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赋役合并为特征的“一条鞭法”经历了从创办到局部实施，再到全面实施的演变过程。但是，“一条鞭法”改革并没有改变税负的总额，也没有体现出儒家财政理念中所述的“轻徭薄赋”思想，它仅仅改变了税负征收的方式，从博弈角度来讲，属于零和博弈。仅仅从税收征管的角度来均平赋役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不彻底改革，给官吏带来了“寻租”的机会。
[关键词]一条鞭法；条鞭图；零和博弈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２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１１－０１３７－０５
边俊杰（１９７５―），男，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财政制度变迁。（江西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自唐中期开始，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三次里程碑式的赋役制度变迁：唐朝中期的两税法改革；明代的一条鞭法是赋役合并的里程碑；清代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改革，最终完成了赋役制度的真正合并，人丁税最终演变为以土地为征税对象的单一税，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税制统一，人头税从此取消，体现了赋役制度改革的趋势。而明代的“一条鞭法”改革则是承前启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制度变迁。学术界对此曾作了详细的论述，如明史研究的权威梁方仲[１]先生将“一条鞭法”归纳为“合并编派、合并征收、用银缴纳、官收官解”十六字特征。本文从现代税收制度改革角度进一步探索这一改革，并试图提出几点新的见解。
一、“一条鞭法”的制度积累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条鞭法”也不例外。本文认为，以赋役合并为特征的“一条鞭法”是明代中前期以及明代以前各种改革的最终结果。“一条鞭法”改革经历了从创办到局部实施，再到全面实施的演变过程。
（一）“一条鞭法”的制度准备
桂萼是“一条鞭法”的创议人①，嘉靖九年（１５３０），大学士桂萼提出编审徭役的建议，“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２]。这一建议经户部讨论，得到皇帝批准，决定于嘉靖十年（１５３１）在南赣试行，这就是最初的“一条鞭法”。
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苏松地区实行“征一法”，这一方法除归并役目、赋役合一之外，还具有力役征银、摊丁入地的性质，使最初的“一条鞭法”变得更为全面。
在这一过程发展的同时，其他地区的里甲正役改革在全国也悄然进行，虽然各地区实施方法名称各有不同，但其总体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如浙江地区实行均平银法，嘉靖四十五年（１５６６），巡抚庞尚鹏奏行《钦依两浙均平录》，浙江地区均平银制度走向制度化和正规化，其特点：一是在清核人口、丁粮的基础上，将供应中央的额办、坐办、杂办等差役及供应地方的佥均徭放在一起，通融核算，扣除优免等额，统一征银，按照丁田均平科派；二是裁革里长支应，里长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又如，福建地区实行“纲银法”，其实质也是将里甲正役各种差役汇总，按照“民米一石，准丁一丁”的折算方法，按照丁亩总征各类费用。再如，河南彰德府和信阳府之罗山县实行“会银法”亦称“办银”，其核心思想同样是按丁田通融征银，省里甲归农，会银并入条鞭内征收。
在里甲正役改革的同时，均徭法的实施也逐步在政治腐败的环境下暴露出种种弊端，诡异、花分、寄庄、投献盛行，造成了严重的均徭不均，也严重影响了田赋收入制度。为此，“十段册法”应运而生。嘉靖时期，各地区在成化时期“十段册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改革，其中，嘉靖四十年至隆庆元年，浙江巡按庞尚鹏推行的“十段册法”最有成效，“臣自祗役以来，即议立十段锦之法，通行各府州县，查将十里内丁粮，除四甲已经编过外，未编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凡官吏举监生员军灶匠丁系例应优免者，即将应免之数开列册前。如或各甲内俱有丁粮，从一甲内优免，其余免剩者造入册，与民一体编差”[３]（卷三百五十七，庞尚鹏《题为厘宿弊以均赋役事》）。需要说明一点，“十段册法”仅仅是对均徭编审对象和轮役方式的改革，并没有改变役目，但是，它在清核一县丁粮基础上将全县该年应派的徭役一并折银，扣除优免外，推算每丁、每亩应摊徭银，然后将核实的全县田土均分为十段，依段轮役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赋役的均平，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上述里甲正役、均徭法的不断改革为后来的“一条鞭法”提供了制度积累，“一条鞭法”的许多编审原则由以上经验汇总发展而来。
（二）“一条鞭法”的全面实行
