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蒙昧时期，足球就已经广泛流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学校。但在不同学校间，比赛规则却不尽相同：伊顿公学禁止身体侵犯，拉格比公学则鼓励合理冲撞。当这些学生随后成为剑桥和牛津学生群体的主流后，规则的不同就成了这项运动继续普及的最大障碍。
于是在1848年，毕业于不同公学的大学生们在剑桥聚会，以寻找这一矛盾的解决办法。现代足球与橄榄球最基本的区分原则就在这次会议上得到确定：只允许用脚踢球的游戏是足球，而允许手脚并用的游戏则是橄榄球，这就是著名的《剑桥法典》。
足球随之进入民间并大受欢迎，橄榄球则进入上流社会而为贵族所青味。对两大球而言，尽管各俱乐部拥有者均为上层社会绅士，但二者的差别却已经奠定， “足球是野蛮人的文明运动，橄榄球则是文明人的野蛮运动”。
足球的草根本色，决定了人们对它的价值定位。就像维多利亚在大英帝国四处出击的全盛时期依然努力维持自己贤妻良母的清新形象一样，尽管体育运动的商业化趋势似乎难以逆转，但那时的人们依然竭力通过制度设计来维持足球的业余化和公益化定位。
直到今天，英足总仍保持着最初的决策架构，93个足总理事会理事百余年来一直掌管着这个古老足球管理机构的立法权。这些理事中，既包括英国陆军、皇家空军和海军的各1位代表，也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各1个席位，甚至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孤悬海外的英联邦国家，也都这里占据着一席之地，因为他们是“不列颠联邦的代表”。
为避免俱乐部沦为牟利工具，英足总曾规定，股东每年只能从俱乐部得到最多5％的红利。这个规定一直持续到1981年，英足总在那一年将分红比例上限提升至15％。同年，足总还废弃了禁止董事从俱乐部领取薪水的百年法则。新规则允许每个俱乐部为最多一名全职董事支付薪水，马丁・爱德华兹成为英国足球史上第一位带薪董事。
英足总甚至禁止足球俱乐部上市，因为这会影响俱乐部的公益定位。但当足球的造富能力愈加突出，这样的规定根本无法阻止球队对股市的趋之若鹜，人们总有办法绕过监管。
1991年，曼联首次上市时就没有采用“曼彻斯特联队足球俱乐部”的名字，而是以“曼彻斯特联队有限责任公司”取而代之。这是一家集团公司，其旗下包括3家子公司，分别是曼彻斯特联队商业公司、曼彻斯特联队服务公司和曼彻斯特联队足球俱乐部。此举正是为规避英足总的上述规定，这也是英国前后总计25家上市俱乐部的惯用手腕。
《博斯曼法案》的通过，最终使公益化变成足球世界里一个空洞的口号。大陆球队的成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竞争，甚至使商业化在英伦三岛变得必不可少。伟大的球队越来越集中于工业重镇，因为只有那里才能提供现代足球发展所必需的球场、观众、市场和本土赞助商。
而空有历史的球队，却只能接受被边缘化的现实。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俱乐部，谢菲尔德联队曾因发明头球和横粱而闻名于世，但如今却混迹于英格兰第五级联赛。有限的商业潜力，意味着该俱乐部几乎再也无法回归顶级联赛。
1995年，阿贾克斯夺得欧洲冠军时，其球员全部来自俱乐部10公里范围内。但现在，任何伟大球队都拥有堪比联合国的人员构成，其背后推手不是竞技，而是经济。一旦没有钱，历史悠久的阿贾克斯也只能是足坛二流豪门。想想吧，鲁尼的周薪高达20万英镑。而仅仅20年前，弗格森为伟大的舒梅切尔所支付的转会费也不过50万英镑。
商业化使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却也使足球失去了其最为人称道的草根特性。
1991年，距离俱乐部被格雷泽家族收购仅有14年，距离弗格森时代的第一座英超冠军奖杯更是只有两年时间。但当时老特拉福德的球票价格仍然维持在6英镑到7.5英镑之间，球场也还有2万个票价4英镑的站席，甚至还有大量90便士的廉价球票提供给低年龄球迷。
但现在，老特拉福德的球票价格已经和他的战绩同样出名。其普通球票的价格已经达到几十英镑，6座包厢全赛季票价则接近4万英镑，8座包厢的价格更是超过了6万英镑，这已经成了横亘在回忆与现实间的鸿沟。球队的主场越发宏伟，其中却难见那些感情真挚的底层球迷；球队的专卖店越发精美，其中却少见那些真正能够传承球队历史的珍贵记忆。
这些变故早为先人所知，但今人却仍无法遏制，这恐怕正是商业化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