济研究,2003,(04).
[9] 赵莹.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收入差距[J].世界经济文汇,2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