据乾隆《余姚县志》载，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余姚知县周鸣实行“均徭一条鞭法”，“申银力二差一概征银”。平湖知县也推行了“条鞭均徭法”。庞尚鹏鉴于上述役法确有可取之处，于是，在浙江实行“十段册法”不久，便实行了“一条鞭法”，“乃始总核一县各办所费，各役工食之数目，一切照亩分派，随秋粮带征”，“岁入之官，听官自买办，自为雇役”[４]（第二十二册《浙江下》），实现了对余姚、平湖二县的推广。隆庆年间，应天巡抚海瑞又将庞尚鹏的做法在其境内加以推广，“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州县总于府，府总于布政司，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合而为一，凡一县丁、粮毕输于官，官为佥募，以免一岁之役”。“一条鞭法”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隆庆四年（１５７０），朝廷题准江西布政司所属州县实行“一条鞭法”，指出：“各项差役逐一较量轻重，系力差者，则计其代当工食之费，量为增减；系银差者，则计其扛解交纳之费，加以增耗，通计一岁共用银若干，照依丁、粮编派，开载各户由贴，立限征收。”“如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仍纳丁银；有丁有粮者，编为中户；及粮多丁少与丁粮俱多者，编为上户，俱照丁粮并纳，著为定例。”[５]（卷十六《职役》）此后，“一条鞭法”的实施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扩大，到了万历九年（１５８２），张居正在其全面改革中，将“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二、“一条鞭法”的制度框架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於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徵银，折办於官，故谓之一条鞭。[６]（卷七十八《食货二》）
这段话便是对“一条鞭法”最经典的描述，看似简单，事实上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税制建设的理想图景。
实际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一条鞭法”的实施程度有明显差异，但大体精神和主要内容则是一致的，即为“赋役合并、量地计丁、田赋征银、正杂统筹、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７]（Ｐ５８－５９）。为清晰起见，本文将“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加以梳理，详见图１。通过这一总图可以看出，“一条鞭法”事实上由三个层次的赋役合并。
（一）条鞭一：差役合并
这是“一条鞭法”最初的内容。“一条鞭法”实施以前，差役派发情况比较繁琐，包括里甲正役、均徭、驿传、民壮、杂派等，而各项差役又包括众多小项，如均徭力差包括铺兵、门禁、仓夫等，各项差役的课税对象和课税原则不统一。一条鞭法实施以后，各项差役合并，课税对象则变为丁田，统一用银代役，具体情况如下图２。
图２只是描述了大体的徭役合并路径，原来所编的项目最后不再细分役名，统称银差。如嘉靖四十五年（１５６６），湖广布政司将力差中的皂隶、门子、禁子、支应库子、铺夫、弓兵、铺兵、渡夫等项目按照原定数额编入银差，然后与银差中柴薪、马夫、斋膳、祭祀、乡饮等各项银两合并，一并摊入实在丁粮，不再称呼某项差银名录。[８]（卷九《元字册•食货志》）
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实施中，不同地区徭役项目、合并程度都有一定的差异。如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在隆庆初期，由于均平、均差、兵饷优免性质不同，前两者未编入一条鞭，而兵饷每两年编派一次，增减不一。[９]（卷七十八《食货二》）又如南直隶凤阳府泗州，将里甲正役、均徭、驿传、兵壮四差合并银两，向丁粮分派，但差马、灯夫等杂项未编入一条鞭。[１０]（卷五《政治志•条鞭》）而陕西西安府华阴县则将一切各项通派输银于官。[１１]（卷四《食货•条鞭规》）
（二）条鞭二：田赋合并
田赋的合并分两个方面的合并。“第一，将税粮所引为根据的田地种类及科则，化繁为简，一律均派。第二，税粮本身的合并。”[８]（卷四）明代中前期田赋制度的演变轨迹也反映了这两方面的路径，如“官民一则”的改革和“金花银”的出现。据梁方仲的研究，在田赋合并之前，洪武时期包括夏税秋粮在内田赋税目１４种，弘治时期达到了２４种以上，到了万历六年，达到了３１种以上。[１２]（卷二十四《税量一》）可见，两税税目在不同时期有都增加的趋势，名目繁多而且复杂。从输纳的形式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为依照税制的规定以米麦交纳的，名曰“本色”。一为交纳时改用金银绸缎或他物来折合米麦之价的，名曰“折色”或“折收”。
“一条鞭法”以后，各类田地和各类税目变得简化统一，如下图３。
从图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无论官田、民田，还是马场、草场、灶田等田地名称，“一条鞭法”实施以后，所有田土均称“田地”，取消了田土等级差异和性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官、民田等税率差异趋于统一，而“田地亩数”则自然而然成为应纳税粮的依据；另一方面，将复杂的税目和复杂的税收征收形式逐步合并，将各色税额并为一条来征税，体现了简便的思想，在具体派征时，将夏税、秋粮等各色攒为一个总数，除去本色米麦某项某价依旧上交以外，其余折色等所有项目，按照每石应折银若干汇总，然后根据所在区域田地若干，平均摊派于该地区所有田地内，最后求得每亩的税率，得到应该征收的赋银，官府胥吏则依据所载户籍，开载承办额数和缴税期限收取税粮和赋银。这样一来，原来复杂的税目相应取消。
另外，同条鞭一一样，各地区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差役，主要是合并程度和合并项目的差异，在此不作赘述。（三）条鞭三：赋役合并
在图２和图３的基础上，绘出“一条鞭法”的赋役合并图，见图４。
从上图可以看出，赋役合并的大体逻辑是这样的：将夏税、秋粮等各色攒为一个总数，除去本色米麦某项某价依旧上交以外，将图２中差役合并以后的“银差”与图３田赋合并以后的“赋银”合并编派，计算赋役银应该总量征收的银两，合称为“税银”，根据最终相加起来核定的“税银”摊入田地中，最后得出每田、地、山一亩该银若干，每丁该银若干，这些税银和本色米麦由官府胥吏在规定期限内征收。这样一来，以某地区田、地承办该地区的赋额，以该地区的丁、田、地承办该地区的所有役额，做到每田一亩必有役的责任。
不言而喻，赋役的合并，其实质是在田赋内增加了一种或者几种附加税，并将这些附加税制度化、正规化。在将银差摊入田赋的过程中，具体的摊派方法有多种，常见的是随田摊派和随粮摊派。至于不同地区采取哪种摊派方式，则取决于：如果某地区土地肥沃，每亩对租税的负担能力较大，则该地区随亩起派，否则随粮起派；如果某地区地籍不清，田亩数量无法准确掌握，则随粮起派。②随着历史的发展，大部分税粮改折银两，随粮摊派逐步改为随银摊派。从摊派的程度来看，不同地区也有差异，有部分摊派，也有全部摊派于田赋之中。③
综上所述，“一条鞭法”出台之前，明代赋役制度是建立在一种分类核定的基础之上的，从田赋而言，需要核定田亩权属、面积，明确田地等级，因为田赋税率甚至解送都与之相关。和明中叶以前的税收制度相比，“一条鞭法”并没有改变税负的总额，也没有体现出儒家财政理念中所述的“轻徭薄赋”思想，在定额税这一“洪武祖制”的制度规范下，它仅仅改变了税负征收的方式，从博弈角度来讲，属于零和博弈，但在实际效果来看，通过扩大税收负担面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类纳税人负担，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由于明代当时社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以及政治制度的缺陷，“一条鞭法”的积极作用，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限制，加上“一条鞭法”本身改革不彻底、无征收总额等方面的缺陷，“一条鞭法”行之不久，又趋于混乱，农民负担也日益加重，改革最终失败。
三、“一条鞭法”改革的缺陷与启示
“一条鞭法”的改革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虽然改革并未成功，但是具有很强的历史进步意义，这体现在赋役合并、简化税制、地丁合一这一趋势上。历史发展到明代，社会情况和生产力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人口流动现象增加、商品经济发展等，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及其分配主要取决于田地分配，人口的规模与分布在财政收入中的作用开始弱化。“一条鞭法”就是顺应这一潮流，将赋役合并，统一征银，课税对象转向土地，体现了摊丁入地的历史趋势，这不仅仅是税制的简化，更是通过土地这一课税对象，拓宽了税基，使税负分配更趋合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分配秩序的规范。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改革之初，税负有所均衡，穷户负担有所减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征收混乱与不均的状况，即“条鞭之善者，以均丁粮，消冒滥，息赔累，简名目，寝觊觎，屈市滑，平贫富，清册籍，一举而官民积重之弊皆反”。[１３]（卷二《赋徭考》）然而，“一条鞭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缺陷，在当今税收制度改革中给了我们很大启示，主要表现在：
（一）“一条鞭法”是一场不彻底的治标改革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一条鞭法”没有在全国范围推广。“一条鞭法”的改革主要依靠明代官僚，但是因豪强地主阻挠而没有在全国全面推广，不少地方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实行地丁双轨制，由于赋役纷杂而导致的弊端仍然存在。这说明“一条鞭法”的改革需要制度更深层面的变革，需要建立相关配套制度与之相辅相成，从而形成合理的约束机制和完善的土地制度，确保这次变革的彻底性和有效性，但这一切在封建制度的框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决定了“一条鞭法”的有限性。
第二，“一条鞭法”的改革仅仅是税收征管的改革。从本文的研究看，“一条鞭法”的主要特征是，简化合并征收项目，变徭役的多税制为单一税制；赋役征银，变力役为货币税，以货币形式取代实物税和劳役负担，改变了赋役征收的方式，实现了户丁税向土地税的过渡；取消里甲排年轮役制。按每年一县徭役等支出，征全县丁、田，田和丁共同负担徭役，含有摊丁入地因素。这些措施的实施，符合税收效率原则，有利于降低税收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管理成本。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机制配合，豪强地主和政府官吏在税收的征管中依然是弊端重重。另一方面，“一条鞭法”的改革旨在均平赋役，给广大农民带来实惠，但是仅仅从税收征管的角度来均平赋役是远远不够的，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降低农民负担，还需要从降低税率、调整税种角度进行。
（二）“一条鞭法”改革没有因地制宜
梁方仲在研究“一条鞭法”时就已经意识到，“一条鞭法”的施行，自南而北，因为南北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所以“一条鞭法”推行到北方时所遭遇的阻力较大”[１]（Ｐ２４７）。同时通过《一条鞭法年表》论证了江南地区百余年各种赋役制度改革进程。这就表明了明代“一条鞭法”改革的阻力还在于没有因地制宜。
“一条鞭法”起源于南方，具有很强烈的江南地域色彩，但是在全国推广时，往往忽视这一特点，将政策一成不变地向全国推行。由于地域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地方利益等种种因素的差异，必然会引发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直接会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张居正在其执政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认为“一条鞭法”“在南方颇便”，“条鞭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云，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１４]（卷二十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编》）但是，地方官员为了向上报功邀宠，一味照搬，加之腐败，吏治败坏，“鞭外之鞭”，土地兼并等因素，使北方农民负担更加沉重。从这一角度讲，“一条鞭法”改革的最终失败也是正常的。
总结历史教训可知，无论什么样的惠民政策，什么样的制度改革，都必须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不能一刀切。
（三）“一条鞭法”改革存在“政府创租”行为
法久必然生弊，“一条鞭法”是对明代初期以来赋役制度低效的补救之法。既然是一种补救之法，政府主导型的赋役制度改革对政府自身，包括官吏是否廉政、行政能力是否足够等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条鞭法”在设计上并不直接针对大户，“改革并没有将绝大部分差徭转移到大土地所有者身上，反而是将其扩展到大多数纳税人身上，包括那些可能只有５亩地的小户身上”[１５]（Ｐ２７－２８）。通过条鞭图可知，“一条鞭法”改革最终的征收权集中在地方。在官吏腐败、行政能力低下的情况下，薪俸微薄的州县官员无疑面临着巨大的财富诱惑，通过加征羡余、火耗等方法，获取更多利益，形成了赋役制度一推行就被破坏的局面；在官收官解的过程中，地方官吏拥有了更多权力，他们有机会在变法中分一杯羹。从这些角度讲，“一条鞭法”改革的同时，出现了“政府创租”，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或者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为官吏提供了获利机会。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必须认识到改革应避免政府创租现象的发生，从制度创新角度来讲，根据经济人行为的成本收益对比，建立新型的制度，取消租金，从制度上抑制寻租是有必要的，有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一条鞭法”的创议人为当时的户部尚书傅汉臣，也有人认为是梁材。梁方仲在研究“一条鞭法”时，详细列出了“一条鞭法”年表，但也未提出这一改革的“创议人”是谁，仅仅提出了傅汉臣是“一条鞭法”最早的＂推行人＂这一观点。但陈光焱教授根据《嘉靖实录》卷一百二十八中史料记载推敲，当时桂萼首先向梁材、傅汉臣提供了建议，然后二者只是逐字逐句向皇帝复述其建议，因而推定桂萼是“一条鞭法”“创议人”。本文采用陈光焱教授的观点。
②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十二，《查加派从粮不从亩之故》中讲：“隆庆二年……丈得松江三县上乡算米一石，准共田二亩七分三厘九毫；中乡平米一石，准共田三亩一分二厘五毫；下乡平米一石，准共田三亩六分三厘。凡有不时钱粮加派……无分上中下三乡，一概论粮加耗……若从平米上每石加派，则所派轻；从亩上每亩加派则所派重。盖粮额之轻重易见，而田数之多寡难明矣……”可以为证。
③梁方仲在《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一书中详细作了论述，本文不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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